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责任在谁？|宋教仁|赵秉钧

1913年3月20日，刚刚带领国民党赢得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选举的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准备从上海赶往北京共商国事。如无意外，作为参众两院第一大党的实际掌舵人，宋教仁在抵京后将出任内阁总理，主导组阁事宜，实现自己的宪政梦想。然而，他却没能完成这看似简单的一步，在北上的站台上，他被刺杀身亡。

宋教仁逝世后，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艰难维持的微妙平衡随之破碎。原本形势向好的中国革命迅速崩盘，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而这起影响巨大的刺杀案，也终究成了一桩谜案，真相始终未曾揭晓。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南方革命派，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最终达成妥协：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掌握实际统治权；革命派则在议会占据优势，并通过《临时约法》确立内阁制，试图以内阁与法制约束总统的权力。袁世凯虽对此心存不满与不安，但表面上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并邀请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众参议院议员前往北京共商国事。

当时看来，尽管袁世凯夺取了革命果实，使辛亥革命留有缺憾，但中国革命的整体形势仍在向上发展，似乎有着更光明的前景。宋教仁与同仁们坚信，能够通过议会和内阁解决国家分裂与对抗的问题，排除强人政治，并在未来通过政党政治实现权力的和平更替。怀着这样的信念，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踌躇满志地出发，准备搭乘从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车。

然而，就在他与前来送行的国民党同志话别之际，突然传来三声枪响。宋教仁捂着腹部倒地，痛苦呻吟。同行的国民党成员连忙将他送往医院救治。但因伤势过重，且子弹有毒，医生先后进行了两轮手术抢救，最终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案发后，举国震惊。国民党痛失一员大将，其余成员愤恨不已，要求严惩凶手，并以重金悬赏线索，自不必说。即便是与宋教仁立场相对的袁世凯，也对此事十分重视，在得知宋教仁遇刺的第一时间，他便向江苏、上海的官员发电，要求相关人员重悬赏格，限期严拿凶犯。

在各方关注下，现场行凶的武士英与被指为买凶者的应桂馨很快被缉拿归案。武士英作为直接凶手，有众多证人指认，且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宋教仁遇刺案似乎即将水落石出，但后续发展却急转直下。警方在应桂馨家中搜出了他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往来信件，其中洪述祖的信件里，有明显怂恿、鼓励应桂馨刺杀宋教仁的文字，其涉案程度极深，可谓证据确凿。

赵秉钧与应桂馨的往来电文虽无明显破绽，但他在得知宋教仁遇刺后，竟仓促说出“人谓我杀宋教仁”这样自惹嫌疑的话，实在不像是对凶案一无所知。国民党人怀疑他参与其中，并非毫无道理。洪述祖与赵秉钧均是袁世凯的心腹，两人皆牵扯进案件，难免让人猜测背后有袁世凯的授意。

不过，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若站在袁世凯的角度，杀死宋教仁实则弊大于利。毕竟宋教仁组阁虽会对他形成一定制约，但袁世凯凭借总统权力与个人威望，完全有能力迫使内阁妥协。况且国民党中有威望的人物并非只有宋教仁，即便没了他，还有孙中山、黄兴等人可供倚重。反倒是宋教仁这样的关键人物，在被袁世凯邀请进京的途中遇刺，必然会严重打击袁世凯的威望，使其在后续的政治博弈中陷入不利境地。

按照常理，袁世凯作为资深政治老手，绝不会做出刺杀宋教仁这样冲动冒险的举动。而他在案发后也表现得坦荡配合：案发之初便下令各方积极缉拿凶手，从严惩处；凶手落网后，又力主按法律框架审判。当时，以《申报》《大公报》为代表的主流舆论普遍认为，袁世凯与赵秉钧或许只想破坏宋教仁的名望，只是因用人不当，洪述祖与应桂馨自作主张，才酿成刺杀惨案。

然而，愤怒的国民党人已无暇理性分析，其控制的各类舆论刊物一口咬定袁世凯是幕后主使。抱着这一心态，国民党始终拒绝袁世凯提出的“法律框架下解决”的建议，认为一旦将案件交由政府司法系统审理，袁世凯必然会借机隐瞒真相、包庇凶手。

就在双方激烈争执之际，直接凶手武士英却离奇在狱中暴毙，使案件更添疑点。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更加坚信袁世凯是幕后主使，自认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认为想要革命成功，非武力不可。于是，1913年7月，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南方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然而，军事本就是北洋集团的强项，二次革命仅两个月便以彻底失败告终，反倒让北洋军阀彻底巩固了统治权力。

此后，袁世凯大肆破坏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取消国会与内阁，大权独揽，实行独裁统治，最终还上演了称帝闹剧。另一方面，国民党因二次革命失败，逐渐走上了模仿北洋军阀的道路。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后，不再强调五权宪法，而是将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主张革命初期应实行党魁集权，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军阀化埋下了隐患。

宋教仁案发展至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各方而言无疑都是一场失败的博弈。就案件本身而言，在最初的凶手落网后，调查与审判便很快脱离法律框架，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原本在凶手归案之初，若能让各方当庭对质，本有望查明真相，但革命派与袁世凯出于各自的政治考量，均回避了这一最有效的方式，导致案件最终不了了之，真相至今仍是谜团。

对革命派而言，宋教仁案本身便让他们痛失一员大将。虽然宋教仁在革命派中的威望并非最高，却是最能协调各方的人选，否则各方也不会同意由他组阁。案发后，革命派力图主导舆论、施压袁世凯，但其目的并未真正达成，尽管舆论氛围偏向革命派，却未能如其所愿形成“天下共讨袁”的声浪，反倒因革命派的武力讨袁倾向，使外国银行团、进步党、地方势力等中坚力量倒向了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