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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岱 资深媒体人 评论家
——评《朝天门上的银行》
翻开申平之所著长篇小说《朝天门上的银行》（重庆出版社2025年 9月版），没想到竟打开了一部近现代重庆的金融风云史。
以往，在重庆城市化历史进程的描述中，我们的叙述框架基本上将重庆定义于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和中国的工业重镇（实际上是抗战全面爆发后逐渐崛起），而金融领域明显受到忽视及遗忘；但事实上，重庆的近现代金融史早就“自己”在大笔书写了。
1891年，重庆开埠。是年3月1日，重庆海关在朝天门设立。这意味着，重庆作为中国内地的通商口岸必须对世界开放。
之后，1899年，中国通商银行西部第一家分行落户于重庆；1904年，西南首家官办银行——浚川源银行诞生于重庆；1908年，作为国家银行的大清银行也来重庆设立西南第一家分行。进入民国以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等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中精华“南四行”、“北四行”、“小四行”都纷纷将分行设在重庆，作为四川省或西南地区的管辖行。而从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并确立陪都后，处于抗战大后方中心的重庆也随之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巅峰时候，朝天门及周边地区竟聚集了233家金融机构。小说题目的指向就在于此。
曾经分布在朝天门码头附近的金融机构
历史纷繁复杂，头绪众多，小说的舞台该如何搭呢？我以为，开笔从杨氏家族和聚兴诚银行切入是合适的。从城市发展中的金融史而言，聚兴诚银行的起点和终点可谓是一条具有代表性的“聚兴诚曲线”。具体分析，这里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式的杨氏大家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特别是家族“大家长”去世后是如何变化的：二是聚兴成商号怎样演变为聚兴诚银行，其中风云激荡的历史背景与内陆城市的银行业兴衰情况如何。当然，其中诸多银行人性格和命运的展示和塑造则是艰巨的任务。
1915年3月16日，当时重庆出现了本土民族资本经营的第一家有影响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它是由杨文光和杨希仲、杨粲三父子等创立的。由于聚兴诚银行相继在万县、成都、昆明、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南京等设立分支机构，在全国也有重大影响，曾被誉为“川帮银行之首”。
不少时候，一个家长对传统大家族的兴衰起着重要影响。曾经以教书谋生的杨文光开创了聚兴成商号。从他对子女及后代的教育和培训上可见开明和务实。儿子杨希仲与堂弟芷芬被送到日本留学；后杨希仲又携手爱人陈撷芬赴美留学，而才女陈撷芬是著名的《苏报》发起人陈范之女。而正是杨希仲的眼界、雄心和人脉资源为开办银行打下了基础、解决了关键问题。
儿子杨粲三则被父亲先后派到宜昌、汉口、上海的商号当学徒，做帮手，还当上了掌柜。这颇有点像安徽人从小培养男孩经商的做法——十一二岁，往外一丢。 杨粲三在商界的历练使他见过世面，嗅觉灵敏，敢于承担，并且跟他父亲一样在关键时候也敢于冒险。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四川局势混乱，商家人心惶惶，大多不敢正常进货、发货。杨文光征求杨粲三意见。杨粲三说：“要得富，险中做。人弃我取，还是父亲十二年前发家的那招棋。至于收囤哪些货品,就得父亲亲自把关了。”于是，他们逢低吃进，囤收布匹、皮料和山货。虽局势起伏令人忐忑，但待武昌起义后大清一倒，政局趋稳，聚兴成商号赚得钵满盆满。名声大噪不说，开办银行也有了雄厚的资本金。杨粲三临机处理能力也特别强。小说写到一笔，杨粲三在船上遇到军阀李彪臣部移驻重庆，三言两语之间，就知晓他们带有不少军饷。杨粲三没费多少口舌就说动管钱军官将死钱变活钱，一上码头就把百万军饷存进了聚兴诚银行吃利息。
小说还着重从几方面写了杨粲三的“石匠”性格。所谓“石匠”，就是固执、坚硬，特别“犟拐拐”。
一是与哥哥杨希仲的关系上。杨希仲是聚兴诚银行的总经理，杨粲三是协理。哥哥管全面，包括航运、外贸，弟弟则牢牢把握并深耕银行业务。哥哥管的航运、外贸业务，经营上一直从银行调款，营收上只出不进；而弟弟并不言听计从，后来对哥哥开的条子拒不支付，不愿承担无原则的亏损，防止银行被拖累。这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兄弟间的性格冲突，而其中包含着多元化与一元化经营战略的分歧，也有如何进行日常管理、如何用人等不少分歧。根本上，杨粲三与父亲一样，为商之道坚持“强基固本”。小说中一处很有悲情意味，其中写到兄弟俩长江乘船偶然在云阳张王庙相见，先是各自检讨，抱头痛哭，然后一早却悄悄离别，分道扬镳。后来，闹得杨希仲在武汉登报申明，聚兴诚银行业务一概与他无关。父亲病死，哥哥杨希仲又吞鸦片而亡，杨粲三可以独掌大权了，但矛盾却如暗流存在。
二是与四川军阀关系的处理上，可以说杨粲三完全是茅坑里的石头，“死硬死硬”。他硬扛大军阀刘湘摊派的军费债券（之前川军的不同部队就以各种名义借款派捐数目巨大），因此他要求还旧债再买新债；口头威胁也罢，持枪威胁、抓人也罢，聚兴诚银行以关门停业、职员上街“闹事”抗争。在康心如的斡旋下，刘湘有所妥协，杨粲三也顺势妥协，冲突才了。这在社会中充分坐实了他的“石匠”性格。
三是与银行职员的关系上，杨粲三“一根筋”“犟拐拐”的性格得以充分展示。杨粲三原来答应，银行及所属公司盈利后要给职员分红利。不过一旦盈利太多，他却如貔貅，想只进不出。聚兴成商号改银行后由“成”改“诚”，其核心强调诚信。杨粲三在聚兴诚银行成都分行挤兑风波中，以诚信立世，得人帮助，也完成自救。可是在内部问题的处理上，却败于诚信二字。聚兴诚银行有明账和暗账，暗账包含着的利润应对内部适当分配，杨粲三却固执己见，搪塞应付，导致众叛亲离。他幺弟杨季谦则利用暗账问题挑起内部造反，又利用财政部次长徐堪介入，一举扳倒杨粲三，使他不得不辞职，黯然退场。这也给企业中的股东代表和掌权者敲响了警钟：一个企业初创时期，独断力在很多时候是必要的；但企业发展到较大规模，股份结构也发生变化，如果个人专断超过一定的限度，违反基本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核心精神，破坏了内部和谐，也可能被其他股东甚至“自己人”抛弃。同时，一个大家族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也难免会出现裂痕，严重时将无情地导致大家族破碎。
《朝天门上的银行》申平之 著
重庆出版社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康心如。他被重庆金融界称为“泥水匠”，意指他儒雅温良，善于居中调和。他曾经还做到了国民政府临时参议会议长的重要位置上。
1922年4月10日，重庆诞生了西部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其操盘手就是在渝经商的陕西籍人士康心如。
四川美丰银行创立时，康心如并无一点资本。当时康心如一家老小住在北平，生活没有着落。没想到重庆的盐商邓芝如来拜访他,希望他帮忙找家外商联合开银行。邓和康的父亲换过帖结拜过,他们算是世交。邓知道康曾在上海当过浚川源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熟悉银行业务。康心如找到了上海美丰银行的美国人雷文，游说他去重庆开办合资银行。雷文顾虑四川局势太乱，康心如却说恰好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打着美国的旗号可以得到保护。雷文同意合资并出任总经理。银行在美国注册。邓芝如借资让康心如入股，占6%。康心如留过洋喝过洋墨水，与老外打交道自如而沉稳。美丰银行创立初期，银行亏损严重。与康心如同为协理的邓芝如抱怨美方派驻人员薪酬等支出多致使成本过高，要求改变。双方对立。“泥水匠”康心如充分发挥他“搁平捡顺”的本事，与雷文谈而不破，而雷文将内部人事作了调整，美方日常主理人换角。从此四川美丰银行业务上有了很大的起色。
康心如深谙经营中的诚信之道。一次白象街火灾，购买了四川美丰银行债券的一个单位被烧，几十张债券也被烧得残破。康心如没有赖账，反而主动为对方调换新券，结果满城都传美丰债券，“烧成灰灰都认账”。口碑一下子立了起来。
不论商场、官场，康心如纵横捭阖、长袖善舞。四川美丰银行历经两次退股，最重要的是雷文代表的美方退股。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城区，造成重大伤亡。由此引起“打倒列强”的运动。迫于形势，雷文安排关门停业。但康心如担心发生挤兑风潮，遂心生一计，提议美方退股，让刘湘的部下接盘（康保证能赚钱），结果三方皆大欢喜。另一次则是邓芝如退股，也顺利解决。可见，康心如临危不乱，善于把危机转变为良机。
康心如善于利用老乡之情谊进行上下周旋。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中宣部部长、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等陕籍名人都举家搬进了康公馆借宿。康公馆也成了大的交际平台，常有官方、军方和商界人士来来往往。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48年，国民政府加强管制经济，推行币制改革，特别是在银行系统强推金圆券。而康心如习惯性地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以致酿下大错。与有的银行将大量美元资本等抽逃到香港不同，康心如将多年积累的黄金美钞连同即将出口换汇的物资悉数缴兑，兑换金圆券三百余万。这是第一家将资本金换成金圆券的重庆银行。不久金圆券崩溃，美丰银行也难以为继了。
小说中也写到康心如的高光时刻。日本军机对重庆进行无差别大轰炸之后，他积极活动，广泛联络银行界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为稳定金融、稳定市场、安抚百姓献计献策。康心如作为代议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继承者。”
小说中另一个角色是刘航琛。这是一个个子小、能量大的人。刘航琛是经济奇才，能力犹如八爪鱼，四面八方都会抓钱。
小说着重写了刘航琛作为“能人”的一面，他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可说是得心应手。仅举几例：
一是重庆铜元局严重亏损问题。军阀王陵基兼铜元局局长请刘航琛整治。刘航琛改铸铜元（改大为合适）,让聚兴诚银行代发银元铜元，不过9个月，就将四十五万欠账全部冲平，还赚了九万元利润。
二是刘湘请他整顿财务。他建议提高全体官兵薪饷，但今后不能随意支借；归并三十五家税务机关,成立税捐总局,由刘湘亲兼总办,委托财政处管理,并着手裁员六千人。他估算六千人一人舞弊每月一百元，数目可达六十万元之多（最后结果远超此数）。一增一减，刘湘所部军饷缺口和日常拖欠得以解决，还堵住了税务漏洞。另外，收益很大。
三是烟款风波。由于禁烟总局囤积烟土而不按时付出烟款，致使川盐银行开出了七百万元期票不能按期兑现，引发危机。刘航琛深知症结在禁烟总局，经他组织磋商,采取所有持票人以七成期票、三成现金向禁烟总局赎回烟土自行销售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四是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遇到的粮食危机。蒋介石点名刘航琛想法解决问题。刘航琛提出两点：“第一要全部准备现钞,取消原粮食局付定金征粮的方法。因为粮食一直在涨,农民收了定金也不会痛快交粮;第二,请委员长派一名身边的侍从官与我同行,我管采购他管钱,万一今后有说我贪污的谣言,我脱得了身。”他深入收粮一线，结果，“一天之后,有六万石上船起运；七天之内,各种轮船运至重庆的粮食达到九万石；一个月之内,四十八万石粮食堆进了全重庆的粮仓”。这为解决抗战大后方重庆百姓的吃饭问题立了大功。
如果要研究民国重庆经济史，刘航琛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在政界、军界都担任过不少要职，还兼任过川殖银行董事长、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他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是否就出自他的本心呢？小说写出了他的复杂性。
首先，他父亲的遗训是叫他不当官。起初，他也谨记。然后，他从泸州跑到重庆，是为“躲官”。他在重庆开了一个店铺卖酒被无端查封，经理被押到巴县大牢。他去找北大同学何北衡帮忙——当时川军及政经文化界中有一帮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人，他们相互提携。何很快帮了，但以此为条件，将他推荐给了王陵基当顾问，这才有了整治铜元局的事。这当官多少有点“被逼无奈”。
关于当官，刘航琛向母亲与妻子解释过：“我没有完全听从他老人家的遗训,但我相信我做的官,不是奴颜婢膝一类的。”
确实，他性格耿介，不阿谀奉承。他给王陵基当顾问谈了三个条件，第三个就是一旦整治好铜元局，让他马上辞去铜元局长的职务。刘湘请他整顿财务，他直接问：是帮忙还是帮办。掌管财务后，他可以挡住刘湘按老习惯批的支付条子。他的意思是，你可以枪毙我、开除我，但不能乱了财务。这些做法，在官场上颇为另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进入了“历史的最后时刻”。蒋介石启用著名报人王云五关起门来搞币制改革，其做法看似“中立”“开明”，以避免尽用“自己人”的指责，实则幼稚、荒谬。因为非经济专业人士实则连大账也算不清楚。王云五几人搞的币制改革很快失败，其维持的时间正如刘航琛所算——但即或算得非常清楚，又能改变历史的趋势吗？而且，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面前，他怎么也算不出自己的官场悲剧和人生晚景……
这是一本相当真实的金融小说，信息量也相当大。除以上外，小说还用不少笔墨写到潘昌猷（潘文华的弟弟）、吴受彤、宁芷邨、吴晋航、汤子敬、张公权、陈光甫等银行家和企业家，其中涉及众多银行的竞争，还有民生轮船公司为买船发债的事等。当然，还有重庆在西部金融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的记录。如创立第一个银行同业组织——重庆银行业公会，第一家银钱业票据交换所，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等。
金融小说不好写，但申平之写了。
2025年9月21日
米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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