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泽连斯基这一次换人，动静不算大，但信号很重。国防部长说换就换，而且是在战争仍在持续、前线压力没有明显缓解的背景下完成。这种调整，如果只是例行轮岗，根本不需要总统亲自在视频讲话里反复强调“工作模式要调整”“改革要有益”。越是把话说得郑重，越说明问题不小。从什梅加尔到费奥多罗夫，看似是一个人事变动，实际上是一次方向性的转弯。
费奥多罗夫是谁？不是传统军头，不是战场指挥官，而是长期负责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系统和无人机项目的技术官员。泽连斯基在介绍他时，刻意强调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无人机生产，一个是数字化效率。这几乎等于在告诉外界，乌克兰接下来要打的，不只是消耗战，更是一场技术与体系的战争。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乌军寄希望于西方持续、大规模、稳定的军事援助，从火炮到坦克，从防空系统到情报支持。这条路在最初阶段确实奏效，但随着战线拉长、资源消耗加剧、外部支持出现疲态，单纯靠“等援助”已经越来越不现实。
泽连斯基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你会看到，他不再把国防部简单视为一个军事指挥中枢，而是开始把它当成一个高度整合的生产、调度和技术平台。谁最适合这个角色？不是将军，而是懂流程、懂系统、懂如何把有限资源压榨到极致的技术型官员。费奥多罗夫正是这种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什梅加尔并没有被彻底踢出局，而是被安排继续留在政府，负责“其他方向”的工作。这不是清算，而是调整。不是否定过去，而是承认原有模式已经走到瓶颈。战争打到这个阶段，谁还在幻想靠勇气和口号逆转局势，基本都活在叙事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整并不只限于国防部长一个岗位。布达诺夫从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转任总统办公室主任，伊瓦先科接掌情报总局。这一连串动作，明显是在重构情报与决策之间的关系。简单说，就是把情报更直接地拉进总统核心圈。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泽连斯基对战场判断的依赖度正在上升，对信息滞后的容忍度正在下降。战争越久，决策越集中，容错空间就越小。这是几乎所有长期冲突国家都会走到的一步。
但集中并不等于高效，所以他需要的是一套更快的反馈系统，更短的决策链条，更直接的执行路径。这正是“数字化官员”被推上前台的根本原因。
外界很容易把这次换防长解读为“前线不顺、有人背锅”，但这种理解其实太表面了。如果真是问责，泽连斯基完全可以用更激烈的方式切割。而现在的处理方式，更像是一次战略层面的重排。说得直白一点，乌克兰已经意识到，战争不会很快结束，而它必须学会在资源有限、援助不确定的情况下，重新组织国家机器。
无人机，被反复提及，恰恰是这种现实妥协的产物。它便宜、灵活、可量产、见效快，是中小国家在现代战争中为数不多可以拉近差距的工具。强调无人机，本质上是在承认，传统重装备的对抗空间正在收缩，而技术迭代的速度，可能比援助到账更重要。这并不是乌克兰独有的选择，而是被现实推到面前的选项。
当然，这样的调整也并非没有风险。技术官员接管国防系统，意味着军事体系内部必然会出现磨合甚至抵触。将领是否服气，军工体系是否能迅速转向，前线是否能消化这种变化，都是未知数。但泽连斯基显然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慢慢试错。
战时政治的残酷之处就在于，你可以调整方向，但不能停下来讨论方向是否完美。每一次人事变动，都是在压力下完成的选择，而不是从容状态下的设计。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换防长，其实更像是一种自救。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反复强调“与军方、指挥部、制造商和合作伙伴一起改革”，这句话听起来温和，但背后隐藏的，是对效率的极度焦虑。战争不等人，盟友也不会无限耐心。乌克兰正在被迫从“受援国思维”，向“自我维持型战争国家”转变。而这种转变，往往伴随着阵痛。
至于这次调整最终能不能奏效，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泽连斯基已经不再满足于沿着旧轨道滑行。他正在试图用一套新的逻辑，重新解释这场战争该怎么打、国家该怎么撑。换人只是表象，真正改变的，是心态。
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技术官僚推到战争核心位置时，说明它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激情无法长期支撑消耗，口号也无法对抗现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乌克兰的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更冷静、也更残酷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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