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是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亦是史学界反复讨论的重要议题。数十年来，国内以“英国宗教改革”为名的相关研究，实际多聚焦于英格兰宗教改革，而对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关注相对不足。为拓宽学术研究视野，2025年12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莉特邀爱丁堡大学历史学系约翰·麦卡勒姆（John McCallum）博士举办线上讲座，题为《苏格兰宗教改革及其不列颠遗产——兼与英格兰比较》（The Scottish Reformation: English Comparisons and British Legacies）。麦卡勒姆博士主要研究近代早期苏格兰史，研究方向集中于苏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史与文化史，近年来进一步延伸至宗教改革中的情感史研究。其代表性著作包括Exploring Emotion in Reformation Scotland: The Emotional Worlds of James Melville, 1556–1614与Reforming the Scottish Parish: The Reformation in Fife, 1560–1640等。本次讲座还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吴愁担任与谈人。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是“不列颠与爱尔兰区域史”系列讲座第二讲，同时也是国内首场专门以苏格兰宗教改革为主题的学术讲座。
一、苏格兰与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差异
在正式展开对苏格兰宗教改革的论述之前，麦卡勒姆博士从时间、进程与思想三个层面，对苏格兰与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核心差异进行了比较。
从时间上看，苏格兰宗教改革起步相对较晚。苏格兰新教力量于1559—1560年间取得政治胜利，直至1560年夏，议会才正式取缔天主教、弥撒及教皇权威，并确立新教为法定国教。相比之下，英格兰此时已先后经历新教改革、天主教反改革以及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再度改革，宗教改革的基本格局已稳定。在进程上，英格兰宗教改革由君主自上而下推动，并通过立法形式加以确立；而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关键特征在于，它并非顺应王权，而是违背君主意志，本质上是一场由新教贵族主导、反抗天主教王权的政治—宗教事件。
在思想层面，英格兰宗教改革的神学立场相对模糊。英格兰亨利八世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天主教教义，而只是拒绝承认教皇对英格兰教会的最高权威，宗教仪式中仍保留大量天主教元素。相比之下，苏格兰宗教改革则明确确立了加尔文宗。学界或许会对英格兰宗教改革的神学性质存在分歧，但对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加尔文宗属性则几乎不存在争议。此外，苏格兰宗教改革还深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在1560年以前，苏格兰新教运动常与英格兰及苏格兰政治中的亲英派力量结盟；而苏格兰王室与天主教则与其传统盟友法国属于同一阵营。
二、政治驱动下的苏格兰宗教改革
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早期迹象可追溯至16世纪20年代。1525年，苏格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路德宗书籍的进口。1528年，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因传播新教思想被处以火刑，成为苏格兰宗教改革史上的首位殉道者。汉密尔顿的部分新教思想形成于欧洲大陆，其论述主要以拉丁文写成，因此并未在苏格兰社会中引发广泛共鸣。同时，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五世持续压制早期的新教群体，尽管这一群体本身规模有限。
1542年詹姆斯五世去世后，苏格兰新教活动进入短暂的活跃期。其中有两起关键事件尤为值得注意：其一，阿伦伯爵摄政期间，一度推行具有新教倾向的政策，并采取亲英格兰立场；其二，1546年，受更激进的加尔文宗思想影响，乔治·威沙特被处以火刑，其支持者攻占圣安德鲁斯城堡，并刺杀红衣主教大卫·比顿。正是在这一时期，苏格兰最著名的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开始公开布道。然而，上述发展均属短暂。最终，亲法的天主教阵营占据了优势，诺克斯被迫流亡海外，新教力量转入地下，形成规模有限的秘密教会（privy kirks），参与者主要为部分城镇居民与贵族。
约翰·诺克斯
与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相比，苏格兰早期改革未能获得广泛民众支持，这可能与印刷业发展滞后、识字率偏低、新教思想缺乏传播载体等因素有关。这也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苏格兰宗教改革究竟为何以及如何发生的？
在非民主的时代，必须考虑高层政治，考虑苏格兰国内的政治以及其与国际政治的关联。诺克斯流亡日内瓦期间，曾往返过苏格兰，并且得到了一些苏格兰贵族的支持。此时，苏格兰的一些贵族对于亲法的玛丽·德·吉斯的统治越来越不满，而这种不满中的反天主教成分日益显著。1557年12月，部分支持新教的贵族签署盟约，结成“圣会领主”（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宣誓以武力捍卫新教。
在国内政治逐渐出现两大阵营之际，正是国际政治的介入，使得苏格兰宗教改革最终发生。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继位，英格兰重归新教阵营，其不想北边邻居是一个敌对的天主教国家，因此，英格兰新教力量便与苏格兰内部亲英的新教贵族联合。1559年诺克斯回到苏格兰，开始一系列激进的布道，引发骚乱和圣像破坏运动，导致苏格兰内部已经形成的两大阵营——亲英的新教的“圣会领主”与亲法的天主教的玛丽·德·吉斯政权——公开冲突，并在1559 年陷入内战，其最终以新教贵族的胜利告终。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国际政治因素至关重要，但宗教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加尔文宗神学为反抗天主教提供了正当性，而诺克斯强有力的布道、新教阵营的信念与军事决心，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
1559年约翰·诺克斯在圣会领主面前布道
三、苏格兰宗教改革的结果及其不列颠遗产
与英格兰国教相对温和、层级化的体制相比，苏格兰教会呈现出更为鲜明且彻底的加尔文宗特征。在教义上，《信仰告白》明确确立加尔文宗；在礼拜仪式上，形式更为简朴；在布道实践中，长老会高度强调布道功能，要求各堂区配备受过教育的牧师，通过频繁布道促使民众改宗。在纪律层面，苏格兰长老会尤为突出，通过严格的纪律体系，监督行为，惩戒罪错，强制新教礼拜，其由最基层的堂区法院（Kirk Session）来执行。当然，苏格兰长老会也承担济贫与教育功能，而且在教育领域也十分突出。至于长老会自身，其拒绝主教制，排斥王权，形成了一种相对来说更为平等、自治的架构。总体说，相较于欧洲及不列颠的其他宗教改革，苏格兰宗教改革是一场彻底而成功的改革。
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核心遗产之一，是为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奠定了基础。共同的新教信仰为1603年詹姆斯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实现王室联合（Union of the Crowns）提供了重要政治与宗教条件。然而，这种联合并未带来长期稳定。17世纪，查理一世试图将英格兰国教模式强加于苏格兰教会，引发强烈反抗，并最终导致连锁政治危机，演变为席卷不列颠群岛的内战。
四、欧洲视角与学术对话
在与谈环节中，吴愁老师从欧洲宗教改革的整体史与研究前沿出发，与主讲人展开对话。她指出，学术界认为“宗教改革是复数的宗教改革”。这一观点强调不同地区的改革在动因、神学与实践上存在根本区别：例如，德意志以路德宗为核心，依托诸侯势力实现“教随国定”；瑞士出现茨温利与加尔文的激进改革，建立共和式教会体制；英格兰由王权主导形成国教；苏格兰则由贵族联合加尔文主义者推翻天主教会。这种“复数性”揭示宗教改革本质上是地方政治、社会结构与跨国思潮碰撞的产物。她还提到学者考夫曼的观点“宗教改革是一场欧洲事件”：每个国家的宗教改革都受到欧洲的政治局势的影响。据此，苏格兰的宗教改革的确是一场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果。当然，“宗教改革也是一场媒介革命”，没有新教印刷品的传播，加尔文主义难以在偏远小王国突破地理限制。
在问答环节，来自国内外高校的众多师生围绕讲座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麦卡勒姆博士逐一作出回应。讨论内容涵盖多个层面，主要包括：英格兰与苏格兰清教徒是否具有共同特征；苏格兰新教徒是否同样经历宗教忧郁与信仰焦虑；苏格兰宗教改革期间及其后采取了何种措施以加强社会纪律；苏格兰为何最终形成较为彻底的加尔文宗改革；苏格兰宗教改革为何表现为贵族主导模式，而非自上而下的国王主导或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形式，改革派贵族的动机何在；以及宗教改革之前苏格兰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最后，主持人胡莉进行总结，她表示，鉴于国内比较缺乏对苏格兰历史的研究，因此，有关苏格兰史的系列讲座主题均是从国外学者那里“量身定制”的，旨在帮助学生与研究者结合已有关于英格兰历史的知识与研究，走进苏格兰历史研究。本场讲座不仅揭示了苏格兰宗教改革的独特性及其与英格兰的互动关系，也展示了其对不列颠群岛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从苏格兰视角出发理解英国史，有助于突破以英格兰为中心的单一叙事，呈现更为广阔而复杂的不列颠群岛历史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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