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报）
转自：中国改革报
元旦假日期间，重庆各大商圈与商业街区客流量显著增加，不少市民选择 前往商场购物、用餐、休闲娱乐，消费市场人气旺。图为市民在重庆两江新区 一商场内书店选购图书。 新华社记者 陈诚 摄
□ 本报评论员 张守营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经济学年会上，一场关于学科现状的讨论引起广泛共鸣。会上，不少资深学者与青年研究员都坦诚表达了想法。有教授直言，如今仍有一些论文沉浸在复杂的模型与计量技术中，却对身边生动的经济现实失语；也有政策研究者感叹，学术圈的有些研究议题仍与决策层面临的急迫挑战对接不上。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学研究需要增强“烟火气”与“政策相关性”。
这些讨论中肯而及时。但在与会者热烈议论之后，一些更深层的问题也浮现出来，关乎经济学在中国究竟该如何扎根、如何生长。
首先被触及的，是何为“真问题”。强调研究应回应现实与政策，方向当然正确。但我们需要留心，不能将“政策需求”直接等价于“学术价值”。经济学的生命力，既在于经世致用，同样也在于其独特的学理研究与前瞻性。倘若所有研究都成为对现行政策的阐释或效果评估，那么由谁来冷静审视政策的潜在代价？谁去打开关于发展路径的多维思考？回望思想史，许多里程碑式的突破，起初往往显得“不实用”甚至“不合时宜”。过于强调“立竿见影”，可能导致研究风向随短期政策摆动，而那些关乎长期规律、基础理论的探索则被边缘化。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理应同时珍视解决具体问题的“工程师”与描绘未来蓝图的“思想家”。
这就引向了第二个层面—改变的动力从何而来？不少讨论将问题归咎于期刊评价体系，这确实指出了问题关键——制度约束。但更进一步看，学术期刊的审稿标准与偏好，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由学者共同体——包括编辑、审稿人、作者——通过日常实践共同塑造并维护的。当前注重形式严谨与技术复杂性的主流范式，在历史上曾有力推动了研究的科学化，但如今也可能形成了某种固化的路径依赖与审美趣味。真正的难点在于，这套体系，已与许多人的思维习惯、评审权威乃至职业利益相互嵌套。因此，变革绝非仅靠调整外部指标就能完成，它更需要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真诚的自我反思与艰难的对话。指责总是相对容易，而审视并调整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则尤为不易。
由此，也自然关涉到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个人选择。他们经常被寄予“既要‘顶天’——做好理论，又要‘立地’——服务政策”美好的期望。但现实中，纯粹的学术探索与直接的政策分析，对思维训练、工作节奏和产出要求存在客观差异。前者追求确定性与普遍性，需要长时间的沉潜；后者则必须在信息不完备、时间紧迫的压力下，提供清晰、可行的方案。期待同一个人在两条路径上都达到顶尖，对多数人而言可能是一个过高的要求，结果可能导致精力分散与职业焦虑。或许，与其倡导每个人都成为“通才”，不如思考：如何在评价机制中，承认并尊重多元的职业路径？让擅长理论创新的学者与深谙现实运行的专家，都能获得公允的认可，并能建立起互补与合作的桥梁。
年会的讨论，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经济学界的集体关切。而要真正向前迈进，我们需要将思考推向更深处：经济学如何在积极介入现实的同时，守护其独立的思辨精神与超越性视野？学术共同体能否主动成为变革的推动者，而非被动适应者？又该如何构建一个更富弹性的生态，让不同志趣与才华的研究者都能明晰道路、稳健成长？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的不仅是共识，更是耐心细致的制度探索与整个学界的诚恳自省。这或许是经济学在真切回应时代召唤时，必须完成的一次更深刻的“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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