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张钊涵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文化周报”继续向你汇总呈现最近国内外文艺圈、出版界、书店业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日，我们关注英语世界“年度词汇”的庸俗化，《怪奇物语》完结，Netflix开启新内容机制，特朗普政府对科学界施展长线压迫。
年度词汇满天飞，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吗？
早在去年11月中下旬，剑桥词典就已经发布年度词汇“parasocial”，界面文化曾分析过该词汇的技术与社会语境，尝试捕捉语词背后的社会心态。与此同时，各家词典的年度词汇就像媒体盘点一样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成为年终岁末的固定栏目：柯林斯词典选出了“vibe coding”，剑桥词典的老对手牛津词典则选出了“rage bait”。中文媒体也乐见此类简单编译的差事，读者却不免感到混淆和疑惑：怎么又来一个？每家还都不一样？
事实上，年度词汇可以被称为一项“发明的传统”。35年前，美国方言学会（American Dialect Society）试图找到一个能够概括过去一年社会状态的词语，并且迅速席卷英语世界，《卫报》不无讽刺地将其称为“词典业的奥斯卡颁奖礼”。目前可以查证最早的年度词汇来自1998年，其中“e-”（electronic）以31票对28票的优势险胜“sexual relations”，当年的呆伯特（Dilbert）漫画生动地呈现了年度词汇魔咒般的力量——两位风险投资人对创业者说：“除非你开始嘟囔一些空洞的互联网词汇、让我们为之神魂颠倒，否则你拿不到下一轮融资。”创业者随后抛出的“e-commerce”则令其不战而胜。
这似乎为年度词汇埋下了技术关切的基因。《卫报》的报告统计了剑桥、柯林斯和牛津自2010年以来选出的年度词汇使用频率——超过三分之一的年度词汇要么本身就是网络俚语，要么其含义与技术密切相关，从2021年开始，这一比例上升到了三分之二，而多数年度词汇的使用频率在一年内会下降90%。在词典编撰者看来，他们并不期望概括所谓“时代精神”，而是试图提醒公众一些新的现象。
既然政治分析在极化的社会中注定不讨喜，技术擦边球总归能曲折地表达不满，十年前的“post-truth”即为明证。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规则的悖论》中曾对此作出强烈控诉：“如今的一切都是模拟、讽刺的重复、碎片化和拼贴，仅有的重大突破只是便于人们创建、转移和重新排列那些业已存在的事物，或者是逐渐被人意识到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的事物的虚拟投影。”
阿斯顿大学社会语言学家罗比·乐福（Robbie Love）认为，最终入选的词语与其说是基于严谨的语言学分析，不如说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如果这是一个科学客观的过程，你会发现每一家词典将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是他们极力避免的。”当然，将词汇的失效完全归罪于文化从业者的逐利和短视恐怕有些严苛，这也忽略了客观的社会进程。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过时的年度词汇会发现，剑桥在2018年选出的“nomophobia”（对“没有手机”的恐惧）这一语词对应的现实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状态，甚至习焉不察到无需额外说明，而“NFT”和“元宇宙”的隐去，则对应着经济泡沫的破灭。
某种程度上，词语的使用频率可以反观特定议题在社会中的位置。诸如“Brexit”、“vax”和“quarantine”这样的词，指向的是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状态，即便其影响仍在绵延，但早已失去当初的紧张状态。另一些词汇——比如austerity（开支紧缩）和climate emergency（气候紧急状态）则随着政治局势和议题优先级的变化而起伏。早在半个世纪前，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对现代英语中高频“关键词”的词义演变进行了历史追溯与语境分析，他认为看似日常、稳定的概念，实际上深度嵌入在了特定的社会结构、政治冲突与文化实践之中。在此意义上，沿用至今的“年度词汇”预言参与了人们共同生活，而消失的词汇则意味着权力关系的位移。
《牛津英语词典》高级编辑乔纳森·登特（Jonathan Dent）表示：“如果某个候选词在入选后仍然保持着相当的使用频率，那说明英语的使用者和书写者确实把它当成了一个有用的语言工具，但如果没有，也并不意味着它在当年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值得的选择。”也有更为乐观的声音认为，这种尝试能将英语世界的年轻人带回社会讨论，比起各路党派媒体为自吹自擂拉出长清单，人们至少愿意点开文章寻求共同的语言。
《怪奇物语》完结，影院和网飞资本主义谁先灭亡？
北京时间1月1日上午9时，横跨九年的《怪奇物语》系列（Stranger Things）在Netflix迎来了完结篇的上映。在北京和上海，有剧迷在酒吧自发组织了线下的集体观影，而对北美观众而言，不仅有真正的线下聚会机会，还有机会与主创见面——Netflix宣布完结篇将在620多家影院首播。熟悉流媒体行业的观众可能会感到好奇：Netflix怎么也搞起影院发行了？主打一口气刷完（binge）的Netflix，为什么也开始分段播出了？
事实上，《怪奇物语》迎来最终季可以被视为某种“结束的开始”，这是美剧史上首次有剧集在院线和流媒体同步播出。在华纳兄弟并购案尚未完成的节点发生，此次院线发行颇有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剧集发行尝试进入线下院线，以及通过线下来检验王牌IP的市场号召力。虽然并购案能否通过严格的反垄断审查还未可知，但我们可以确知的是，Netflix正尝试整合流媒体市场，并努力将传统电视网已有的优质片库收入囊中。
然而，Netflix的宏愿一开始就遭到了竞争对手乃至整个行业的强烈反弹，美国编剧工会表示这项交易“必须被禁绝”，影院行业组织Cinema United则称并购案为“前所未有的威胁”，从业者共享着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焦虑：电影院的中心地位将迅速消失。这种情绪不无道理，Netflix对影院的使用更像是引流和粉丝见面会，通常只是为了履行与导演的协议，或满足奥斯卡参评资格而进行短暂、低频的上映。
本周一Netflix首席执行官泰德·萨兰多斯（Ted Sarandos）表示，他打算让华纳兄弟保持现有形态，作为“一家拥有院线发行体系的电影制片厂”。尽管如此，作为一家市值四千亿美元的流媒体巨头，每一个走进影院的观众，都注定会削弱它的核心业务。在发动并购前不久，萨兰多斯还将影院观影形容为一种正在衰退、注定成为小众的实践：“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对所有人——这是一种过时的观念。”
并购案对未来剧集质量的影响也引起广泛关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将Netflix和HBO放在天平两端，视其决定着影视行业未来的路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HBO坚持周播模式，Netflix则从《纸牌屋》开始，就主打整季播出。作者认为HBO是一家时髦的精品店，严格筛选投入的剧集，并与优质创作者维持长线关系，注重口碑和品牌声望，而Netflix则是算法控制的百货商店，投入海量尽可能宽泛和通俗的内容，并且批量仿制已经获得市场成功的作品，它无疑更适合同时面对多块屏幕的观众。
相比起学院左派对“艺术”与“独立”忏悔录式的情绪宣泄，更令人担忧的是并购带来的单一买方结构：接近“买方垄断”的格局，意味着更少的就业和更低的报酬，以及更差的工作保障。无论Netflix还是派拉蒙胜出，这一趋势都难以避免：后者由于与特朗普家族的暧昧关系，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新闻自由的强烈担忧，而萨兰多斯即便展现了煤老板一般对艺术的善意，但现实是高度集中而近于垄断的行业生态并无好转的迹象，而将行业未来寄望于个人的道德选择，恐怕是另一重颠倒。
特朗普对美国科学界发出“致命一击”
刚刚过去的2025年，美国科学界遭遇了危机：特朗普政府终止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科研资助。美国政府曾威胁削减多所大学的经费，其中几所通过谈判保住了资金。在白宫提议大幅削减国家卫生研究院（NIH）480亿美元预算后，即便国会承诺将维持这一水平，部分研究者仍旧选择离开美国，不过，留下的人更多。
然而，只有部分损失可以被量化呈现，“几乎所有以任何形式支持科研的联邦机构，都缩减了它们的科研版图，经费的削减意味着可实现的创新锐减。”一直追踪联邦科研经费削减情况的流行病学家斯科特·德莱尼（Scott Delaney）向《大西洋月刊》表达了担忧。更深层的伤害或许在于，研究人员对联邦政府作为稳定的“知识战略合作伙伴”所抱持的信任被削弱了，科学界与美国政府在战争时期互信的亲密契约似乎也失去了效力，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保守和短视的思维方式。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负责监管NIH，该部门负责媒体事务的安德鲁·尼克松在一封邮件中对上述说法提出异议，认为“拜登政府通过以DEI（多元、公平与包容）为导向的议程，将NIH资助政治化；本届政府正在通过优先支持以证据为基础、具有真实健康影响的研究，恢复严谨性、功绩制和公众信任，同时也将继续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换言之，本届美国政府对于东西海岸的自由派科技精英带有明显的反感，认为这些人不但热衷制造社交媒体的“科技泡沫”，还经常大搞“只能内耗、细枝末节的政治正确”，在此认知下，连任后的特朗普政府有意抛开传统的含蓄政治话语，转为在科技监管、教育等政策领域对这些精英影响力进行直接制衡。
当地时间2025年3月8日，美国马里兰州，示威者在美国国立卫生院外抗议削减资金 图源：视觉中国
科学创新往往是资源密集型活动，需要庞大的研究团队在几十年间投入数百万美元，来探索复杂的问题。直到不久前，联邦政府仍然非常乐意为这一过程买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向基础研究投入资金，与科学家建立起一种社会契约：政府提供经费，科学家回馈创新，以国家服务和公共利益为名，将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越做越大。《大西洋月刊》证实，这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有坚固的数据支撑：在美国，每投入1美元用于研发，预计至少能带来5美元的回报，而2010至2019年间获得FDA批准的药物中，超过99%得到了NIH的支持。这些说法都没错，但它们也掩盖了一个事实：在取得这些成果之前，科学家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反复试探和实验。
除了经费终止带来的最直接后果——降薪、裁员、研究中止——特朗普政府对科学的攻击，还限制了美国科学家所能想象的未来边界。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不再资助某些研究领域，包括跨性别健康和HIV。即便是那些侥幸未被终止资助、或从事政治敏感度较低研究方向的科学家，也发现自己难以规划科研前景，被取消的项目评审会议、“禁用词汇”清单等正在阻碍正常的评审流程。
NIH也在调整其资助模式，力图减少它所支持的科研项目数量和科研人员规模。许多科学家不愿再雇佣新员工，或启动依赖昂贵材料的新项目。一些人转而寻求制药公司或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而这些机构往往提供金额更小、周期更短的资助，并更紧密地围绕潜在盈利项目。
这一切都在把科学家推向一种防御姿态：他们压缩研究规模，或干脆放弃项目中最雄心勃勃的部分。科研团队之间的合作也被瓦解：一些原本较少受到削减影响的科学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终止了与经费被削研究人员的合作，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哈佛大学。德莱尼称“政府同时毁掉了美国科研体系最宝贵的两项资产——长期思考和协作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政策，让许多国际研究人员对自己在大学中的身份感到不安，随着政府持续贬低DEI政策的重要性，青年科研人才正越发怀疑自己在美国学术界的前景。
当地时间2025年4月30日，帕兰提尔CEO Alexander Karp在华盛顿发表演讲 图源：视觉中国
当然，任何行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亦有“识时务”的科技公司拿到了更多的政府订单，以《指环王》中“真知晶球”命名的帕兰提尔（Palantir）被《卫报》称为“世界上最恐怖的公司”，极力支持移民执法和AI政府审查，并在话语上建立了一套“科技共和国”的替代叙事。帕兰提尔CEO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甚至亲自呼吁，科技界需要回归“曼哈顿计划”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重新建立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由人工智能主导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5/dec/31/rage-bait-goblin-mode-do-words-of-the-year-have-any-real-value
https://americandialect.org/1998_words_of_the_year/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what-the-warner-bros-sale-means-for-the-art-of-movies
https://www.nytimes.com/2025/12/31/opinion/netlfix-hbo-streaming-war.html
https://www.latimes.com/entertainment-arts/business/story/2025-12-23/battle-for-warner-bros-timeline-everything-you-need-to-know
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2025/12/american-science-2025-trump-ambition/68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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