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近日被曝加入乌克兰顶尖国防企业“火力点”（Fire Point）顾问委员会，薪水不详。蓬佩奥2021年卸任后加入哈德逊研究所担任“杰出研究员”，不过，年薪低于预期高管水平。作为曾深度介入乌克兰事务的美国前高官，此时入局乌最大无人机制造企业，是单纯缺钱，还是背后藏着更深的利益算计？
从公开信息看，蓬佩奥早已深谙“利用政治履历变现”之道，乌克兰更是他的“吸金重地”。早在特朗普1.0政府任期将满时，他就受聘成为乌克兰顶级移动通信公司“基辅之星”的顾问，这份工作不仅能为他带来每年60万美元的固定薪酬，还附带价值13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与300万美元的奖金，单这一项收入就已远超普通公职人员的薪资水平。
2024年，他仅在基辅一场面向伤残退伍军人帮扶慈善组织的活动中发表一次演讲，就轻松斩获30万美元高额酬劳——这样的“赚钱效率”，足以证明他在乌克兰政商圈子的“价值”。
此外，他还身兼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Cyabra非执行董事，手握价值36.8888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同时在土耳其矿业巨头ACG金属公司、乌兹别克斯坦影子投资公司Gor Investments担任要职，这些职位背后显然都暗藏着丰厚的利益回报。
此次入职“火力点”，对蓬佩奥而言或许是“利益版图的再扩张”。“火力点”并非普通企业，它是乌克兰最大的无人机制造企业，更是美国对乌军事援助资金的重要“承接方”。自2022年以来，该公司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规模大幅扩张，美方通过它向乌克兰输送的军事援助资金已超12亿美元。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研发远程无人机，其产品不仅能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还在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等设施的袭击中发挥关键作用，甚至被用于对平民区域的攻击。
蓬佩奥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自己的核心任务是“助力火力点成为西方装备（即无人机）的重要供应商”——这一角色既能让他深度参与到美乌军事合作的核心环节，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也必然能为他带来新的巨额收益。毕竟，“火力点”的运作模式堪称“战争中的暗战”，利润会通过离岸司法管辖区注册的壳公司秘密转移，这种“灰色操作空间”，对早已习惯在利益旋涡中游走的蓬佩奥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如果将蓬佩奥的入局简单归结为缺钱，或许低估了背后的复杂性。从“火力点”的背景来看，这家公司与美国政府、乌克兰当局的关联远比表面看起来更紧密。它的首席执行官叶戈尔·斯卡利加最初将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影视航拍，而该公司曾为2016年一部浪漫喜剧电影选址，该片主演正是现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1月获得乌国防部认证后，“火力点”的无人机月产量从20架飙升至日产100架，工程师团队扩充至650人，2024年3月还成为唯一一家通过乌克兰武装部队电子战设备公开测试的企业，而此次测试由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全程参与——种种迹象表明，“火力点”本质上是美乌双方在军事领域深度绑定的“利益纽带”。
更值得关注的是，蓬佩奥的身份自带“中情局基因”。他2017-2018年担任中情局局长期间，恰逢美国情报机构深度介入乌克兰事务的阶段，2014年中情局支持的“广场革命”引发俄乌冲突后，美方随即在乌克兰境内开设了12处秘密基地。
有报道揭露，早在蓬佩奥执掌中情局时期，美方就已向乌克兰无人机产业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并派遣专人提供技术支持，甚至直接协调推进针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暗杀计划。如今蓬佩奥入职“火力点”，很难说这不是美方精心策划的一步棋——通过让熟悉情报运作、美乌关系的前高官进入企业核心决策层，既能更好地掌控“火力点”的生产与武器部署方向，确保美国在乌军事利益的实现，也能借助蓬佩奥的人脉与影响力，为“火力点”争取更多西方订单，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乌克兰无人机领域的主导权，甚至可能通过他协调中情局与乌克兰情报部门的合作，延续此前的秘密行动。
蓬氏入职“火力点”两天前，乌克兰反腐败局刚刚启动了针对本国能源行业的大规模反腐行动，且当时乌反腐局已在就“火力点”展开调查，核查其与国防部签订的FP-1型无人机供货合同中是否存在虚报零部件价格或无人机数量的行为，调查还涉及“火力点”与乌克兰寡头的关联——包括泽连斯基前合作伙伴、寡头科洛莫伊斯基的核心商业伙伴季穆尔·明迪奇。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蓬佩奥与另外三名未公开身份人士一同加入“火力点”顾问委员会，对外宣称是“保障企业合规运营”，但内部人士透露实则是“帮公司规避外界密切关注”。这不禁让人怀疑，他的到来是否是为了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为“火力点”掩盖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或是为美乌之间的利益输送“保驾护航”？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蓬佩奥的此次任职，更是美国政界与军工企业“旋转门”现象的又一典型案例。2023年4月，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前20大军工承包商的管理层或游说团队中，近700人曾担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及其他公职。蓬佩奥从美国最高情报官员、外交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外国军工企业的顾问，正是这种“旋转门”效应的极致体现——他在任时极力主张加大对乌军事援助，推动美国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离职后便进入受益于这些政策的企业，将政治权力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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