在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中,斯大林与毛主席两位领袖的互动,藏着两种革命逻辑的碰撞。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掌舵人,习惯了以苏联经验为模板指导各国革命,却始终没能真正读懂毛主席,这种“读不懂”,贯穿了中国革命的多个关键阶段。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主导下,一直推崇“城市中心论”,认为革命必须依靠城市工人阶级,通过武装暴动夺取中心城市,才能最终取得胜利。他们把苏联的革命路径当成唯一正确的模板,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抄照搬。可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工人阶级力量弱小,农村却遍布着深受压迫、渴望变革的农民群体。毛主席在秋收起义受挫后,毅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带领部队转向井冈山,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个选择在斯大林看来完全不可理喻,他甚至直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觉得毛主席只是个“农民领袖”,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推行自己的路线,斯大林支持博古、李德等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让他们在中共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博古、李德等人照搬苏联经验,无视中国国情,下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结果导致革命根据地损失惨重,“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而毛主席坚持的正确路线,却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他本人也多次被剥夺领导权。需要说明的是,王明当时主要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执委,并非直接在中央苏区指挥作战。直到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完全摆脱共产国际的直接控制,要等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
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的关注点依然放在苏联的安全利益上。他担心中国抗战不力会让日本北进威胁苏联,所以更信任国民党的力量,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并不看好,也不愿提供实质性援助。他还通过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要求中共“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本质上就是让中共放弃独立自主,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曾提醒王明“不要代表国际,要尊重中国实际”,但王明并未听从。
可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国共两党的阶级立场不同,国民党始终想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红军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面对王明的右倾主张,毛主席反复强调“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坚决抵制放弃领导权的错误做法。这种坚持在斯大林看来,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左倾冒险”,却恰恰让中共在抗战中保存并发展了力量,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后期举足轻重的力量。
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即将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斯大林却再次表现出他的顾虑,他担心解放军渡江会破坏雅尔塔会议划定的势力范围,引发美国直接干涉,危及苏联利益。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请求调停,斯大林多次致电毛主席,施压要求中共同意和谈,实质上是想让中国停止内战,维持南北分治的局面。
毛主席对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极为愤怒,直接回电拒绝,明确表示“中国的内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他坚持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最终指挥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就连后来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见中共领导人时,也证实了斯大林曾希望中共停止进军长江的态度。而毛主席的坚决,在斯大林眼中,无疑是“不听指挥”的表现,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怀疑毛主席是“半个铁托”,担心中国会像南斯拉夫一样脱离苏联的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亲自前往莫斯科访问,核心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旧条约。可斯大林一开始根本不愿谈及此事,他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不信任,想继续保留旧条约所赋予苏联的特权,比如中长铁路共管、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等。毛主席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1950年2月14日签订条约,实际停留约两个月,前期备受冷遇,他曾对柯瓦廖夫说:“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 直白表达对谈判进展缓慢的不满。斯大林既不主动会见,也不提及条约问题,甚至婉拒了毛泽东希望苏联援助海军空军解放台湾的请求,他担心此举会引发美苏直接冲突。
直到国际上出现“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斯大林才被迫改变态度。经过艰难谈判,双方最终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同意逐步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主权。但谈判过程中,苏联依然表现出的不信任,让毛主席“一想起来就有气”。斯大林始终无法理解,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的附庸,而是要为中国人民争取完全独立和主权的政党,这种独立自主的立场,是他始终无法认同的。
斯大林的“读不懂”,本质上是把苏联的国家利益和革命模式当成了唯一标准,无法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无法理解毛主席“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核心思想。而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迷信权威,不照搬教条,在一次次艰难抉择中,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革命道路。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是斯大林的思维被苏联经验束缚,还是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太过超前?或许,真正的领袖从来都不是追随者,而是敢于根据本国国情开辟新道路的探索者。毛主席用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了这个问题最有力的答案,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坚持独立自主、为人民谋解放的伟大领袖的真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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