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润之，我看你今天是发烧了，而且烧到了39度！”
1958年9月，武汉东湖宾馆的会客室里，空气仿佛瞬间被抽干，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站在一旁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此刻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两条腿都在打哆嗦，因为正在拍着桌子吼叫的这个倔老头，指责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梅白此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冲上去捂住这老头的嘴，毕竟在那个全国上下热情高涨、锣鼓喧天的年代，谁敢这么跟主席说话？这已经不是胆子大的问题了，这简直就是在玩火。
但这老头不仅说了，还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脸红脖子粗，似乎今天不把理说明白，这事儿就没完，哪怕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争个高低。
02
这敢跟毛主席拍桌子的“狂人”，名叫李达。
提起这个名字，可能有些朋友觉得陌生，但在党内，那可是响当当的元老级人物，资历老得吓人。
咱们把时间倒回到1921年，上海，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李达就是发起人之一，那时候他才31岁，意气风发，当时毛泽东还得喊他一声“鹤鸣兄”。
李达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认死理，性格倔得像头牛，一旦认准了什么道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当年陈独秀搞家长制那一套，李达看不惯，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李达一气之下，甚至在1923年脱了党，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但他干的事儿一点没少，翻译《共产党宣言》，搞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那个黑云压城的年代，他硬是靠着一根笔杆子，被誉为“理论界的鲁迅”。
1949年，天终于亮了。
毛主席没忘记这位老战友，亲自派人把李达接到了北平，两人一见面，那个亲热劲儿就别提了，毛主席喊他“鹤鸣兄”，他喊毛主席“润之”，这在党内可是独一份的待遇。
毛主席知道李达的心结，特意发话：“李达同志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需要候补期。”
就这样，李达重新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后来当了武汉大学的校长，按理说，这下该安享晚年，享享清福了吧？
可李达偏不，他那双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只要看到不对劲的事儿，不管是多大的官，他都要冲上去咬两口。
03
时间来到了1958年，这年头是个特殊的年份，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躁动的味道。
全国上下都在搞“大跃进”，到处都在放卫星，那气氛热烈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这个县亩产万斤，明天那个公社炼钢赶英超美。
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出了两幅大标语，红底黑字，特别刺眼，其中一幅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这标语一出来，把正在搞调研的武汉大学学生给震住了，这帮学生也是实诚，赶紧回去汇报给了校长李达。
李达一听，火冒三丈，手里的茶杯差点没摔了，这哪是马克思主义啊，这明明就是唯心主义嘛！
他直接给梅白打电话，语气冲得很，劈头盖脸就问：“梅白，这个口号是不是省委批准的？”
梅白在电话那头都懵了，赶紧解释说不是，这是下面县里自己搞的。
李达不管那么多，气得胡子都在抖，直接扔下一句话：“我要见润之！我要当面问问他，这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梅白吓得不轻，心想这老头是吃了枪药了，但主席那边听说鹤鸣兄要见他，立马安排在东湖宾馆。
李达一进门，没寒暄几句，甚至连口水都没顾上喝，直奔主题，那架势不像是来叙旧的，倒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李达盯着毛主席的眼睛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主席那时候也正在兴头上，看着老友这么严肃，就笑着打圆场，递了根烟过去：“这个口号嘛，有两重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长征……”
话还没说完，李达直接打断了，手一挥：“你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这就是错误的！”
这下好了，两个人直接杠上了，火星子四溅。
毛主席举例子说即使是困难也能克服，人定胜天嘛，李达就反驳说凡事都有度，不能胡来，科学就是科学，不能靠吹牛皮。
吵到最后，李达急了，直接甩出了开头那句狠话：“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
这场面，简直就是火星撞地球，旁边的梅白想死的心都有了，生怕主席一怒之下把这老头给办了。
04
争论是不欢而散，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梅白送李达回去的路上，心里还在打鼓，心想这下完了，老校长这脾气也太冲了，这可是当着最高领导人的面啊，这不是找不自在吗？
李达坐在车上，气还没消，还在念叨，手指头敲着车窗框：“如果不纠正这种唯心主义，中国人民是要吃大亏的！润之他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送完李达，梅白战战兢兢地回到东湖宾馆，准备挨批，毕竟这人是他带来的，出了这么大的篓子，他肯定脱不了干系。
没想到，推开门一看，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神情倒是平静了下来，没有想象中的雷霆震怒。
看到梅白进来，毛主席吐了一口烟圈，突然问了一句：“梅白，你觉得李达这个人怎么样？”
梅白哪敢乱说，支支吾吾的，脑门上的汗还没干呢。
毛主席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刚才我和鹤鸣兄的争论，是我错了。”
这一句话，让梅白彻底愣住了，以为自己听岔了。
毛主席接着说：“孔夫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听了鹤鸣兄的话，虽然很逆耳，但他是对的。他这人啊，是真正的人，这种敢讲真话的朋友，太难得了。”
要知道，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能保持清醒已属不易，敢当面顶撞最高领导人的，更是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
大家都忙着顺着杆子往上爬，忙着喊口号，只有李达，像个不合时宜的“傻子”，死死抱着真理不撒手。
毛主席不仅没生气，还让梅白代他向李达致意，感谢他的直言相谏，这份胸襟，确实不是常人能比的。
他们争的不是面子，是真理，是国家的前途，是四万万老百姓的饭碗。
05
后来的历史证明，李达是对的，而且对得让人心疼。
那种违背科学规律的浮夸风，确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些亩产万斤的卫星放上天，地上的老百姓却勒紧了裤腰带。
李达用他的倔强和原则，在那个特殊的时刻，留下了一道不一样的光，虽然微弱，但足够刺眼。
他不仅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战士，一个敢于为了真理得罪任何人的战士，哪怕那个人是他最敬重的老战友。
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至今还流传着老校长的故事，每当人们提起那场东湖宾馆的争论，都会竖起大拇指。
不为别的，就为那句“润之，我要单刀直入”，就为那份在举国狂热中保持清醒的孤勇。
这种“真”，在任何时代，都是最稀缺的奢侈品，比金子还贵重。
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东湖的水依旧波澜不惊，但当年那场关于真理的争吵，那两个湖南老乡的对话，却像一声警钟，久久回荡。
这故事吧，说到底就是两个人的一场架，但这场架吵出了水平，吵出了境界。
李达这辈子，就像块又臭又硬的石头，谁的面子也不给，但这块石头，却是那段历史里最坚硬的基石。
一九六六年8月24日，李达在孤独和痛苦中离世，他至死都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
在他走后，那些曾经攻击他、嘲笑他不识时务的人，后来大多在历史的洪流中不知所踪。
只有那句“我是错误的”，穿越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依然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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