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的冬天，那是真的冷，四川宜宾火车站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
有个穿红毛衣的女人蜷缩在角落里，那毛衣早就磨得不成样子，但在灰蒙蒙的雪地里还是扎眼得很。
路过的人都捂着鼻子走快两步，没人愿意多看这个浑身恶臭的乞丐一眼。
直到她身子彻底硬了，咽下最后一口气，被人用破草席随便一裹扔到了荒郊野外，这狼狈的一幕才算完事。
谁能想的到，这具连个墓碑都不配有的尸骨，三十年前那是整个川南地区最风光的女人？
但要是翻开那些发黄的老档案，把“恶霸地主”这些标签先撕下来，你会发现凌君如这事儿吧，复杂得多。
要说清楚凌君如的命，得先扒一扒她那个糟心的家。
在民国时候的四川，“袍哥”这词儿你绕不开，黑白通吃，跟现在的社会关系网似的，渗到了地缝里。
凌君如亲爹死的早，老妈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叫凌友臣的富农。
这继父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是当时“叙荣乐”社团里的老油条，吃喝嫖赌那是样样精通。
在这么个家里长大，还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的凌君如，虽然是公认的校花，但脑子里装的可不是什么“知识改变命运”。
她太清楚了，读书太苦太慢，哪有像继父那样在江湖上混吃混喝来得痛快？
这种价值观一旦歪了，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中学一毕业，这继父就把她推给了曹荣光做干女儿。
说是干女儿，其实大家都懂，这就是去“拜码头”，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岗前培训”。
曹荣光专门请人教她唱戏、跳舞、应酬，这哪是培养大家闺秀啊，分明就是在这个乱世里，要把她打造成一件待价而沽的高级玩物。
一九二九年，那场戏院的相遇根本就不是偶然。
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场精准的围猎。
嫁进刘家那几年，凌君如过的确实是神仙日子。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年代能奢靡成什么样。
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光是她的衣服就装满了五十个大樟木箱子。
啥概念？
就是现在的女明星也不一定有这排场。
她脚上的绣花鞋有四百多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能做到天天不重样。
那时候四川还穷得叮当响，她就已经是用法国进口香水的时髦女郎了。
每次坐着那辆挂满铜铃的人力车出门，车还没到，香味儿先飘出两条街。
这种巨大的物质满足感，给她造成了一种致命的幻觉。
她以为只要依附在权势这棵大树上，这种好日子就会像长江水一样，永远流淌下去，永不枯竭。
可是啊，历史这玩意儿，最喜欢在人得意忘形的时候给你下绊子。
这一招看似是姐妹联手，其实是蠢到家了。
这两姐妹仗着受宠，开始插手刘家的财政大权，疯狂敛财。
虽然最后她们带着私房钱跑回了老家，生活依然比普通人强百倍，但这其实是命运给她的最后一次逃生机会。
可惜啊，她没抓住，也没想过要换种活法。
真正让凌君如万劫不复的，是时代的彻底翻篇。
这可不仅仅是换个朝廷那么简单，这是对旧有一切依附关系的彻底清算。
凌君如还想着回刘家公馆分一杯羹，结果被二姨太杨仲华直接关在大门外，理都没理她。
她又想回头依靠那个继父，结果继父因为参与土匪活动，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家产全部充公。
一夜之间，昨天还是云端上的贵妇，今天就跌进了泥潭里。
在这个新社会里，劳动才是光荣的，只有干活才有饭吃。
可她呢？
除了唱戏、打牌、花钱、抹香水，她连个扣子都不会缝。
她后半辈子的悲剧，说到底不是谁在惩罚她，而是她彻底丧失了生存能力。
她带着弟弟流落到宜宾西郊的贫民窟，为了活下去，她把那枚当年价值五千大洋的钻戒卖了，把那些法国香水和漂亮衣服都卖了。
等到这些东西都卖光了，她不得不去做小买卖，甚至沿街乞讨。
那个曾经在宜宾最繁华地段招摇过市的女人，变成了一个人人嫌弃的疯婆子。
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比肚子饿更折磨人。
在那样的乱世里，她以为美貌是免死金牌，殊不知所有的馈赠，命运早已在暗中标好了昂贵的价格，而且是利滚利的那种。
短短几年时间，那个曾经风华绝代的女人就迅速衰老，看着跟六十岁的老太婆没两样。
一九六一年的那个冬天，估计是她这辈子最冷的一天。
病得快不行的她，想去成都投奔亲戚，这大概是她求生的最后一点本能了。
但死神没给她这个面子。
她在宜宾火车站停止了呼吸，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哭声，甚至连张像样的纸钱都没有。
她的一生，就像是一场绚丽又荒诞的烟火，在旧时代的夜空中炸了一下，然后在新时代的晨曦里成了灰，风一吹，啥都没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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