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友人参观了在艺丰中心举办的《何以敦煌 念念回响》展览。
我曾经在1987年随同全国人大代表参观莫高窟，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亲自接待，临别还给每人赠送了一本莫高窟壁画的画册。画册很珍贵，可惜囿于当年的印刷水平，质量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看到现今的壁画复制品，我不由得想起一段往事。
十年动乱中，以“破四旧”的名义，扫荡了无法数计的珍贵文献资料。各类图书或是付之一炬，或是化为纸浆。当年乱象，罄竹难书。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当时不但人才出现青黄不接，各种辞书和学术资料也奇缺。国家急需购买海量的科学技术资料，然而缺乏途径，也没有足够的外汇。面对这样的难题，在某领导的支持下，有关各部门采取了非常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大量翻印外国的图书资料。
当时国内的印刷技术相当落后，而且时间紧迫，怎么办？这个任务交给了香港爱国工会的印刷工人。当时香港的印刷技术远远超过国内，八十年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内很多重要的印刷物都是在香港印制的，那时社会上流行的挂历和年历片以及一些图片，当数香港印制的最精美。香港工人接受任务后很快提出办法：立即购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使用影印技术的印刷机械和进口纸张，在香港快速翻印。
于是国内各个科研、教学机构接到指令纷纷列出所需书目，汇总为成千上万种类的书单，派人分头在香港乃至欧美各国广为搜罗。与此同时，印刷机械和技师培训也都在积极准备之中。但是有人提出一个致命的问题：香港是个严格法治的社会，不经授权翻印他人著作属于侵权行为。如此大量翻印，势必无法保密，一旦事情败露，这官司如何了结？
在这紧要关头，香港工会自然想到向澳门同行求援。港澳左派工会均属同一体系，本就亲密无间，逢此国家重大任务，当然义不容辞。澳葡当局的管治能力低下，澳门海关的管理松懈，在澳门翻印，这是绝佳的选择。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便选定了印刷的场所，将机械悄悄运至澳门，又将采购的纸张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澳门工会挑选了能干而又可靠的工人，在香港工人的技术指导下，开始了日夜不停的紧张繁重的翻印工作。
最终这项光荣的任务圆满完成，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都以能够为祖国的科技文化事业复兴效劳而感到十分自豪。然而可惜的是，他们这项巨大的贡献却因事关机密而不为世人所闻。
我退休前，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当事人、澳门印刷工会的谭任远前辈，闲聊之中，他将这段甘当无名英雄的传奇经历向我娓娓道来，内中不乏曲折的细节。中国的出版史大约不会记载此事，遗憾的是我没能当场记录下来，现在时过境迁，我只能概述如上了。
巧得很，我高中崔姓同学听我说了这件事，立刻回应道：八十年代初，我儿子要学钢琴，但当时手中的琴谱很少，向朋友借也十分不便。后来经人介绍，就到山东路福州路的拐角上，有个很隐蔽的小门，走上二楼，那里是一个属于外文书店的售书点。这里专门卖由港澳（其实就是澳门）印刷的盗版书，所有书籍都印着“内部出版”几个字样，而且没有书价。我记得买了两本，一本是車尔尼299钢琴练习曲，另一本是我自己用的凯薩小提琴练习曲。当然还有许多科技方面的书籍。我想这些书就是你说的那个机密往事的产物吧。
希望印刷界有人能够知道港澳工人支援祖国四化建设的这段功绩。
作者：叶振华，生于上海，1969年下乡，1978年入黑龙江大学，1982年分配至北京西城区工作，1985年调动工作到总工会直至退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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