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钉子户”黄宏，突然从电视上消失的那几年，江湖把他传成了“被带走”“被调查”甚至“晚节不保”。可真相简单得有点无聊——一纸调令，他离开八一厂，没哭没闹，自己拎着保温杯去新单位报到，继续打卡上班。
63岁的他，如今把工位搬到西双版纳的雨林边。去年《云南映象》首演结束，观众散场，他蹲在舞台侧边的马扎上，拿湿巾一点点擦演员踩过的大脚印，像给自家地板除尘。没人认出这老头是当年一口气甩出“大锤八十、小锤四十”的小品王，只当是个固执的保洁大叔。
有人替他惋惜，“一夜回到素人”。他摆摆手：以前一年想三百个包袱，被毙掉二百五，现在一年想五个点子，能成三个，命中率反而高。
拍《乡村教师》前，他真去贵州山沟里跟老师同吃同住。早上五点升国旗，水泥地裂缝冒野草，他蹲着拍人家裤脚上的泥点，说这比横店买的做旧道具真实一百倍。青年演员吃不来苦，他一句“当年我在东北林场扛过二百斤麻袋”，就把人镇住。
小区超市的收银员记得，黄老师买鸡蛋从不挑，拿到哪盒算哪盒，“不像有些明星，把箱子翻个底朝天，还嫌贵”。偶尔被老太太拉住合影，他赶紧把刚买的韭菜往身后藏，怕味儿冲人。
曲艺家协会开会，他提前十分钟到，自己倒水、自己记笔记，散会揣着半包没发完的名片回家。名片上没“一级演员”也没“少将待遇”，只有名字和手机号，印得普普通通，像房产中介。
被问还回不回老家春晚，他摇头：把位置腾出来，让年轻人踩着我肩膀，总比他们踩空掉下去强。说完补一句，要是本子真硬，给他个老大爷角色，三句台词也行，“我涨价了，现在一盒盒饭就够”。
夜深了，他在书房改话剧《逆行者》的剧本，把“英雄”改成“普通人”，把“呐喊”改成“沉默”。屏幕右下角弹出旧日新闻：黄宏被免职。他瞟一眼，继续敲键盘，像拂去桌上的灰。
舞台灯灭，观众散场，他关掉台灯，走廊感应灯亮起，照出一句贴在门后的手写纸条——“别把自己当腕儿，就当个还干得动的老工人”。
这大概是他给自己写的最新包袱，不响，却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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