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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45分,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一架银灰色的歼-6战斗机突然出现在跑道上空,随即强行着陆。飞机滑出跑道,转入停机坪,发动机的轰鸣声渐渐平息。
驾驶舱里的飞行员因为没有登机梯无法下来,只好打开座舱盖透气,被汗水浸透的飞行服紧贴在身上。
十几分钟后,一名路过的苏联士兵终于注意到这架陌生的飞机。消息迅速上报,军官和士兵赶来,架好梯子,这名中国飞行员才得以走下飞机。他叫王宝玉,28岁,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
此时此刻,在5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某航空兵基地,搜救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塔台、指挥所、各级机关都在焦急等待消息。
谁也没想到,36分钟前还在执行训练任务的王宝玉,已经驾机越过边境,降落在苏联的军用机场。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之后,这个满心以为能够投奔西方的飞行员,会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引渡过程中,经历人生最戏剧性的时刻。
【一】从农村走出的天之骄子
王宝玉的人生轨迹,原本应该是一个励志故事。
1962年12月,他出生在山东青岛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要想出人头地,读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王宝玉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学习格外刻苦。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却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书本上。
1980年7月,18岁的王宝玉迎来人生的转折点。空军到地方招收飞行学员,选拔标准极其严格,不光要文化成绩好,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审查都要过关,录取比例堪称万里挑一。
王宝玉凭借优异的综合表现,成功考入空军飞行学院。
录取通知书送到村里那天,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在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已经很了不起,何况是成为飞行员。
乡亲们纷纷前来祝贺,都说王家出了个有出息的孩子。王宝玉的父母脸上洋溢着自豪,他们这个沉默寡言的儿子,终于有了光明的前程。
进入航校后,王宝玉迎来全新的生活。这里的一切对于一个农村出身的少年来说,都是陌生而新鲜的。他第一次坐上飞机,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先进的设备,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航空理论知识。
航校的训练是严格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出操,白天是繁重的理论学习和体能训练,晚上还要自习到很晚。
飞行训练更是考验人,在高空中操纵飞机,稍有差池就可能机毁人亡。可王宝玉凭着一股韧劲坚持了下来。
他不善言辞,和同学们交往不多,却在专业学习上投入了全部精力。
四年的航校生活,他的理论成绩一直保持在前列,飞行技术也达到了中等偏上的水平。教官们都觉得这个学员虽然话不多,却很踏实肯学。
1984年10月,王宝玉在航校光荣入党,这是对他表现的认可。航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黑龙江某航空兵师一大队,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
分配到部队的最初几年,王宝玉还算顺利。战友们见他来自农村,性格又内向,都主动关照他,帮助他尽快适应部队生活。他飞行训练认真,技术进步也快,经常得到表扬。
那时候的王宝玉,对未来充满期待。他觉得自己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从农村走出来成为飞行员,只要继续努力,前途一定会越来越好。
他甚至在心里规划着,要通过自己的表现获得提拔,成为中队长、大队长,甚至更高的职务。
可现实很快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二】心结的形成与加深
时间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部队内部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与王宝玉同期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中,有些人陆续得到了提拔。这些人有的是因为综合素质突出,有的是因为群众基础好,还有的是因为在某些重要任务中表现优异。
每次听到提拔的消息,王宝玉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开始琢磨,自己哪里比别人差了。飞行技术,自己是中等偏上,不算差;理论知识,自己一直学得很扎实;工作态度,自己也很认真。可为什么提拔的名单里总是没有自己?
王宝玉想不明白,心里开始积聚不满。他觉得可能是自己出身农村,没有背景,所以总是被忽视。
他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不会在上级面前表现自己,所以吃了亏。这些想法在他心里越积越深,渐渐变成了一种怨恨。
实际上,提拔一个飞行员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飞行技术固然重要,但团队协作能力、群众关系、政治觉悟、组织协调能力等都是重要指标。
王宝玉虽然技术不错,可他性格孤僻,不善交际,和战友们的关系始终不够融洽,这些都影响了他的综合评价。
可王宝玉不这么看。他的自尊心很强,又比较多疑,总觉得是有人在针对他。这种心态让他和周围的人渐渐产生了隔阂,而这种隔阂又反过来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形成了恶性循环。
1988年,王宝玉结婚了。新婚妻子柳兰是大学毕业生,在地方机关工作,性格外向,善于交际。两人经人介绍认识,王宝玉对她的学历和工作都很满意,觉得找到了合适的伴侣。
婚后,王宝玉提出办理家属随军手续,希望妻子能到部队驻地工作,这样两人就不用分居两地。可这个看似合理的要求,在当时却遇到了困难。
1988年前后,改革开放正在加速推进,各行各业都在进行体制改革。
地方上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很多单位开始精简人员,富余人员被分流。这种大环境下,部队为随军家属安置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安排了。
王宝玉的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复。他开始发牢骚,认为是组织在刁难他,不重视他的困难。他在训练时心不在焉,平时也经常抱怨,甚至说些阴阳怪气的话,发泄心中的不满。
部队上的同志们都看在眼里,大家理解他的难处,可也觉得他有些过分。毕竟,家属安置难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而且组织上也在想办法帮他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组织上最终在师部驻地为柳兰安排了一份工作。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按理说王宝玉应该感激才对。
可他却还是不满意——师部驻地和他所在的团驻地不在一个地方,两地相距有一定距离,夫妻俩还是不能天天见面。
王宝玉又提出新的要求,希望调到师部驻地的飞行团工作,这样就能和妻子在一起了。他找到了自己的老团长,这位老团长后来调任副师长。王宝玉以为老首长会照顾自己,帮他调动工作。
没想到,这位治军严格的老首长听了他的要求后,不但没有答应,反而严肃地批评了他。
老首长指出,王宝玉考虑个人问题太多,工作上又经常发牢骚,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组织已经为他解决了家属工作问题,他应该知足,不能总是提要求。
这次批评让王宝玉感到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认为老首长不但不帮他,反而还训斥他,这简直是打击报复。从此,他对这位老首长产生了很深的怨恨,觉得自己以后的提拔肯定更没希望了。
雪上加霜的是,不久之后,师里又提拔了一批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落选。他坚信,这一定是老首长在背后作梗,故意不让他提拔。这种想法虽然没有根据,却在他心里越来越根深蒂固。
与此同时,王宝玉和妻子的关系也开始出现问题。柳兰性格外向,喜欢社交,在师部驻地工作后,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王宝玉因为工作原因不能经常去看她,心里总是不踏实,怀疑妻子是不是在外面有了什么不该有的交往。
两人经常因为这些事情吵架。柳兰觉得王宝玉太多疑,太小心眼,一点都不大度。她有时候会说些难听的话,说王宝玉没出息,这么多年了还是个普通飞行员,连个中队长都当不上,窝囊得很。
这些话深深刺痛了王宝玉的自尊心。他本来就因为提拔的事情心里憋着火,妻子又这样数落他,让他觉得自己在家庭里也得不到尊重。
他的心态越来越消极,对工作、对生活、对前途都感到迷茫和绝望。
【三】伪装下的精心策划
1989年到1990年初,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1989年5月,苏联最高领导人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关系开始改善。这个消息在部队里传开后,大家都很关注,毕竟中苏关系的变化对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都有重大影响。
王宝玉也在关注这些变化,不过他关注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他在琢磨,如果中苏关系改善了,是不是意味着以前那种紧张对立的局面不存在了?是不是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与此同时,国内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加快。军队的待遇也开始有所提高,飞行员作为技术兵种,待遇改善得更明显。
王宝玉的工资涨了,生活补贴也增加了,家属工作安置的问题也解决了,按理说他应该满意才对。
可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并没有消除王宝玉心中的怨恨。相反,他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不值得感激。他心里最在意的,还是为什么自己总是得不到提拔,为什么自己的才能得不到认可。
就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王宝玉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离开这里,去一个能够真正重视他的地方。
这个想法刚开始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可很快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开始留意各种信息,思考各种可能性。
当时,关于西方国家生活的各种传闻在社会上流传。有人说西方国家物质丰富,生活水平高,个人自由度大。
还有人说,苏联和美国都欢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人才,会给予优厚的待遇。这些信息真真假假,可在王宝玉听来,却觉得充满了诱惑。
他开始幻想,如果自己能够到西方国家去,凭借飞行员的技术和军事知识,一定能够得到重用,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
那里没有人会因为他出身农村而轻视他,没有人会因为他不善交际而排挤他,他可以凭真本事获得认可和尊重。
这种幻想越来越强烈,终于在1990年初,王宝玉下定了决心——要驾机离开,投奔西方。
可这个想法如果让别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王宝玉知道,自己必须小心谨慎,不能露出任何破绽。所以,他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他开始变得积极起来,工作态度认真了,训练也更加刻苦了。
他主动和战友们打招呼,有时候还会开开玩笑,展现出和以前不一样的一面。他不再发牢骚抱怨,对组织的安排表示服从,对领导的批评表示接受。
这种转变让大家都觉得王宝玉想通了,成熟了。战友们都为他高兴,觉得他终于走出了心理阴影。领导们也很欣慰,认为对他的帮教工作起了作用。
1990年5月,鉴于王宝玉"进步"明显,组织上撤销了对他的重点帮教,恢复了对他的正常管理。
可谁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伪装。在这个看似积极向上的表象之下,王宝玉正在秘密地为他的计划做准备。
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相关资料。
作为飞行员,他可以接触到一些航线图、气象资料、机场数据等信息,这些都是他计划所需要的。他把这些数据默默记在心里,反复演算飞行路线、油料消耗、降落方案。
他分析了几种可能的选择。台湾太远,歼-6战斗机的航程根本到不了。韩国虽然距离合适,可当时中韩关系正在改善,去了也可能被遣返。朝鲜是友好国家,去了肯定会被送回来。
最后,他把目标锁定在了苏联。虽然中苏关系已经正常化,可他觉得苏联毕竟是大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不一定会把他遣返。
而且,苏联离西方更近,如果苏联收留他,他可以以此为跳板,再寻求去美国的机会。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利用一次低空训练的机会,采用超低空飞行躲避雷达监测,飞往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机场。
那里距离他所在的基地只有500多公里,是歼-6战斗机航程勉强能够到达的距离。
到达苏联后,他要向苏方申请政治避难,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情报。
他相信,一个驾驶战斗机主动投诚的飞行员,对苏联来说应该有一定价值。然后,他会进一步提出希望前往美国的请求,开始他梦想中的新生活。
为了这个计划,王宝玉做了精心准备。他反复研究超低空飞行的技术要点,琢磨如何在100米左右的高度保持稳定飞行。
他记下了苏联那几个机场的坐标位置、跑道朝向、跑道长度等关键数据。他甚至连降落后如何向苏方说明自己的意图,都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
1990年8月,他觉得时机成熟了。这个月有一次低空特技飞行训练,正好可以利用。而且,这个季节天气条件比较好,有利于超低空飞行。
8月25日,训练日期到了。
8月25日上午,王宝玉像往常一样来到机场准备训练。他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可内心深处,一场巨大的心理斗争正在进行。
这是他计划了大半年的行动,今天就要付诸实施了。一旦起飞,就再也没有回头路。成功了,等待他的可能是新的人生;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
他在准备室检查飞行装具,确认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问题。战友们和他打招呼,问他今天状态怎么样,他笑着说很好。没有人看出他的异常。
登机前,他做了一个举动。他把自己常戴的手表摘下来,递给了一位航校的老同学,那位同学今天负责地面保障。
王宝玉说,这块表送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位同学有些意外,以为他是开玩笑,或者是嫌戴表影响操作,让自己暂时保管,也就没有多想。
12时09分,王宝玉登上歼-6战斗机,关闭座舱盖,启动发动机。塔台发出起飞指令,战机加速滑行,冲上天空。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飞机按照预定航线飞行,高度、速度都符合训练要求。可到达预定空域后,王宝玉突然右转弯,迅速降低飞行高度,从几百米降到100米左右,然后脱离编队,直直地向北方飞去。
超低空飞行需要极高的技术。飞机贴着地面飞行,稍有不慎就会撞上地面或者建筑物。可王宝玉此刻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全神贯注地操纵着飞机,按照心里记住的航线向苏联方向飞去。
塔台很快发现了异常,立即通过无线电呼叫,却得不到任何回应。警报响起,各级机关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搜救飞机紧急起飞,地面部队也开始行动。那时候,大家更多地认为可能是飞行事故。
而此时此刻,王宝玉正驾驶着战机穿越边境,进入苏联领空。他原本计划直飞乌格洛沃耶机场,可到达上空后发现跑道正在维修,无法降落。燃油已经快要耗尽,他只能改飞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12时45分,战机强行降落在克涅维契机场的跑道上。王宝玉将飞机滑入停机坪,关闭发动机,整个人瘫坐在座椅上。他成功了,至少第一步成功了。可接下来会怎样,他心里也没底。
那一刻,王宝玉不会想到,几天之后,等待他的将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引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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