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经济深陷内外交困：美国制裁致石油出口暴跌88%、货币贬值95%，特权阶层垄断经济加剧民生危机，青年失业率25%、33%国民陷贫困。物价飞涨引爆30城骚乱，政府举措难解制裁与垄断死结。
2025年末，伊朗全国范围内的动荡打破了原本的社会平静，21个省份的30多座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骚乱，商贩集体罢市抗议经营困境，学生们走出校园加入罢课行列，抗议人群的诉求从最初单纯的物价上涨不满，逐渐升级为激烈的政治呐喊。
这场被誉为伊朗三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动荡，表面上是街头的冲突与对抗，但其内核深处，是这个石油资源大国经济体系的全面崩塌。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直观展现了伊朗经济的惨淡现状。
外汇市场上，1美元可兑换145万里亚尔，较十年前贬值幅度高达95%；国内通胀率持续高企逼近50%，其中食品价格的涨势更为凶猛，单季度飙升72%。对于普通伊朗家庭而言，每月250至300美元的收入，却要面对400至600美元的基本生活开支，收支缺口的不断扩大让生计难以为继。
当民众手中的储蓄因货币贬值缩水成废纸，当日常温饱都成为难以实现的目标，经济领域的困局最终彻底演变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外部制裁的绞杀、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与外汇体系的崩溃三者交织形成的三重致命陷阱，将伊朗拖入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
伊朗经济的致命创伤，始于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发起的全面制裁。作为全球第三大石油储量国，石油出口长期以来都是伊朗经济的支柱，更是外汇收入的核心来源，其占比一度超过全国外汇收入的60%，制裁的到来直接切断了这一关键经济命脉。
美国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实施“长臂管辖”，向众多第三国企业施压，禁止它们与伊朗开展相关贸易合作，同时将伊朗多家银行排除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让伊朗的国际金融交易陷入瘫痪。
这一系列制裁措施的落地，直接导致伊朗石油出口量断崖式下跌，从2018年的260万桶/日骤降至2025年末的30万桶/日，外汇收入随之暴跌88%，原本依赖石油出口支撑的经济体系瞬间失去核心动力。
外汇短缺成为引发伊朗经济连锁危机的导火索，各类问题接踵而至。伊朗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前三季度，央行为国内进口需求提供的外汇供应量同比减少20亿美元，仅为426.1亿美元。
而伊朗的经济结构对进口存在高度依赖，其中70%的网络设备、大量医疗用品以及工业生产所需的核心零部件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外汇的枯竭直接导致这些关键物资供应短缺，工业生产成本随之大幅飙升。
更致命的是，外汇储备的严重不足让伊朗央行彻底失去了稳定汇率的能力，本国货币里亚尔陷入“贬值-通胀-再贬值”的死亡螺旋。
回顾汇率走势，2022年时1美元还可兑换43万里亚尔，到2025年末已跌至1比145万的历史低位，三年间贬值幅度超2倍，十年累计贬值更是高达95%，民众手中的货币几乎丧失了购买力，财富被汇率波动无情吞噬。
制裁的破坏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更渗透到民生的各个角落，让普通民众的生活举步维艰。医疗领域成为重灾区，受制裁导致的禁运影响，抗癌药、胰岛素等救命药品严重短缺，据相关统计，约有600万患者因无法获得必要的治疗而面临生命威胁。
工业领域同样困境重重，大量老旧生产设备因无法进口配套零部件进行维修保养，只能超负荷运转或被迫闲置，生产效率大幅下滑，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物资供应的紧张局面。在民生领域，燃油进口受限导致运输成本大幅上涨，叠加外汇短缺引发的物资匮乏，食品价格持续暴涨。
伊朗国家统计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伊朗历1404年7月（公历2025年9月23日至10月22日），面包和谷物类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98.1%，水果干果类上涨94%，蔬菜类上涨77.7%，单季度整体食品价格涨幅高达72%，普通家庭连基本的饮食都难以保障。
如果说外部制裁是压垮伊朗经济的“致命一击”，那么内部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则是伊朗经济长期存在的“先天顽疾”。长期以来，伊朗的经济命脉被宗教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所属的企业牢牢垄断，形成了“特权集团免税、普通民众承压”的畸形格局。
国际数据显示，革命卫队的经济活动已占据伊朗全国GDP的15%以上，控制着全国高达57%的进口、30%的出口以及60%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旗下的戈尔博集团更是垄断了石油产业链，每年净利润高达28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二。
通过控制的500多家关联企业，革命卫队的商业触角已延伸到矿产、建筑、金融、超市等各个关键领域，这些政权关联企业享受着免税、免招标等诸多优惠政策，却占据了国内绝大部分经济资源。
与特权集团的强势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脆弱的私营部门和承受重压的普通民众。德黑兰商会的数据显示，在经济衰退期，政府不仅没有为私营企业提供扶持，反而不断加大税收压力，而那些占据国民经济重要份量的大型特权机构却能免于纳税。
这种歧视性的税收政策让本就艰难的私营企业雪上加霜，大量中小企业因不堪重负纷纷倒闭，国内失业率大幅飙升。其中，小商贩作为受冲击最直接的群体，因经营需要大量现金周转，在汇率暴跌的过程中，财富被直接蒸发，许多商贩被迫关闭店铺，成为此次骚乱的带头力量。
德黑兰大巴扎的罢工极具象征意义，这里曾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起源地，如今却成为民众反抗经济不公的主战场，足以看出民众对当前经济格局的不满。
经济资源的错配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境。在伊朗的国家预算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发展的预算占比微不足道，而部分没有明确经济产出的机构却拥有巨额预算。在外汇短缺、民生维艰的背景下，特权集团的垄断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更让普通民众失去了发展机会。
伊朗国内民营贷款通过率不足20%，大量中小企业因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而无法扩大生产或维持运营，众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官方数据显示，伊朗33%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000万人陷入贫困，当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时，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自然会集中爆发。
更严重的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垄断格局导致经济改革举步维艰。面对全国范围内的骚乱，伊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撤换央行行长、否决争议预算案、局部放松头巾令等，但这些举措都未触及垄断特权的核心。
政府推出的新税法虽试图向宗教基金会和革命卫队企业征税，却遭到了强大阻力，难以真正落地执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只能让经济困局持续恶化，民众的失望情绪不断累积。
经济地基的彻底崩塌，必然引发社会秩序的动荡，伊朗此次骚乱的演变路径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
抗议活动最初由商贩因汇率暴跌、税收加重发起，核心诉求集中在经济领域，但随着局势的发展，迅速升级为“打倒哈梅内伊”“恢复巴列维王朝”的政治诉求，多地出现焚烧警车、推倒政府雕像等激烈行为。
这背后，是民众对经济现状的绝望，以及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彻底不信任，经济困境已让民众对现有体制产生了严重质疑。
学生群体的加入让抗议活动更具持续性和影响力，多所大学的学生发起罢课，声援此前因抗议被捕的学生，部分大学宿舍遭到安全部队突袭，这一行为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抗议范围从最初的少数城市迅速蔓延至21省30多城，地域覆盖增长67%，安全部队在多地使用催泪瓦斯与实弹进行镇压，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冲突烈度不断升级。
民众的诉求之所以能快速从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层面，核心原因在于经济困境已严重到无法通过局部调整解决，他们普遍认为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问题的根源，只有改变体制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
外部势力的干预让本就复杂的局势更加混乱。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威胁“已做好准备干预”伊朗骚乱，此前还曾放话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弹道导弹计划。
以色列民众在境外举着伊朗国旗声援抗议活动，伊朗情报部门则指控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渗透到伊朗境内，煽动民众参与抗议，并利用AI技术伪造抗议视频扩大影响力。这些外部势力的介入，一方面为抗议活动提供了外部支持，另一方面也让伊朗政府面临内外双重压力，治理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当前，伊朗政府已陷入两难境地：若采取强硬手段镇压，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反抗，让动荡局势进一步升级；若选择妥协让步，推出相关扶持政策，在制裁未解除、垄断未打破的情况下，这些承诺根本难以兑现。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将与抗议者对话，并推出减税等措施缓解民生压力，但民众对此反应冷淡。伊朗副总统贾法也承认，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之中，缺水、缺电、缺气以及高通胀等问题相互交织，“内部团结是克服困境的关键”，然而持续的经济痛苦已让民众的团结意愿逐渐瓦解，难以形成合力共渡难关。
伊朗的骚乱本质上是一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外部制裁导致石油经济断血、外汇体系崩溃，内部垄断造成资源错配、民生挤压，两者交织形成的经济死结，让货币贬值、通胀高企成为常态，最终将民众推向街头。
尽管当前伊朗的权力核心，也就是革命卫队和宗教机构的利益绑定牢固，短期内体制可能通过“镇压-局部妥协”的模式延续，但经济根基的崩塌无法通过高压手段修复，民众的不满情绪也难以通过简单的让步平息。
要化解这场危机，伊朗需要同时突破内外两大困境：外部层面，需推动伊核协议重启，争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从而恢复石油出口和外汇收入，缓解经济运行的外部压力；内部层面，必须打破特权集团的垄断，优化经济结构，完善税收政策，让私营部门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切实改善民生。
但在当前的国际格局和国内利益格局下，这两大突破都面临巨大阻力。特朗普政府的强硬表态、以色列的持续施压，让伊朗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国内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根深蒂固，改革推进举步维艰。
可以预见，若经济死结未能解开，伊朗的动荡或将持续上演。这场由货币贬值、通胀高企引发的危机，也为全球能源大国的经济治理敲响了警钟：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再强大的政权也难以长治久安；忽视民生的发展模式，终将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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