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围台演习落下帷幕之后,岛内最先感受到的,并不是某一条新闻带来的情绪刺激,而是一种距离被突然拉近的现实感。演习区域逼近台岛,“封控港口”的科目被摆到明面上,很多人不需要再去拼接零散信息,就已经能够把“如果真的要动手,会从哪里开始”对应到具体场景里。

港口、航路、补给、人员流动,这些原本属于日常运转的环节,在那几天里被强行套上了军事含义。威慑并不是靠反复强调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动作本身,让人意识到这些选项已经被放在桌面上。

这种压迫感一旦进入政治层面,很快就会引出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台北接下来会怎么应对。赖清德的选择其实并不难预测,他并不是那种会在不同力量之间反复权衡、慢慢试探的人。作为民进党“新潮流派”一路推上来的角色,他的政治支撑来自岛内最强调组织性、也最擅长动员的派系。

这种结构本身就决定了,他更习惯用进攻姿态来解释局势,而不是通过收缩姿态来降低风险。再加上他的上位过程几乎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挫折,使得他更容易把压力当成推动局面的动力,而不是警示信号。遇到不利环境时选择加码,对他来说反而更像是一种惯性反应。

但赖清德所面对的压力,并不只来自岛内。围绕台海展开的外部博弈也在同步推进,而且已经开始显露出更直接的对抗形态。大陆此前针对美国军工体系展开过一轮系统性的反制动作,一次性制裁多家美国军工企业,同时点名相关高管;大陆海警还公开展示了带有“拦截美国军火”指向的海报。

这一系列动作并不是零散姿态,而是把“军售链条”本身当成一个可以被处理、被压缩的对象。对外界而言,这等于提前摆明了一点:对台军售不只是政治象征,它同样可能被纳入现实对抗的范畴。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围绕“内部动员”或“社会管控”的说法,都更容易被理解为在为下一阶段的对抗做心理铺垫。

也正是在演习结束后的这个时间点,赖清德很快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元旦讲话中,他把“强化防务”“提升防卫预算”放在了显眼位置,同时继续使用“大陸侵略扩张”的定性,并把预算受阻的原因指向岛内蓝白阵营。整套话术并不复杂:外部威胁被放大,内部阻拦被点名,这样一来,政策选择就被推向“只能更强硬”的方向。

对岛内听众而言,这样的表述最直接的效果,是重新划分立场边界,把人区分为“配合”与“阻力”两类。军演带来的紧张感并没有被消化,而是被迅速转化成更强烈的政治动员。

几乎在同一时间,司法层面也出现了一个足够醒目的节点。“三中案”二审宣判,蓝营前“民代”蔡正元被判3年6个月,而马英九等5人无罪。单从案件本身来看,判决有其法律脉络,但当时间点与当下的政治气氛叠加在一起时,很难不被赋予额外解读。

蔡正元这些年多次公开批评赖清德和民进党的路线,在当前环境下,他更容易被视为“不服从”的代表人物。对许多人来说,真正引发警觉的并不是刑期的长短,而是一个问题开始变得具体:如果政治分歧被不断司法化,接下来会轮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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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岛内围绕政治与司法关系的讨论逐渐升温之际,一名具有明显美国背景的人物公开对赖清德发出喊话。曾在五角大楼担任所谓“台湾科”科长、也曾出任雷神台湾分公司总经理的美籍华裔胡振东,抛出一种极端说法,宣称大陆所谓“收台”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依靠“第五纵队”从内部瓦解台岛。

紧接着,他把岛内反对“台独”、支持统一的民众一并归入“第五纵队”,并公开鼓动当局进行“严惩”,还呼吁发动社会举报。这种话术的危险之处,并不在于逻辑是否成立,而在于它直接把政治分歧转化为“内部敌人”的问题,把社会讨论推向相互指认、相互怀疑的方向。

从他过往的经历和所处的位置来看,这样的说法指向并不模糊。一方面,它配合了“以台制华”的整体叙事;另一方面,也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继续推进对台军售制造舆论条件。对台军售要持续存在,就需要持续的紧张感,需要一种“内部渗透无处不在”的恐惧作为支撑。

但问题在于,大陆针对军售链条的反制已经摆在眼前,海警“拦截军火”的展示也把对抗层级抬高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动岛内社会走向更深层次的撕裂,未必能够换来所谓的“安全感”,反而可能让风险进一步外溢。

在这种外部鼓动已经被明确抛到台面上的情况下,问题自然会落到一个更现实的层面:岛内的决策者会不会、以及如何回应这样的建议。放到赖清德身上来看,这类说法之所以引发警惕,并不只是因为它本身激进,而是因为它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高度贴合。他并不擅长在压力之下做缓冲,也不太愿意通过保留模糊空间来降温。

一旦外部有人递上“抓内鬼”的框架,内部又恰好出现可以对照的司法案例,把政治分歧进一步推向秩序问题,在操作层面并不困难。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一旦启动,往往很难只停留在少数对象上。举报机制一旦被鼓励,边界就会不断外扩,最终很难回到最初设想的范围。

在这种收紧趋势之下,岛内对此还有另一种判断,台岛前情报系统负责人李宙翔就提出过不同看法,他认为这轮演习反而进一步说明,统一更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完成,因为美国已经不太可能再派航母进入台海;即便华盛顿下定决心出兵,解放军也有能力、有信心把他们挡在第一岛链之外。

类似判断并非个例,马英九核心幕僚苏起、赵春山,以及台“防务部门”前副负责人林中斌等人,都曾表达过相近观点。把这些声音放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明显反差:一边认为外部介入空间正在收窄,局势反而可能走向“不得不谈”;另一边却选择持续加码对立,把社会推向更紧绷的状态。

接下来岛内会走向哪里,很大程度取决于这种“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整肃”的冲动会不会继续被放大。如果政治人物把军演带来的震慑当成强化管控、扩大打击的理由,那么风暴就不会只停留在言辞层面。司法、行政与舆论动员一旦叠加运作,清洗对象很可能从少数政治人物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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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人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未必是口号变得多强硬,而是公开表达的成本被不断抬高,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被慢慢固化。军演结束只是一个节点,真正决定走向的,是之后每一次选择,究竟是在紧张中寻找缓冲,还是在紧张中继续加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