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总理,这人我真不能要,您还是把他送别处去吧!”

1972年,北京。一向以胆大包天著称、号称“旋风司令”的韩先楚,此刻正握着电话,脑门上全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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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是周恩来总理,手里拿着一份名单,也是一脸的难色。

能让韩先楚这个连美国人都敢硬刚的猛将认怂,这人到底是谁?

说出来吓你一跳,这人叫王建安

这名字在红四方面军那是响当当的“双子星”之一,论资历,那是老得不能再老的前辈;论战功,那是把国民党名将王耀武打得没脾气的狠人。

但也就是因为资历太老、性格太直,到了1972年,竟然成了个“烫手山芋”,哪个军区都不敢接。

当时韩先楚的理由很充分,他对着电话那头诉苦:“总理啊,我这儿已经有个陈再道了,您再给我塞个王建安,我以前还是他手下的连长呢,您让我这司令怎么当?这不乱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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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吧,还真怪不得韩先楚犯怵,也不是韩先楚不讲党性,实在是这事儿太尴尬了。

你想想看,那个年代的部队最讲究什么?讲究个山头和资历。韩先楚虽然战功赫赫,但在红军时期,他不过是个连排级干部,而王建安那时候已经是军政委级别的首长了。

让昔日的老首长来给自己当副手,这就好比让老师给学生当助手,这工作怎么开展?话轻了人家不听,话重了又是对老首长不敬,这简直就是把韩先楚架在火上烤。

更要命的是,福州军区当时已经安置了一位“大神”——陈再道。陈再道那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以前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现在在韩先楚手下当副司令。韩先楚每天那是小心翼翼,生怕哪里照顾不周。这要是再来一个脾气更硬的王建安,韩先楚觉得自个儿这“旋风司令”怕是要变成“受气司令”了。

但周总理也是没办法。1972年,正是老干部落实政策的关键时期,几百号将军等着安排工作,每一个都是对革命有功的人,每一个都要安排得妥妥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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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对着名单也是愁得睡不着觉,这王建安如果不去福州,还能去哪?回济南?那是老部下的地盘,更尴尬。去沈阳?那边也在调整。算来算去,还就是韩先楚这里最合适。

所以,哪怕韩先楚在电话里推脱,周总理这次是铁了心了,他在电话里语气变得异常坚定:“就把人放在你那里!有什么困难,我来解决!”

02

要说这韩先楚怕王建安,除了资历压人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王建安这个人的“狠劲儿”。

这事儿得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的延安,那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直接让王建安在党内出了名,也让他跟另一位猛将许世友结下了长达十几年的梁子。

那时候红军刚长征结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因为张国焘的问题,正在抗大接受批判。这事儿本来是党内的思想教育,但是对于那些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将来说,心里那个憋屈啊,简直没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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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那个暴脾气,大家是知道的,他在抗大里是越想越气,觉得这是在整人。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在宿舍里一拍桌子,对着几个老战友吼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们回四川打游击去!”

这可不是一句气话,许世友是真的动了真格的。他当时联络了几十号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连路线图都画好了,时间都定好了,眼看这就是一场震惊中央的“出走事件”。

在这群人里,王建安一开始也是热血上涌,觉得老战友受了委屈,走就走呗,大不了重新拉起一支队伍打鬼子。

但是,就在出发前的关键时刻,王建安“反水”了。

那一晚,王建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脑子里那是两个小人在打架,一边是多年的战友兄弟情,一边是党纪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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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然意识到这事儿不对劲:党内有矛盾,那是家里吵架,关起门来怎么说都行。但这拉队伍走,那就是分裂红军,那就是背叛革命啊!这性质可就完全变了。

想通了这一层,王建安是一身冷汗。他二话不说,那是连夜爬起来,转头就找组织把这事儿给捅出去了。

这下好了,许世友还没出门就被抓了。在那次审判大会上,许世友气得脸红脖子粗,指着王建安大骂:“你个叛徒!出卖战友!”

这梁子,一结就是十几年。在那个讲究江湖义气的年代,王建安这种“告密”的行为,在很多人私底下看来是不地道的。但站在党性的高度,王建安这一手,那是挽救了红四方面军的一批干部,也挽救了许世友。

你说这么个连老战友都敢“大义灭亲”、原则性强到吓人的主儿,韩先楚敢要把他放在身边吗?万一哪天自己工作没做到位,这位老首长再来这么一下子,谁受得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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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两人闹僵了,但毛主席看人的眼光,那绝对是毒辣的。主席心里清楚,不管是许世友还是王建安,那都是党的忠臣,都是能打硬仗的虎将。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打到了关键时刻,济南战役迫在眉睫。这时候,毛主席使出了一招绝的。

当时济南城里坐镇的是国民党的王牌战将王耀武,手握十万重兵,城防工事那是固若金汤。华东野战军要啃下这块硬骨头,非得用最硬的牙口不可。

毛主席在西柏坡,专门把王建安找了来。一见面,主席就笑眯眯地握着他的手,开门见山地说:“王建安同志,这次让你去山东,是请你出山打大仗的!”

王建安一听有仗打,眼睛都亮了。但他没想到的是,主席接下来的安排,那是让他心里咯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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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着地图说:“你去山东兵团,给许世友当副手。”

这要是换了别人,估计当场就得犯嘀咕。谁不知道他和许世友那是“死对头”啊?这两只老虎放在一个山上,那还不得打起来?

但王建安毕竟是王建安,他二话没说,当场表态:“听主席的!只要能打胜仗,个人恩怨算个屁!”

等王建安风尘仆仆到了山东,许世友那边也是得到了消息。这许和尚也是个直性子,一听说老搭档来了,那是早早地就在指挥部门口等着。

两人一见面,那个场面,并没有大家担心的剑拔弩张。

许世友拿出一坛子酒,两个大碗往桌上一摆,对着王建安说:“自从延安分手,咱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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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也是豪爽,端起碗一饮而尽。

这就是老一辈军人的胸怀。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的那点恩恩怨怨,真的连下酒菜都算不上。

那场仗打得是真漂亮。这两个山东大汉联手,那是如有神助。

王建安负责具体的攻城指挥,许世友负责总调度。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仅仅用了八天八夜,硬是把蒋介石吹嘘成“金城汤池”的济南府给拿下了。

当王耀武被俘虏的时候,估计他都没想明白,这共军怎么就这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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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两句话,不仅仅是胜利的口号,更是这两个老冤家用命换回来的信任。

04

说完了以前的事儿,咱们再把目光拉回到1972年。

王建安在建国后,那是也没闲着。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就带着第9兵团入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跟美国人硬刚,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身体实在扛不住了,才回国养病。

1956年授衔的时候,虽然因为当时没有具体职务差点错过,但毛主席没忘了他,最后还是授予了上将军衔。

可是到了1972年,情况变得复杂了。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很多老将军都靠边站了。王建安也是赋闲在家,心里那个急啊,觉得自己还能干,不想就这么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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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也是为了这事儿操碎了心。他给田维新下了死命令:“你先找韩先楚谈,工作必须安排!”

韩先楚一开始确实是拒绝的,他跟田维新倒苦水:“田主任啊,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为什么非要往我这儿塞?我这儿庙小,真供不起这两尊大佛啊!”

田维新没办法,只能如实向总理汇报。

周总理听了,那是很少见地发了火。他在电话里对韩先楚说:“这是组织的信任!王建安同志党性强,不会给你添乱的。开会的时候,我亲自跟你谈!”

总理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韩先楚还能说啥?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行,总理您放心,我一定照顾好老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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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王建安带着简单的行李,以后备干部的身份,来到了福州军区。

那时候,福州军区上上下下都捏着一把汗。大家都觉得,这位传说中的“黑脸包公”,来了以后肯定得新官上任三把火,指不定要怎么折腾呢。

韩先楚更是做好了当“受气包”的准备,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把最好的车备好,生怕哪里怠慢了。

可接下来的事,让韩先楚,让整个福州军区的人,都彻底傻眼了。

05

王建安到了福州,既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没有摆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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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韩先楚给他安排的那些“特殊待遇”全给推了。

他对韩先楚说:“我来是工作的,不是来享福的。给我一间普通的办公室,一辆能跑的车就行。”

在福州军区的那几年,他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下基层。而且他下基层,有个死规矩:不准前呼后拥,不准层层陪同,不准吃请。

有一次,他去视察一个海防团。那个团在海岛上,条件艰苦。团里的领导一看副司令来了,那是激动坏了,赶紧让炊事班杀了一只鸡,又去老乡家里买了几斤海鲜,凑了一桌好菜。

王建安进屋一看,脸当时就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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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着桌上的鸡鸭鱼肉,问那个团长:“战士们今天中午吃什么?”

团长支支吾吾:“吃……吃大锅菜,白菜炖豆腐。”

王建安把筷子往桌上一摔,那个声音大得吓人:“那我也去吃大锅菜!这桌子菜,你们谁爱吃谁吃,我不吃!”

说完,他转身就走,真的端着个大搪瓷碗,蹲在战士堆里,呼噜呼噜吃起了白菜豆腐。

那一刻,在场的干部脸上火辣辣的,比挨了一耳光还难受。从那以后,整个福州军区都知道了,王副司令不吃请,谁要是敢搞特殊,那就是往枪口上撞。

还有一次,一位老部下看他身上的军装都洗得发白了,领口都磨破了还在穿,就劝他换套新的:“老首长,您这衣服也太旧了,换套新的吧,又不缺这点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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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眼一瞪:“这不还能穿吗?补一补又不丢人!咱们国家还不富裕,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时候大家才明白,当年他举报许世友,不是为了保自己,是真的心里装着党,装着原则。这样的人,心里干净,眼里揉不得沙子。

韩先楚后来跟人提起这位老领导,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私下里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咱不如他啊。”

1980年7月25日,这位为革命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军,病重住院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把夫人叫到床边,费力地留下了最后的遗嘱。这一幕,简直是让人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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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给子女安排前程,他就说了五条规矩:

“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组织遗体告别;第四,不通知生前好友;第五,不要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这五条遗嘱,每一条都是在打那些搞形式主义的人的脸。

这哪里是个上将的葬礼?这连个普通干部的排场都不如啊!

王建安走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是为了做官,有些人活着是为了做事,而王建安,是为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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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辈子,得罪过人,受过委屈,也被误解过。

但你看他最后的选择,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他不给组织添麻烦,不给国家浪费一分钱。

现在的我们,总在说什么是“不忘初心”。

看看王建安将军的这“五个不”,你就全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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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正的“狠人”,对自己狠,对特权狠,唯独对老百姓,心最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