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四年，周振强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他只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当时社会动荡，当兵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选择。
一九二二年，十八岁的周振强前往广东，加入粤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他为人踏实、作战勇敢，得到一位同乡军官的器重。第二年，经过这位军官推荐，他进入广州大元帅府，担任孙中山的卫士。这段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也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招收第一期学生。由于担任卫士期间表现忠诚可靠，周振强被保荐进入黄埔一期学习。最初上级打算让他直接担任教官，但他认为自己读书不多，坚持从学生做起，于是被分配到第一队。
军校训练严格、生活艰苦，他都坚持了下来。因学习认真、表现优异，毕业后他留校担任第二期步兵科区队长，从学生转变为教官。之后，他又被派往长洲要塞司令部担任卫兵长，负责重要区域的警卫工作。黄埔一期的出身以及这些扎实的履历，让周振强在军界逐渐积累了名声。
周振强在军校所学的知识很快就在实战中派上了用场。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后，周振强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营长，参加攻打武昌的激烈战斗。他带领士兵架云梯登城，在城头和守军展开白刃战。
混战中，他的手指被砍断，人也从高处跌落。他只好躲在尸体堆中，直到天黑才爬回己方阵地。这次负伤让他不得不离开前线，但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伤愈后，凭借作战勇敢和黄埔出身的背景，周振强被调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先后任侍从参谋、侍从副官并负责卫士大队，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亲近人员。这段日子，使他建立起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也让他亲眼看到高层政治的复杂性，深刻影响了他之后的命运。
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多年，加上黄埔资历，周振强终于获得了独立指挥精锐部队的机会。一九三六年，他出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因总队长桂永清兼任其他要职而时常不在部队，作为副总队长的周振强，实际上负责这支德式装备王牌部队的日常管理。
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周振强和桂永清马上率部星夜赶往潼关。他们行动迅速，直逼西安，给张、杨部形成军事压力。这次果断行动后来得到南京的认可。
一九三七年五月，周振强晋升陆军少将，这可谓他军旅生涯的辉煌时刻。然而，抗战的烽火和随之而来的种种变故，很快便开始考验他。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振强率教导总队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部队在血战中损失惨重。
南京失守后，他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暂时离开一线。一九三九年，一桩突发事件把他卷入其中。当时，“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迁往四川綦江途中，以清查“异党”为名，迫害致死数百名爱国青年，制造了“綦江惨案”。上级派周振强担任代理教育长，责令他查清此事。
周振强赴綦江后并没有敷衍了事。他查出的真相触目惊心，一名十六岁学生仅因在文章中写下“这样乱杀人”就被当作敌党活埋；还有一名姓胡的学生遭受电刑，不堪折磨，只得拆开自己的怀表谎称是电台零件上交，才侥幸保命。
周振强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如实上报。案件虽最终得到处理，他却因此彻底得罪了背后的军统系统。此后，周振强长期受到冷落，再没有掌握实际兵权。
抗战胜利后，周振强日渐被边缘化，逐渐远离权力核心。一九四八年，他调任浙西师管区司令，主要负责征兵和后勤，手下并没有作战部队，在内战中成为边缘角色。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进逼浙江金华。周振强认清形势，暗中和解放军方面取得联系，决定投诚。五月六日金华解放当天，他换上深色长衫，离家前往军管会登记。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场误会。他手下部分官兵也在谋划“起义”，想抓捕一名高级军官作为“见面礼”。这几人看见司令身穿便服独自外出，断定他是准备潜逃，便一拥而上把周振强捆绑起来。
就这样，一心投诚的周振强被自己的部下当作“逃官”，扭送至解放军面前。这个阴差阳错的结局，为他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被俘后，周振强先后在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他态度端正，认真接受教育。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振强成为第一批获特赦的战犯，人生由此迎来转机。
特赦后，周振强获得了新身份和新工作，生活彻底改变。一九六一年，在总理关怀下，他和溥仪、杜聿明等第一批特赦人员被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组织每月发给他一百元生活费，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撰写亲身历史经历。
周振强全心投入这项工作，先后完成《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南京保卫战中的教导总队》等重要史料。尤其是《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回忆》一文，他再次详细记述当年调查经过，为历史留下真实见证。
晚年，他还连续担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国家建设与统一事业建言献策。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振强在杭州病逝。这位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的黄埔一期生，最终在平静的写作与思考中，走完了起伏跌宕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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