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八月的一天下午，上海南京路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一辆26路电车正摇摇晃晃地行驶。车厢里挤满了人，徐永卿抓着扶手站在其中。他当时四十三岁，是福州一家鱼肝油厂的副厂长。多年前，他曾在山东从事地下工作，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
电车行进间，他的目光无意中扫过车厢，突然停在一个中年男人的侧脸上。那人穿着洗得发灰的中山装，靠窗坐着，看上去和普通乘客没有什么不同。但就是这张侧脸，让徐永卿心里一震。那张脸的轮廓，特别是右边耳朵的形状，一下子把他带回到九年前。
那是一九四八年，济南快要解放的时候，一个名叫河下谷清的日本人突然失踪。公开场合中，这人总自称是反对战争的“工程师”，并表示同情中国人。
电车“哐当”一声靠站了。穿灰衣的男人站起身，随着人流下车，很快消失在四川中路的拐角。
徐永卿站在原地没动，到了下一站，他下车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烟雾缭绕中，济南城的旧影，以及那些再也没能见面的年轻面孔，纷纷浮现眼前。他踩灭烟头，下定决心，这件事必须马上上报。
这份报告层层上传，两个月后，放在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办公桌上。在司令部一间陈设简朴的办公室里，徐永卿见到了许世友。他详细汇报了经过。许世友听完，手中端着的茶杯久久没有动，问道：“济南的事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能肯定吗？”
徐永卿点了点头，回忆起抗战末期。“那时，河下谷清表面身份是‘华北交通公司’的技术员。他主动找上门，说自己痛恨日本军国主义，愿意帮助进步青年前往后方。”他停顿一下，接着说，“他提供了几个秘密接头地点，最常用的是纬八路的一处旧仓库。第一次，我们安排了六名青年学生前去。事后，河下传话来说，人都安全送到了‘那边’。”
许世友静静听着。“可是不久后，”徐永卿的声音低了些，“我在济南日本宪兵队门口，亲眼看到他从一辆日本军车上下来。后来组织内部通报，之前去的那六位青年同志被捕，全部牺牲。”
许世友起身后走到窗前：“同样的手法，他用了不止一次？”“是的。同样的手法用了两次，一共害了十二个人。”徐永卿回答得干脆。许世友转过身说道：“你把前因后果详细写下来，形成正式材料。这个人，必须挖出来。”
材料递交三天后的晚上，许世友让秘书拿来几张信纸。他拿起钢笔，直接写下五行字。这封信是写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内容简短明确：“原山东地下工作者徐永卿同志报告，前日本特务河下谷清，曾在济南伪装反战，害我十二名青年，现在可能化名藏身上海。此人危险，建议立即侦查，务必查明。”
柯庆施收到信后，在信纸顶端用红笔批下一行字：“请公安局迅速查明，结果直接报我。”批示当天就转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三处二科。科长李继成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他没有急于行动，而是带人首先扎进公安局档案室积满灰尘的旧卷宗堆里，重点查找日军遗留文件。当时盘踞华东的日军主力是第十三军，代号“登部队”。
一九五七年十月底，一份边角磨损的《长期潜伏计划名册》被翻了出来。发黄的纸页上，记录写着：“代号：尤-7。本名：河下谷清，籍贯：日本福冈，出生：陆军中野学校二期，任务：长期静默，潜伏待命。”
李继成轻轻合上档案，冷冰冰的文字和热腾腾的线索对上了。他们要找一个右耳后有疤、可能以旧货商或电器修理为掩护的“浙江人”。
查人先从户口底卡入手，要查上海市民名字中带“尤”字或发音相近的成年男子。初步筛选后，虹口区的一份档案引起了注意。登记姓名为“尤志远”，自称浙江绍兴人，一九一六年出生，一九四六年来沪，职业“旧货商”，住址在邢家桥北路。妻子姓刘，备注解放前曾当过舞女。
侦查员随即到“尤志远”住处附近悄悄走访。隔壁杂货店老板回忆说：“尤老板为人客气，但不太和邻居来往。夏天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店里修收音机，撩起头发擦汗时，右耳朵后面好像是有块小疤。”这一描述和档案中“右耳后有一厘米烫疤”吻合。
然而，发函到浙江绍兴调查，回信称“查无此人”。那份一九四六年的“户口迁移证明”，在留底存根中也无从查找。很明显这是一个完全伪造的身份。
李继成决定暂时不惊动尤志远本人，而是派人暗中监视，观察他每天行踪、接触人员以及生意往来，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破绽。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凌晨六点，上海虹口区虬江路。天还没有亮，寒气刺骨，街上空空荡荡。“志远电器修理行”的木门紧闭。李继成带领六名侦查员，已把小店前后包围。前后门、窗户及路口都有人看守。李继成上前敲响了店门。
店内传出一阵窸窣声。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尤志远睡眼惺忪的脸，身上披着件旧棉袄。“公安局的，找你了解情况。”李继成出示了证件。尤志远脸上的睡意瞬间消失。他眼睛快速眨了一下，随即垂下眼皮，侧身让开门，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侦查员进入店内。经过仔细搜查，在阁楼一个隐蔽的夹层里，找到了用油布紧紧包裹的物品：一本密码本、一台小型照相机和十九根金条。此外，还有一台能收听短波的收音机，侦查员摸了摸，外壳还有余温。这些物品被逐一摆放在店内油腻的木桌上。
尤志远，或者说河下谷清，看着这些从尘封岁月中翻出、几乎已被自己遗忘的证据，长时间沉默不语。大约半小时后，他抬起头，用中文清晰说道：“我是河下谷清。”
后面的审讯断断续续进行了几个月。河下谷清承认了在济南的罪行。他交代，那两次诱骗中国青年交给宪兵队，是为了“取得上级信任，以确保自己最重要的潜伏任务能继续执行”。
关于“尤计划”，他供述自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前接到命令，利用早已备好的假身份混入上海，任务就是像普通人一样长期潜伏，观察社会动向，不主动开展活动。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他从没有收到日方任何新的指令。
一九五八年九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以特务罪判处河下谷清无期徒刑。判决后，他被押送到安徽省白茅岭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初期他抵触情绪强烈。农场干部得知他日语较好，便安排他给其他犯人教授简单日语。
日复一日，在劳动和学习中，他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后来他在思想汇报材料中，首次提及对济南往事感到悔恨，承认那十二名中国青年死得冤枉。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考虑到河下谷清在改造期间表现较好，且已被关押十七年，他被列入特赦名单。那年年底，他登上了“上海丸”号轮船，返回故乡日本福冈。
后来，从事中日友好交流工作的人员传来零星消息，说河下谷清回国后住在福冈，深居简出，几乎从不提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一九八二年春天，徐永卿到上海出差开会。会议休息时，一位相识的老同志闲聊中提起：“老徐，还记得当年那个日本特务河下谷清吗？听说上个月在日本病死了。”徐永卿听了，只是轻轻“哦”了一声，点了点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