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逸
自汉以降,受社会普遍崇尚厚葬风气的影响,地处西南四川等地的丧葬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孕育出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式——崖墓。崖墓,俗称“蛮子洞”,是汉代流行于岷江流域的一种仿生人住宅而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据《后汉书·冯衍传》描述:“鑿崖石以室兮,托高陽以養仙。”是有关崖墓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而川南地区葬仪中,流传着“前有照、后有靠”的说法,或许正是这一描述的生动诠释。
由于崖墓葬对石材的质量要求相对较高,而四川盆地普遍裸露的砂岩,又为崖墓的开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古人将墓穴凿在沿江临水的山崖之中,作为安葬之所。久而久之,这种崖墓葬形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土坑墓葬,并成为当时主要的墓葬形制,尤其在东汉晚期更是显得异常兴盛。
江津区长沟崖墓:一号墓
在川南富顺等地,人们习惯将“崖墓”或石洞穴称之为“蛮子洞”,而且这一叫法一直延续至今。笔者曾留意到富顺县自文物“三普”以来,其文物线索中对“崖墓”的发现极少,远远不及四川的彭山、青神、乐山等地。因此,对于富顺东汉崖墓的论述文章可谓寥寥无几。但无论如何,这些遗迹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演变成为象征性的符号,川南富顺人习惯沿用“蛮子洞”的叫法,也反映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认同感。
不久前,笔者与富顺县历史文化研究“石刻拓片工作室”一行,因访碑去到富顺县平澜村,在一山崖间寻访到一处崖墓。初步发现崖墓数量有三座,其规模大小不一,墓穴南北向,各入口离平地约2米高,依山势排列分布。
一号崖墓:墓门入口面阔约100厘米,墓穴进深约7米,横2.5米左右。由墓道、享堂、中室、棺床与后室组成,单翼拱形顶,双室结构,墓堂面积达15平方米左右。墓道砂土足有一尺厚,后室为案龛,于龛前棺床凿有两口原岩石棺,属中型合葬墓。
二号崖墓:在一号崖墓右侧,两室间地面凿有一圆形通道,直径约60厘米,壁厚约30厘米,墓室内仅遗存一石棺。墓穴入口处被泥土封掩,依形制属于一号墓的侧室。
三号崖墓:处于二号墓往南约十米远的山崖间,墓穴入口约1米,进深约3米,属单室小型崖墓,构造简单,除墓穴与残砖外,未发现其他器物。
惊奇的是,在一号崖墓的两口石棺壁上,发现分别凿刻“汉阙”浮雕各一,阙身高约70厘米,粗犷质朴而纹理清晰,且极具年代感。细微的不同之处是左石棺汉阙的体型略大于右石棺汉阙。
富顺平澜崖墓:石棺与汉阙
阙,又称象魏。据《周礼•天官•太宰》描述:象魏指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亦称为“阙”或“观”,为悬示教令的地方。因此,“阙”又象征着王族的威严,通常是成对出现,分为子阙和母阙两种类型,共同构成“子母阙”,后来常见于祠庙和陵墓,以体现礼仪与尊卑关系。因此,平澜一号崖墓双石棺汉阙应属于子母阙,即:左石棺为重檐母阙,右石棺为单檐子阙。
另外,笔者认为一号崖墓侧室(即二号崖墓)的开凿,应是古人为了便于日后“合家共葬”而添凿的墓穴,为满足葬仪和哀家增葬之用,从而精心设计出主次墓穴以备不时之需。
综上,据平澜崖墓“G”形墓堂的形制、凿痕,以及原岩石棺上的“双阙”,和墓门入口泥土中的绳纹陶片、碎砖及工艺等,初步分析与东汉时期的器物特征相符,因此就不排除平澜崖墓是一座开凿于东汉时期的崖墓群。
遗憾的是,三座崖墓中,除崖墓主体与石棺外,未发现一件更为成形的器物。但是,以墓穴周边的多个盗洞和散碎的绳纹陶片分析,又不排除在此山崖间还有崖墓或古墓的存在。
令人不解的是,平澜东汉崖墓为何没有凿刻相关的纪年铭文?似乎与东汉社会崇尚厚葬和树碑立传以广名声的行为相悖。反观东汉桓灵时期,厚葬之风最为奢靡,如王符《潜夫论·浮奢》中描述:“當時貴戚豪家厚葬行為,包括刻金鏤玉、良田造塋、多埋珍寶等。”因此,论平澜崖墓无纪年铭文的成因有五,列供参考如下:
一、厚葬之风主要体现在社会上层阶级,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的墓葬无法承担凿刻奢华装饰的成本;
二、东汉早期的崖墓题记内容通常都较为简单,对于墓主的身份也并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文字来彰显,有所交代即可;
三、偏远的川南地区还没有形成凿刻纪年、姓名和题记的风俗习惯;
四、东汉赋役制度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导致为逃避徭役的惩罚而不敢署名;
五、开凿崖墓的工匠极其普通,甚至不识字或其他原因。
但富顺平澜崖墓石棺上的“汉阙”、绳纹陶片和残砖等的出现,无疑为该处崖墓的断代、规制和定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独有偶,近日访碑于重庆市江津区沙河村“长沟崖墓群”时,在三号崖墓的门楣处,也见到与富顺平澜崖墓石棺上类似的汉阙图饰。江津“长沟崖墓群”也是由三个坐北朝南,依东西向山势分布的墓穴组成,单个规模在2~5平方米之间,属小型崖墓。但三座崖墓的入口石壁上均刻有纪年文字,因而可以明确此崖墓开凿于东汉晚期,距今至少1800年。该崖墓群除文物价值外,还有相对重要的书法研究价值,从而使得“长沟崖墓群”集年代、书法、纹饰于一身,显得弥足珍贵。长沟崖墓的形制与纪年如:
一号崖墓为龛形石棺,墓门左上刻通行隶书:延熹三年六月廿日□□(□□疑为“離安”);
二号崖墓为龛形石棺,墓门右侧刻隶书:中平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李画□(□疑为“封”字);
三号崖墓为单穴墓,墓门左侧刻隶书:延熹二年二月廿七日谢□□(□□疑为“孟”)。
于三号崖墓的墓门右侧,凿有多个阴线刻如:神像、玉带、灵芝草和寓意繁息子孙的狐狸等图饰,其门楣正中间还刻有一座类似宫殿的图案,而宫殿左右两边分别以阴线刻“汉阙”各一。
江津长沟崖墓:三号墓
以地理位置看,本同属川南的富顺与江津两地相隔约120公里,就富顺平澜崖墓汉阙与江津长沟三号墓汉阙的凿刻工艺不同点是:前者为高浮雕,后者是阴线刻。但无论怎样,二者都具有相同的寓意和属性,以富顺平澜崖墓“汉阙”推测分析如:
一、汉阙在功能上寓意为陵墓神道的入口;
二、双阙的设置与古代的阴阳观念和庄严的象征相符;
三、汉阙凿于两口石棺壁上,不排除为夫妻合葬;
四、汉阙的出现为富顺平澜崖墓断代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五、通过此崖墓可推测曾经也有少量先民生活在今富顺县平澜村一带。
由此展开调查,在富顺县龙万乡巴崖寨的山崖处,又发现一座神秘的崖墓遗迹,因无纪年铭文,故年代不详。但独特之处就在于墓穴入口门楣上的浮雕图饰,如类似“券顶砖室”的建筑和门楣正中的“十”字形梁架,四周再辅以几何图形点缀等,所有凿刻纹理都清晰可见。但墓穴内部陈设简单,仅有一“T形”排水沟,这一设计却与川南沿滩区犀牛口发现的东汉崖墓排水沟的设计理念一致,说明古人在开凿墓穴时,为避免墓穴内遭受雨水侵蚀,便凿出排水沟进行分流以确保墓室的干燥。同时说明在富顺一带,当时就已流行这样的设计,其中也透露出古人的智慧与匠心。
富顺龙万乡巴崖寨崖墓(左:墓门,右:水沟)
富顺平澜崖墓:石棺与汉阙
通过以上几处崖墓的寻访,在凿刻的纪年、图饰、设施等方面,分别有相通之处。这些凿刻痕迹,无不展现出古人的审美意趣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古人的信仰又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崖墓门楣上的纹饰图案,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审美范畴,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体现了古人寄托哀思、寻求庇护的精神世界,也展示出他们对生命宇宙的独特理解和情感表达。
尽管东汉时期的孝文化盛行,厚葬之风被视为孝行的重要体现之一,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墓葬制度,崖墓的流行也正是这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同时又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息息相关。反观东汉晚期桓、灵二帝频繁改元,其背景无非是想通过改用年号来“粉饰太平”,但也难以掩盖其日益衰败的迹象。如汉灵帝时期,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等宦官集团把持朝廷,卖官鬻爵,贵族官僚的奢靡生活导致国家财政压力增大,普通百姓陷入极度贫困中,因而爆发黄巾起义。接后有董卓胁迫汉少帝刘辩自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及曹丕控制东汉末代皇帝并迫其“禅让”等。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大量人口迁移到地处偏远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大西南,人口流入四川又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在这种环境下,厚葬之风仍然未减,其墓葬方式也就沿用了当时流行的崖墓葬。
总之,四川地区东汉崖墓数量众多,而偏远的富顺等地的崖墓数量却极少,虽然能够表明在两汉时期已有少量的先民生活在今富顺的这片土地上,但从崖墓的数量、规模和装饰,又间接表明了此地人文结构与社会经济还相对落后。
纵观崖墓的起源与流变,有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初始于西汉,发展于东汉中期,鼎盛于东汉晚期,初衰于东汉建安与蜀汉,衰亡于西晋和南北朝。无论崖墓的兴衰如何,其遗存的众多铭文与图饰,为研究两汉与六朝时期四川的墓葬制度、社会经济、建筑、纹饰与历史,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凿刻于崖墓中的纪年铭文和题记等,又为书法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如四川省诗书画院副院长冷柏青先生曾编撰《巴蜀汉代刻石》《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与同时代刻石书法的比较研究》等,就是专门针对巴蜀崖墓书法的相关论述,文中写道:“受当时社会厚葬风气的影响,除了在山体上凿造规模宏大的墓穴之外,还对墓穴进行精美细致的雕刻装饰,凿刻上纪年、纪事等文字,书体依然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这就形成了四川东汉崖墓题记书法。”
对于崖墓石壁上的铭文,不仅承载着书法艺术的研究价值,更是追溯历史脉络、探寻文化根源的宝贵线索。因此,笔者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和喜好本土历史文化研究的新人,当置身富顺平澜、重庆江津等崖墓前时,被那些凿刻于壁间的文字、图饰、设施所触动,试图通过寻访来探查这些历史遗留下的碎片。因为这些碎片的价值与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文字记录的范围,它们是除史志之外最为有力的实物见证。
于此,相信富顺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及石刻拓片工作室,随着对地方历史文化足迹的不断深入,定将探寻到更多隐匿于富顺的文化遗迹,从而为丰富地方历史文化内涵和研究古代社会的人文结构,挖掘出更多具有实证价值的素材。
来源:自贡方志
作者:张 逸(富顺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省诗书画院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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