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包头市优秀专业律师团队，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精英、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评论】张万军（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在司法实践中，民间送养与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的界限认定，始终是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审理的难点。两者外在表现均可能存在“送养”子女并收取一定费用的行为，但法律定性却天差地别——前者属合法的民间互助行为，后者则可能构成拐卖儿童罪，面临严厉刑事处罚。准确区分的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目的，这需要结合案件全案事实综合研判，不能仅凭单一情节下结论。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4年，未婚女子潘某与岳某某相恋同居，2017年2月潘某怀孕，同年9月岳某某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因未婚先孕，潘某不敢告知家人，且自身无经济来源、无抚养能力，遂产生待婴儿出生后送养他人的想法。潘某的朋友熊某荣得知后，将此事告知了婚后多年无子、家庭经济状况良好且有领养意愿的曾某英。曾某英主动联系潘某，表示愿意收养，并提出可支付六七万元“感谢费”。潘某经了解确认曾某英夫妇收养愿望强烈，此前两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均未成功。
2017年11月，潘某到看守所与岳某某商议送养事宜未达成一致；12月25日潘某产下女婴，曾某英前来照顾并垫付5000元医药费（后计入“感谢费”）；12月30日，潘某再次前往看守所征求岳某某意见，岳某某因被关押无力抚养，同意由潘某自行决定。2018年1月2日，潘某与曾某英在律师事务所签订送养领养协议，约定潘某因家庭困难无力抚养将婴儿送养，曾某英自愿领养，潘某享有探望权但不得要回婴儿。同日，曾某英夫妇向潘某支付43000元、向熊某荣支付2000元后将婴儿带走抚养。经查，岳某某、潘某系案涉婴儿的生物学父母，潘某与岳某某父亲的聊天记录显示，潘某曾表示“只要为了女儿好，怎么样都无所谓”“我想了几个月了，我也没办法，我没能力，你们也没有能力抚养小孩”。
一审法院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判决，认定潘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熊某荣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三千元；曾某英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潘某、曾某英提出上诉。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宣告潘某、曾某英、熊某荣无罪。（案例来源：潘某、熊某荣拐卖儿童、曾某英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宣告无罪案）
【裁判要旨】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送养人基于生活困难、无抚养能力等原因，在充分考察收养人抚养意愿、能力、条件等因素后，将亲生子女送给该收养人抚养，并收取一定数额的“营养费”“感谢费”，综合全案情节判断其不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认定“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时，应当结合送养背景、双方经济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不能仅以数额论。
二、法理剖析：非法获利目的是区分核心，综合研判是关键路径
【张万军律师评论】本案二审法院的改判，精准践行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立法精神，为司法实践中区分民间送养与出卖亲生子女提供了清晰的裁判指引。《意见》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明确了核心区分标准——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目的，并列举了认定出卖亲生子女的四种情形，同时明确了民间送养的界定范围，这一规定的核心逻辑在于“主客观相一致”，既要考察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更要探究其主观心态。
从主观心态来看，非法获利目的的有无，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拐卖儿童罪的本质是将儿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行为人主观上以获取非法利益为核心目的；而民间送养的核心是“为子女寻找合适的抚养环境”，行为人主观上是迫于客观困难无法履行抚养义务，而非将子女作为获利工具。本案中，潘某的主观心态完全符合民间送养的特征：其一，送养动机源于客观无力抚养，岳某某被羁押、自身未婚先孕无家庭支持、无经济来源，这些客观困境是其产生送养想法的根本原因；其二，潘某对送养事宜持谨慎态度，先后两次前往看守所征求孩子生父岳某某的意见，期间还曾改变主意放弃送养，充分说明其并非急于将孩子“出手”获利，而是反复权衡子女的抚养问题；其三，潘某的聊天记录明确体现了“为女儿好”的核心诉求，而非关注钱财数额，这与以获利为目的的出卖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从客观行为来看，综合全案事实研判是避免“唯数额论”的关键。《意见》明确指出，不能仅凭收取钱财就认定为出卖行为，而应审查送养背景、对方抚养目的及能力、钱财数额及性质等事实。实践中，部分案件容易陷入“数额至上”的误区，认为只要收取钱财数额较大，就必然构成拐卖犯罪，但本案的裁判思路打破了这一误区。本案中，曾某英主动提出支付“感谢费”，从最初的六七万元降至实际支付的48000元，全程均为曾某英主动提出，潘某未进行任何索取或讨价还价，还明确表示“钱多钱少无所谓，只要她对孩子好”，这一行为特征与“为收取钱财而出卖子女”有着明显区别。
同时，对于钱财数额的认定，二审法院秉持“综合考量”原则，未仅以数额大小下结论。曾某英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此前为生育先后两次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支出巨额费用，48000元对于其家庭而言，并未超出“感谢费”的合理范围；反观潘某，生产及待产期间无任何经济支持，该笔费用本质上是对潘某生产期间支出的补偿及抚养无力的感谢，而非将孩子作为商品的交易对价。此外，潘某还充分考察了曾某英的抚养能力和意愿，双方通过律师事务所签订送养协议，明确了探望权等权利义务，进一步印证了其送养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非单纯的“交易行为”。
三、司法启示：厘清界限守护亲情，精准司法彰显温度
【张万军律师评论】本案的裁判结果，不仅厘清了民间送养与拐卖儿童罪的界限，更彰显了司法的精准性与温度，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亲生子女送养并收取费用的案件，应当坚持“全案审查、综合研判”的原则，避免“一刀切”的裁判方式。
一方面，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坚决打击借送养之名行拐卖之实的犯罪行为。对于将生育作为获利手段、明知对方无抚养目的仍送养、收取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巨额钱财等情形，应当依法认定为拐卖儿童罪，严厉惩处，以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另一方面，要尊重民间送养的合理需求，对于确因生活困难、无力抚养而送养子女，且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行为，不能简单认定为犯罪，应当将其视为合法的民间互助行为，以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此外，对于送养人和收养人而言，本案也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送养人在送养子女时，应当秉持“为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充分考察收养人的抚养能力和意愿，通过合法途径办理送养手续，避免因程序不当或行为不当引发法律风险；收养人则应当通过合法的收养登记程序收养子女，不得通过支付巨额钱财等方式变相购买儿童，否则可能触犯法律。同时，社会层面也应当加强对合法收养制度的宣传，引导有收养需求的家庭通过正规渠道办理收养手续，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儿童犯罪的发生。
总之，民间送养与拐卖儿童罪的界限认定，核心在于“非法获利目的”的判断，这需要司法机关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从主观心态、客观行为、钱财性质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研判。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精准司法，既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又保护合法的民间送养行为，守护家庭亲情与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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