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18日，北京已经入秋，人民大会堂东配楼的会客厅里迎来一位特殊客人——美国前空军中校史密斯。老兵举着相机，对准桌上一架崭新的歼8Ⅱ模型，一旁的中国将军高翔微微颔首，两位白发老人的笑容让翻译一度忘词。谁也没料到，二十四年前他们在海南岛上空你死我活，如今却握手寒暄，这一幕成了当日新闻摄影师追逐的焦点。
史密斯不是普通游客。他托人向中国驻美机构反复表达心愿：一定要见当年把自己击落的中国飞行员。有关方面反复权衡后，终于安排了这场跨越冷战阴影的会面。为了明白其中曲折，还得把镜头移回1965年9月的南海天空。
那年夏末，越南炮火震耳欲聋，美国空军的侦察机循着海岸线频频试探，我国海南基地警报灯彻夜不灭。二级戒备令下，飞行员连上厕所都背手枪、戴头盔，实战气味浓到令人窒息。高翔，34岁，第十航空师中队长，驻守跑道最南端的洞库。老同事背地里称他“拼命三郎”，因为这位东北汉子向来把“贴敌三百米”当座机座右铭。
9月20日10时12分，雷达捕捉到一束高速光斑——美制F-104C“星式”战斗机侵入我方领空。指挥所迅速下令：升空拦截，务必留下一架。高翔和僚机先后加力起飞，歼6划出两道白线钻进乌云。纸面参数摆在那儿：F-104C可破两倍音速，雷达、火控远胜歼6，可高翔压根没时间细算。耳机里只剩下呼呼风啸，他要做的就是寻到一个比对手更刁钻的角度。
海天线极亮，云影翻滚。史密斯驾驶的F-104C在领空与公海之间做“S形”摇摆，摆出一副“你拿我没办法”的嚣张。正因如此，对方偶尔松油门减速，给了歼6难得的尾随窗口。高翔紧握操纵杆，机头轻轻上扬，将航迹切入敌机右后侧；地面导控一口气报出三串数据：“距离一千——八百——五百——可攻击！”他却迟迟不扣扳机。
耐心，是他打磨多年的本事。再近一点——两百九十一米。三门23毫米炮同时嘶吼，火网一口把敌机左翼吞掉。F-104C顿时喷出黑烟，推力骤失，机身翻滚下坠。史密斯急喊“Engine out！”随即弹射，白花花的降落伞在蓝天里展开。短暂的对决就此落幕。
高翔返航时，座机油量已低到警戒线，仪表灯闪个不停。落地前的那几秒，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这下子，侦察机得安分一阵了。”塔台记录显示，飞机触地瞬间仅剩九十来升燃油，机腹检查发现多处机身铆钉因高过载拉出细纹。尽管如此，晚上的庆功会上，他只敬了两杯酒，悄悄溜回宿舍蒙头大睡，战后极度放松往往让人瞬间疲惫。
击落事件震动世界。美国媒体首次承认“不可坠毁”的F-104C竟折戟于越南战区，评论家惊呼“神话破碎”。国内则是一片振奋：中央军委电令嘉奖，授予一等功。10月上旬，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接见战斗群，高翔在合影中站在第一排，领章一闪一闪。
接下来的岁月里，高翔没有被英雄桂冠捆住手脚。他先后转战多地，带飞数十位年轻飞行员，把自己“贴身射击五步曲”整理成教材，要求学生先在地面练到肌肉记忆，再上天验证。有人打趣：“飞到三百米内，心跳都要跟着你俩的转速走。”
另一端的史密斯，则被调回本土担任教官，心里却始终惦记那个“神出鬼没、近身一击”的中国飞行员。他在飞行日志里这样写道：“那场空战改变了我对空中格斗的全部认知，一瞬之差，就是生与死。”多年以后，中美关系破冰，他抓住参加中国航展的机会，执意要寻找这位对手。
北京的会面氛围轻松而真诚。史密斯递上一册封皮磨损的飞行日记，扉页照片正是那架被击中的“星式”残骸。高翔示意工作人员端来早已准备好的礼物——一架按百分之百比例缩制的歼8Ⅱ金属模型。“这是我们的新装备，”他笑道，“换了马再比试，可别再闯海南了。”史密斯眨眼回应：“放心，这回是和平使者。”
临别合影时，两位老兵相对敬礼，镜头里有褪不去的岁月印痕，也有战士间惺惺相惜的光芒。那一刻，没有胜败与敌我，只有对飞行、对使命、对生命的共同敬意。
时间流逝到今天，高翔已九十高龄，仍坚持在飞行学院给学员作战例讲评。年轻飞行员最爱听他复盘那次空战，他总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数字——“291”与“39”。前者是开炮距离，后者是最近间隔；他们说那像两道红线，教会所有新兵“敢近敌、善取胜”。而那架静静陈列在北京航空博物馆里的歼6，也悄悄提醒后辈：装备终会更新，冲锋的勇气永远不能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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