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北平刚解放没几天，倒春寒还挺厉害。
中南海的警卫连正盯着大街呢，突然来了个奇怪的“乞丐”。
这人一身长袍脏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手里提着个破皮箱，胡子拉碴，瘦得跟骷髅似的。
乍一看，也就是个在乱世里没讨着饭的落魄书生。
警卫刚想拦，这人却不慌不忙地递进去一封信，嘴里只说了两个字：“归队”。
没过多久，里面的首长竟然连衣服都没扣好就跑了出来，一把抱住这个“乞丐”，眼圈都红了。
你要是去翻翻当时国民党的绝密通缉令，准会被吓一跳。
这个“乞丐”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悬赏金额高得吓人。
为啥？
因为他的履历实在太“硬”了：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拥有少将军衔的警务高官，甚至还是军统上海站的核心骨干。
一个人，把汉奸、特务、高官这三个要命的身份演了个遍，最后还能毫发无损地找回组织。
这剧本，连现在的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咱们今天不扯那些大道理，就聊聊李时雨——这个中国谍战史上最“不务正业”，却又不小心混到了最高职位的潜伏者。
故事还得从一九三九年的天津说起。
那时候李时雨刚接到的任务，其实挺枯燥，就是混进伪职系统搞点情报。
谁知他那个法学学士的文凭太好使，加上办事利索，竟然被大汉奸陈公博一眼相中。
这下麻烦大了。
陈公博是谁？
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
被这种人看上，意味着你要站在聚光灯底下，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李时雨当时就慌了，赶紧给延安发报：官做得太大了，太显眼，请求撤离。
结果延安的回电就几个字：“大胆往上爬。”
这不仅是命令，简直就是一场心理豪赌。
组织早就看透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一个全是流氓和文盲的伪政权里，一个懂法律、讲规矩的“技术官僚”，反而是最好的伪装。
既然组织发话了，李时雨把心一横，开始了他的“升迁记”。
他这一爬不要紧，直接干到了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还混了个少将军衔。
这身分（份）实在太好用了，你想啊，谁会去怀疑一个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起草《连坐法》、制定治安条例的人，竟然是共产党的眼线？
最绝的是，他利用自己参与立法的机会，在那些严苛的条文里故意留了几个不起眼的漏洞。
这就好比现在的程序员在代码里留了个后门。
后来很多被捕的地下党，就是律师在法庭上钻了他留下的这些空子，硬是把死罪辩成了活罪，最后无罪释放。
这招简直是神来之笔，叫“合法抗日”。
如果说在汪伪那边是“困难模式”，那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李时雨直接开启了“地狱模式”。
当时很多潜伏者都趁乱撤回了解放区，但李时雨没走。
他要做个让所有人都捏把汗的决定：利用自己“伪高官”的资历，去投奔国民党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戴笠。
这事儿吧，听着就离谱。
戴笠最恨的就是“骑墙派”，李时雨这是往枪口上撞啊。
但李时雨把那个年代的人性吃得透透的。
当时国民党急着接收日伪的资产，急着抢地盘，最缺的就是熟悉上海情况的“地头蛇”。
李时雨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为了混口饭吃不得不给日本人干活，现在只想找个新靠山”的旧官僚。
戴笠生性多疑，但他有个毛病，迷信“唯才适用”。
特务们把李时雨查了个底朝天，全是当伪官的黑历史，反而证明了他跟共产党“八竿子打不着”。
于是，最荒诞的一幕出现了：李时雨摇身一变，成了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的组长。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只猫混进了老鼠窝，还当上了粮仓管理员。
他利用这个职位，把军统在上海的人员名单、行动计划，甚至针对中共高层的暗杀名单，全搞到了手。
很多时候，国民党的绝密行动还没出大门，情报就已经摆在了延安的桌子上。
有一次，军统策划暗杀一位民主人士，方案刚定下来，目标人物就突然“人间蒸发”了。
军统内部查得鸡飞狗跳，抓了好几个替死鬼，可谁也没怀疑到那位整天笑眯眯、只会埋头整理档案的李组长头上。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一九四六年，戴笠那架飞机撞了山，军统内部大洗牌，毛人凤上台开始清算旧账。
这一次，李时雨没躲过。
他被秘密逮捕，关进了号称“阎王殿”的提篮桥监狱。
这是真正的生死关头。
老虎凳、辣椒水、电刑…
那些听着都让人哆嗦的刑具轮番上阵。
只要他吐出一个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哪怕是为了少受点罪，这辈子也就交代了。
但李时雨是个绝顶聪明的“老油条”。
他没喊口号，而是咬死了一个逻辑：“我给日本人干事那是为了吃饭，给戴局长干事是为了赎罪。
我就是个听喝的，通共？
那是绝对没有的事！
这简直是污蔑！”
他利用自己精通法律的优势，把审讯变成了一场拉锯战。
特务们手里确实没有实锤，面对这么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角色，也是没招。
加上他平时伪装得太好了，最后只能以“汉奸罪”判了他七年多。
在监狱里，为了不让特务看出破绽，他每天打坐念佛，看起心如死灰，跟个看破红尘的和尚似的。
真正的潜伏者，不仅要骗过敌人，有时候还得把自己的心跳都给骗过去。
这一等，就是三年。
等到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监狱管理也乱套了。
李时雨凭着敏锐的嗅觉，在特务执行最后的“清理计划”之前，家里人凑钱把他保释了出来。
他没敢耽搁，带着老婆孩子连夜跑到了香港，最后辗转回到了北平。
这就是开头那一幕的由来。
回到组织后，李时雨重新穿上了军装。
他没要任何特殊待遇，也没到处吹嘘自己的功绩。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凭着记忆，把这十五年来脑子里记下的所有敌特网络、潜伏名单，全部默写出来交给了组织。
这些名单，对于建国初期肃清残余特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说是帮新中国扫清了最后一批暗雷。
后来，在他的档案里，关于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只留下了极其简单的一行备注：“代号红码437，任务完成，已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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