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七旬老人为节省丧葬开支自制棺材，却因违反环保法规、殡葬管理规定被罚款5.4万元，法院最终以“破坏环境、侵害公共利益”强制执行。这起事件引发的热议，本质上是国家法治与民间习俗的碰撞，既彰显了生态保护与殡葬改革的刚性原则，也折射出基层治理中情理兼顾的现实诉求。
从法律层面看，处罚并非无的放矢。老人砍伐自种树木未办采伐许可证，违反了《森林法》的规定；私自制作棺木缺乏生产资质和消毒检验，触碰了《殡葬管理条例》的红线；而制作过程中油漆废气、加工废水直排，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更是直接违反《环境保护法》，其行为对周边空气、水源和邻里生活造成实质影响。法院依据相关法规和生态环境侵权责任解释作出判决，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也传递出“环境公共利益不容侵犯”的明确信号——无论行为动机是否善意，无论主体是企业还是个人，只要突破环保底线，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但公众的争议点恰恰在于“情理”二字。老人自制棺材的初衷是体恤子女、遵循传统，这种“为自己身后事早做打算”的朴素想法，在农村语境中极具普遍性。丧葬习俗承载着中国人对生命的敬畏与对亲情的眷恋，“入土为安”的观念在老一辈心中根深蒂固。5.4万元的罚款对于普通农村老人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与“节省几千元棺材费”的初衷形成强烈反差，难免让人产生“执法过严”的观感。这种认知分歧，暴露出政策执行与民间认知之间的鸿沟，也提醒我们：法治的刚性不能脱离现实的柔性。
真正的善治，应当是法律底线与人文关怀的辩证统一。殡葬改革推行火葬、生态葬，本质是为了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与民众的长远利益并不冲突。但改革的推进需要循序渐进的引导，而非简单粗暴的“一罚了之”。正如部分地区的实践所示，通过提供免费遗体接运、生态安葬补贴等惠民措施，避开红白事敏感期开展政策宣传，能有效减少抵触情绪。对于老人这样的特殊群体，执法者更应先做好普法释法工作，讲清私自制作棺木的环境危害与法律后果，提供合规的替代方案，而非在多次劝导无效后直接作出高额罚款。
生态保护与殡葬改革的大方向必须坚持，任何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应受到规范；另一方面，治理者需要多一份耐心与共情，充分考量民间习俗的延续性和群众的接受度，通过更精细化的宣传、更人性化的措施，让政策从“硬性要求”转化为“主动选择”。
法治的终极目标不是惩罚，而是引导人们向善向规。5.4万元的罚款既是一次法律警示，也应成为一次治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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