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假装摔倒大女儿送汤，二女儿留钱，小儿子进门开口，父亲泪崩|女儿|建国|摔倒|李秀芳|清晨|秀梅|茶几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这年头，亲情都快能用钱算了。

我那仨孩子，一个女老板，一个全职妈，还有一个在工地上混饭吃的穷小子，个个都忙。而我，就是个嘴硬、不愿开口求人的老爹。

腰疼得直不起，面子又放不下，我干脆心一横——演！

往卫生间地上洒点水，“砰”一声摔个结实，然后掐着嗓子给大女儿打电话：“闺女，爸动不了了！”

大女儿送来一碗凉了半截的鸡汤，二女儿直接甩来两千块钱。

我心比地砖还凉，正觉得自取其辱时，那个最不着调的小儿子，却半夜拖着个破烂玩意儿上了门。

他没问我疼不疼，只是一直盯着我，一开口就问了个不相干的问题。

我这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当场就泪崩了……

我叫老李，今年七十有二。名字里头有个“建军”，那是生在那个火红年代的烙印。可如今，没人再叫我李建军了，厂里的老伙计们叫我“老李”，孩子们叫我“爸”，街坊邻里喊我一声“李大爷”。名字越叫越简单，人，却越活越复杂。

老伴走了五年了。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这套当年我们俩亲手刷墙铺地的三居室，好像也跟着她一起老了。墙皮有点泛黄，木地板的缝隙里藏着擦不掉的灰尘，空气里总飘着一股陈旧的味道。屋子太大，也太空，静得能听见老式冰箱隔一会儿就“嗡”的一声，像个陪了我半辈子的老伙-计，有气无力地叹口气。

我是一名退休的八级钳工，跟冰冷的钢铁和呛人的机油打了一辈子交道。年轻时，我能用一把锉刀，将一块毛糙的铁块，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像厂里的那台老车床，皮实，耐用，只要加点油，就能一直转下去。可人毕竟不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会报废。

现在，我就是那台报废的老机器。浑身上下，没一处是妥帖的。高血压、老寒腿，都是小毛病。最要命的，是这条腰。年轻时在车间里逞英雄，为了抢工期，一个人扛两百斤的料，结果在一次卸货时闪了一下。当时没当回事，贴了张膏药就继续干。这病根，就像一颗埋进墙里的钉子，当时看不见，等墙皮受了潮，老了，它就开始往外锈，带着整面墙都疼。

最近这几个月，疼得尤其厉害。晚上躺在床上，平躺着不行，侧躺着也不行，像有一万只蚂蚁在啃我的骨头缝。想翻个身，那简直像上刑。得先用胳膊肘撑着床，深吸一口气，把全身的力气都聚在腰上，然后咬紧牙关，“嗨”的一声，才能勉强完成这个动作。每次翻完身，都是一身的冷汗，睡意也全没了。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大女儿李秀梅，嫁在本市，是个本本分分的全职太太。她的人生，就像一个永远在旋转的陀螺，轴心是她的丈夫和上初中的儿子。买菜做饭、接送孩子、辅导作业、应付公婆……她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细碎的方块，每一块都填得满满当-当。她对我，是关心的，每次打电话，总会问一句“爸你身体怎么样”，但那关心，总隔着电话线的电流声，显得有些遥远和程式化。

二女儿李秀芳，是我的骄傲，也是我最看不懂的一个。她有出息，自己打拼，开了家不大不小的广告公司，开着好车，住在高档小区，活成了我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样子。

她是个女强人，忙得据说连吃饭都得按分钟算。她对我的关心，通常表现为手机上的转账提醒，或者让助理送来的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进口保健品。她觉得，钱能解决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问题，包括一个老父亲的孤独和病痛。

最小的，是儿子李建国。这名字是我老伴起的，希望他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可他，连自己的小家都没建设好。书没读进去多少，早早地就混了社会，现在跟着一个装修队干零活，不是敲墙就是扛水泥，挣一天钱吃一天饭，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一条。他是我最不省心的一个，也是我们父子间话最少的一个。他每次来看我，总是往沙发上一坐，闷着头抽烟，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比我一个人时还要沉闷。

腰疼的事，我跟他们提过。

秀梅听了，在电话那头叹气：“爸，人老了都这样，你多休息，别老坐着。”

秀芳的回答更干脆：“我给您卡上打了点钱，您去买点好膏药贴贴，不行就去大医院做个全套检查。”

建国呢？我跟他说的时候，他正蹲在地上帮我修那个接触不良的电视插座，他头也没抬，只是“嗯”了一声，就再没下文了。

我懂，他们都忙，我不能成为他们的累赘。我这辈子，最要的就是一张脸皮，没怎么求过人。年轻时在厂里当劳模，是标兵；退休了在小区里，也是人人尊敬的李大爷。我不能到了这个岁数，反倒成了一个哼哼唧唧、讨人嫌的老东西。

可是，疼啊。那疼是实打实的，它不跟你讲道理，不给你留面子。尤其是在漫长的、寂静的夜里，当疼痛像潮水一样淹没我的时候，心里那点可怜的硬气，就被磨得一干二净。

于是，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又羞耻的念头，在我脑子里盘算了整整三天，终于，我下定了决心。

我决定，用我自己的方式，“试一试”他们。

今天清晨，阳光像往常一样，费力地挤过那层厚厚的窗帘缝隙，在地上投下几道光斑。我扶着酸胀的腰，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踱步，老伴的遗像摆在电视柜的正中央，黑白照片里的她，还是那样笑盈盈地看着我，好像在问我：“老李头，你这一大早不踏实，又琢磨什么坏主意呢？”

我对着她的照片，长长地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她汇报：“没办法了，我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下定决心后，我便开始像一个蹩脚的导演，布置我的“案发现场”。

我走进卫生间。这间卫生间，是我和老伴当年亲手设计的，墙上贴的白色瓷砖都有些发黄了。我弯下腰，腰椎立刻传来一阵抗议的刺痛。我咬着牙，吃力地把那块用了好几年的墨绿色防滑垫掀起一个角，让它不那么平整，看起来就像是被人不小心踩到了一样。

接着，我打开水龙头，用手掬了一捧水，小心翼翼地洒在光洁的地砖上。水不能太多，多了，一眼就能看出是故意的；也不能太少，少了，就起不到“打滑”的效果。我盯着那摊水渍，就像当年在车床上对着游标卡尺，反复确认着角度和面积，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做完这一切，我回到卧室，换上那双鞋底快要磨平了的旧布鞋。这双鞋，是老伴走之前给我做的最后一双，穿着舒服，也最符合一个“不小心滑倒”的老人形象。

我退到卫生间门口，对着穿衣镜里那个头发花白、神情复杂的自己，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苦笑。李建军啊李建军，你这辈子光明磊落，从没弄虚作假，到老了，倒学着演戏了。这要是让厂里那帮老伙计知道了，不得笑掉大牙？

我深吸一口气，身体微微后仰，按照这几天在心里排练过无数次的姿势，让自己“砰”的一声重重地坐倒在地。屁股墩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尾椎骨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很好，这下更像了，疼的表情都不用演。

我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瘫倒的样子显得更狼狈、更无助一些。然后，我哆哆嗦嗦地从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口袋里，摸出我的老年机。手机屏幕上，三个快捷拨号键设置得清清楚楚：“大女儿”、“二女儿”、“儿子”。

我该打给谁？

秀芳？她太精明，说不定三言两语就能听出破绽。就算信了，她大概率也是派个助理来，或者直接打120，事情就闹大了。

建国？他离得最远，干的又是体力活，工地上一天不去就没一天的钱。我不能因为我这点破事耽误他挣钱。

那就只剩下秀梅了。她心软，虽然嘴上会唠叨，但行动上肯定是最快的。而且，她是家庭主妇，时间相对自由些。

我按下了数字“1”键。

电话“嘟……嘟……”地响着，每一声都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我甚至开始练习我的声音，要怎么样才能显得既痛苦，又不会太夸张。

终于，电话接通了。

“喂，爸，什么事啊？”秀梅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急，背景里还有菜市场嘈杂的讨价还价声。

我清了清嗓子，掐着声线，让它听起来既虚弱又痛苦，还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呻吟：“秀梅啊……是我……”

“爸，你怎么了？声音不对劲啊。”

“爸……爸刚才在卫生间……不小心滑了一下……”我故意让自己的话语断断续续，充满了痛苦的喘息，“哎哟……腰……腰好像扭了，动、动不了了……”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下来，连菜市场的嘈杂声都仿佛消失了。沉默了几秒钟，随即传来秀梅拔高了八度的、焦急又带着点责备的声音：“爸！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卫生间地滑！行了行了，你别动，千万别乱动，我马上过去！”

“咔哒”，电话被匆忙地挂断了。

我躺在冰凉的地砖上，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我长长地吁出一口气，白色的哈气在初春微凉的空气里，很快就消散了。我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因为受潮而有些发黄的灯，心里头五味杂陈。

有对自己这番做派的鄙夷和不齿，有对即将到来的“关心”的一丝隐秘的期待，但更多的，是一种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彻头彻尾的悲凉。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要靠“摔跤”这种方式，才能从自己的孩子那里，讨要一点理直气壮的关心。这出戏，还没开演，我就已经觉得自己输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躺在地上，冰冷的地砖透过薄薄的裤子，把寒气一点点往我骨头里送。腰上的旧伤，被这寒气一激，开始隐隐作痛，这下子，倒是由假变真了。我听着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心里默数着数。

不到四十分钟，比我预想的还要快。楼道里，由远及近地响起了高跟鞋“噔噔噔”的急促脚步声，那声音敲在水泥地上，也敲在我的心上。紧接着，是钥匙插进锁孔的急切转动声，因为太急，钥匙和锁芯摩擦，发出“哗啦”的刺耳声响。

门“砰”的一声被猛地推开，大女儿秀梅提着一个还滴着水的菜篮子冲了进来。她那头刚烫不久的卷发，因为跑得太急而有些凌乱，几缕发丝贴在冒着薄汗的额头上。当她一眼看到我“瘫”在卫生间门口，动弹不得的样子时，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手里的菜篮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几根青菜和西红柿滚了出来。

“哎呀我的爸！你怎么躺这儿了！”她惊呼起来，声音里带着哭腔。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上前来扶我，而是手忙脚乱地从她那个半旧的皮包里掏手机，嘴里语无伦次地念叨着：“不行，不行，得打120，这万一伤到骨头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一看这架势，戏要演砸了，赶紧出声拦住她：“别……别打！秀梅，别打！”我用尽力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就是……就是扭了下，没那么严重，现在缓过来一点了。你扶我到沙发上就行，缓一缓就好了。”

秀梅将信将疑地看着我，又看看手里的手机，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放下了。她三两步跨过来，蹲下身，一边费力地想把我从地上架起来，一边嘴里像连珠炮似的数落开了，那语气，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七分是真实的关心，三分是压抑不住的不耐烦。

“爸！我跟你说了一百遍了，卫生间地滑要注意，地上有水要马上擦干！你看看你！我这边孩子刚送到学校，正准备去菜场给他们爷俩买点排骨，你一个电话，我什么都得扔下，菜买了一半就跑过来了！你说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

她的胳膊很有力，常年做家务的手臂，比我想象的要结实。我把大半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她一个趔趄，咬着牙才撑住。我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油烟味，那是她生活的味道，也是她无法摆脱的、琐碎的现实。

好不容易，我们俩像两个喝醉了酒的人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把我挪到了客厅的沙发上。我一沾到沙发，就长出了一口气，瘫软下来。秀梅也累得不轻，撑着膝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她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直起身，一头扎进了厨房。很快，里面就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响，是她找到了我藏在柜子里的那个小砂锅。接着是切菜声，油烟机“轰”的一声启动，满屋子顿时飘起了鸡汤特有的、浓郁的香味。

我靠在沙发上，听着厨房里那熟悉的忙碌声，心里空落落的。这场景，太熟悉了。每次我有点头疼脑热，秀梅来了，就是这样。

她好像觉得，所有的病痛，所有的不适，都能被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给治愈。汤，是她表达爱的唯一方式，也是她能为我做的，最具体、最实际的事情。

半个多小时后，她端着那个滚烫的砂锅出来了，脸上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她把砂锅小心地放在茶几上，又去拿碗筷，盛了满满一碗，吹了吹，才递到我面前。

“我刚在菜场顺手买的半只乌鸡，给你炖上了。”她把碗塞到我手里，又去拿了个小勺，“你趁热喝了，发发汗，暖暖身子骨。我去给你收拾下屋子，你看看这乱的，跟猪窝一样。”

说完，她就拿起抹布，像一阵不知疲倦的龙卷风，在我这陈旧的屋子里刮来刮去。一会儿嫌窗台上有灰，用湿布擦得锃亮；一会儿又念叨我把药瓶子放得到处都是，帮我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她甚至跪在地上，用抹布把我刚刚“摔倒”的卫生间地面，擦得一尘不染，连那个被我故意掀起的防滑垫，也给铺得平平整整。

她的背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嘴里说的话，都围绕着“家务”、“整洁”和“我的不小心”。

我捧着那碗滚烫的鸡汤，汤很香，也很烫，可我的心，怎么也暖不起来。这碗汤里，有鸡肉的鲜美，有姜片的辛辣，唯独缺了一味药，那味药叫“倾听”。

我看着她忙得满头是汗的侧脸，想跟她说说话，不谈我的腰，就聊聊家常。问问外孙的学习怎么样了，上次期中考试的排名有没有进步。聊聊她最近是不是又跟那个不怎么着调的女婿吵架了，她眼角的疲惫藏都藏不住。

“秀梅啊，”我试探着开口，声音因为长时间不说话而有些沙哑，“最近……小军他……”

“哎呀爸，先别说这些了！”她头也不回地打断我，正费劲地拖着客厅的地板，拖把和地面摩擦，发出沉闷的“唰唰”声，“你赶紧喝汤，凉了就腥了，营养也跑了！我这弄完还得赶在中午放学前去接他呢，他们老师又告状了，说他上课不听讲，愁死我了……”

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全是关于她儿子的抱怨和对生活的牢骚。我默默地闭上了嘴，低头喝了一口汤。很鲜，也很油，腻得我有点反胃。

秀梅把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像一个刚刚打扫完战场的士兵。临走前，她又细心地帮我把砂锅里剩下的鸡汤倒进保温桶，放在我的床头柜上，反复叮嘱我今天之内一定要喝完。她甚至把我早上换下的脏衣服也顺手扔进了洗衣机，按下了启动键。

她做的每一件事都那么“正确”，那么无可挑剔，像一个最优秀的护工，在尽一个女儿应尽的、清单式的义务。

她站在门口换鞋，那双半高跟的鞋子上还沾着一点菜市场的泥点。她回头，看了看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的我，长长地、重重地叹了口气。

那声叹息里，包含了太多的东西。有对我的担忧，有对自己生活的疲惫，有对未来的焦虑，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爸，你以后可千万得当心点。我跟秀芳都忙，建国又指望不上，”她顿了顿，补上了那句像针一样的话，“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怎么办？”

这句话，不偏不倚地扎进了我的心脏。它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她所有行为的内核——她怕。她怕我倒下，怕我成为一个需要24小时照顾的病人，怕我这个“父亲”的角色，从一个精神上的依靠，变成一个生活上巨大的、甩不掉的麻烦。

而且，她就这么自然而然地，云淡风轻地，把我那个不成器的小儿子，划到了“指望不上”的行列里。我心里猛地一沉，一种比腰疼更尖锐的痛楚，从心底蔓延开来。

秀梅走了，带着她的疲惫和叹息。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只剩下洗衣机“嗡嗡”的转动声，和那碗渐渐变凉的、加了叹气的鸡汤。

秀梅前脚刚走不到半小时，二女儿秀芳的电话后脚就跟来了。我还在回味秀梅那声叹息带来的不适，手机就在床头柜上“嗡嗡”地振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二女儿”三个字。

我清了清嗓子，继续扮演我那虚弱的角色，按下了接听键。

“喂，爸。”秀芳的声音跟她的人一样，总是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利落和效率感，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秀梅跟我说了。你怎么样？要不要紧？”

她的关心，像是项目经理在询问项目进度，直奔主题。

我刚想按照剧本说“没事，就是扭了下”，她就已经在电话那头安排好了下一步，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我这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会，投资方的人都在，实在走不开。这样，我等下让我的助理小王先过去看看你，你需要什么让他去买。我先给你手机上转五千块钱，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药就叫外卖，现在平台很方便，千万别自己再下地弄了，听见没？”

“不用不用，我这有钱，你别……”我赶紧推辞，这钱我不能要。

可电话那头只传来一句冰冷而坚决的“行了，就这么定了，钱你收着。我先进会场了”，然后就是一阵被挂断的忙音。

话音刚落，我的老年机就“叮”的一声，进来一条短信。我眯着老花眼，凑近了一看，是银行的到账通知：【您尾号xxxx的账户于x月x日16:21完成一笔收入交易，金额：5000.00元……】

我看着那串冰冷的数字，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钱是个好东西，它能解决很多问题，能买来最好的药，能请来最专业的护工。但它好像并不能缓解我腰上的疼，也填不满我心里那个因为孤独和被忽视而产生的窟窿。在秀芳看来，我的摔倒，我的病痛，就像她公司里遇到的一个突发状况，是可以用钱和资源来“摆平”的。

我躺在床上，没有等来她的助理小王。大概是她觉得，钱已经到位，助理的“视察”也就可以省了。

下午三点多，窗外传来一阵轻微的汽车引擎声。我挪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一辆擦得锃亮的黑色大奔，无声地停在了我们这栋破旧的居民楼下。那车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像一个穿着晚礼服的贵妇，误入了乡下的菜市场。

我知道，是秀芳来了。

果然，没过几分钟，楼道里响起了“叩、叩、叩”的、不紧不慢的高跟鞋声。她没有钥匙，只能敲门。

我挣扎着起身，扶着墙去开门。

门一开，秀芳就站在门口。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米色职业套装，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精致的发髻，脸上化着淡妆，看不出丝毫的疲惫，只有一种常年身居上位者的从容和疏离。她一进门，好看的眉头就立刻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爸，您这屋子，是该找个专业的家政公司来彻底打扫一下了。”她的目光没有落在我身上，而是在快速审视这间在她看来充满了陈旧和杂乱气息的屋子，“早就跟您说，请个钟点工阿姨，您总说不要，省那点钱干嘛。”

她的语气，不是商量，而是通知。她像一个项目经理在巡视一个年久失修的工程，眼神里带着专业的挑剔和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局促地笑了笑：“我一个人，随便弄弄就行了。”

她没接我的话，径直走到客厅，将她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鳄鱼皮包放在沙发上，从里面掏出一个厚厚的、崭新的红色信封，放在茶几上，朝我的方向推了推。

“这里是两千块现金，您拿着零用。手机转账您总说不会用，还是现金方便。”她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交代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工作，“我已经联系好了家政公司，明天上午就派人过来，给您这里做一次深度保洁。钱从我这儿出，您不用管。”

我看着那个信封，感觉它有千斤重。它不是钱，它是一堵墙，一堵用金钱和效率砌成的墙，把我隔绝在了她的世界之外。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想要的不是一个窗明几净的家，我只是……我只是想她能坐下来，哪怕五分钟，摘下她那副女强人的面具，像个女儿一样，问问我这腰到底是怎么个疼法，听我发发牢骚也行。

“秀芳，你……公司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话题，尽管它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她正低头看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着，回复着一条条工作信息。她头也没抬，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忙，忙得脚不沾地，连轴转。下个季度有个大项目要上，整个公司都在加班。爸，您自己多保重，别让我们分心，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

“别让我们分心”， “最大的支持”。这句话说得滴水不漏，充满了理性和逻辑，却也像一把软刀子，彻底断绝了我跟她进行任何情感交流的可能。在她看来，我的“安好”，是她能安心搞事业的前提，是一个后方保障问题。

我忽然想起她小时候。那时候家里穷，她学习好，代表学校去市里参加作文比赛，老师要求穿白衬衫和蓝裙子。家里拿不出钱给她买新的，老伴熬了好几个通宵，用我一件旧的白的确良衬衫，给她改了一件。

秀芳穿着那件明显不合身的衬衣，站在一群家境优渥的孩子中间，低着头，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她那么不自信过。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她就明白了钱的重要性。她拼命地挣钱，是为了不再重复童年的窘迫，是为了能用钱，去填补所有她认为的“缺失”，包括对我的陪伴。

她在家里待了不到十五分钟，这期间，她接了三个电话，回复了无数条信息。最后，又一个电话打来，她拿起包，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匆匆对我说了句：“爸我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家政公司明天会联系您。”

她便又像一阵风似的离开了。高跟鞋的声音在楼道里渐渐远去，最后是楼下车门关闭的闷响和引擎发动的声音。

屋子里，只剩下那碗已经凉透了的鸡汤，茶几上那两千块钱散发出的、冰冷的“关心”，以及我这个被“高效”处理完毕的“项目”。我跟她的距离，好像比这两千块钱厚得多了，厚到我伸出手，也再也触摸不到她了。

天色一点点地暗了下来。西边的天空，被夕阳染成了有些凄凉的橘红色，光线透过蒙着一层薄灰的窗户照进来，把屋子里的一切都拉出了长长的、疲惫的影子。我扶着墙，一步一步，像个真正的病人一样，挪到窗边。

楼下，邻居家厨房的窗户里，一盏盏灯光亮了起来。饭菜的香味，混着孩子们放学后的嬉笑打闹声，顺着风，飘进我的窗户。张家的小孙子在院子里追着一只小狗跑，李家的媳妇站在阳台上喊丈夫回家吃饭。那一切，都充满了热气腾腾的、鲜活的生命力。

而我，像一座被潮水抛弃的孤岛，被隔绝在这片人间的烟火气之外。我的屋子里，只有渐浓的暮色和无边的寂静。

我回到沙发上，看着茶几上的“战利品”发呆。大女儿秀梅的那碗鸡汤，我只喝了两口，油腻的香味混着她临走前的那声叹息，让我再也咽不下去。二女儿秀芳的那两千块钱，我原封不动地放在那个红色的信封里，信封的颜色在昏暗中显得格外刺眼，像一个无声的嘲讽。

我这一天，到底在干什么？

我像个三岁的小孩，用一种最笨拙、最可笑的方式，向我的孩子们讨要糖果。结果，一个给了我一块我根本不爱吃的点心，另一个则直接扔给我一张足够买下整个糖果店的钞票，然后转身就走。

她们都来了，她们都“孝顺”了。在外人看来，我老李该是多有福气，养了两个这么能干又孝顺的好女儿。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腰还是那么疼，钻心地疼。而我的心，比腰更疼。

她们看到了我“摔倒”的身体，却没一个人愿意弯下腰，仔细看看我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她们急着给我一碗汤、一笔钱，急着把我这个“麻烦”处理好，然后回到她们自己那条忙碌的、永不停歇的轨道上去。

我开始不受控制地给还没出现的、也是我最没指望的小儿子建国找理由。

他可能真的在哪个偏远的工地上抢工期，手机没电了，或者工地上信号不好，根本没接到姐姐们的电话。秀梅和秀芳，她们大概也觉得，通知建国没什么用，他来了既不能像秀梅一样煲汤做饭，也不能像秀芳一样拿钱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添乱。所以，她们索性就没告诉他。

对，一定是这样。

可另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说：他就是不在乎。他那个混不吝的性子，说不定正跟工友在哪个大排档喝酒吹牛，早就把我这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忘在了脑后。

我越想越绝望，心里那点仅存的、对这出戏的结局的期待，也被这无边的黑夜一点点吞噬。我甚至开始后悔，我根本就不该演这场戏。我像个剥洋葱的小丑，本想看看芯子是什么样的，结果剥了一层又一层，辣得自己直流眼泪，最后发现，洋葱根本没有芯。

我自取其辱，彻底证明了自己在这个家里的“无用”和“多余”。

就在这种绝望的情绪里，我想起了前几天的一件事。那天下午，我腰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拄着拐杖，慢慢走到小区门口那家新开的医疗器械店。

我没进去，我拉不下那个脸。我就站在马路对面，隔着玻璃，看着店里面陈列的那些东西。其中有一张床，白色的，看起来很高级，旁边有个牌子，写着“多功能电动护理床”。我看见店员拿着一个遥控器一按，那床的靠背就自己升了起来，腿部的床板也能抬高。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我想象着，如果我有了那么一张床，晚上想翻身，想坐起来喝口水，就再也不用像打仗一样了。

正看得出神，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一回头，是住我楼下的王叔，老王。他也刚买完菜回来。

“老李，看什么呢，这么入神？”他笑呵呵地问。

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说：“没看什么，就随便看看。”

老王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了然地笑了：“哦，看上那个床了？那玩意儿好是好，就是贵。我老婆去年住院的时候，医院里用的就是那个。方便是真方便。”他压低了声音，凑近我说，“我听我儿子说，网上有卖二手的，能便宜不少呢。”

我含糊地“嗯”了两声，就跟他岔开了话题。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现在想来，老王那了然的眼神，像一根小刺，扎在我的记忆里。

夜，越来越深了。我放弃了挣扎，把自己扔回床上。腰部的旧伤，在绝对的寂静中，放肆地叫嚣着它的存在感，一下一下，提醒着我这场闹剧的荒谬。我疼得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就在我半梦半醒，马上就要坠入一片混沌之际——

楼道里，忽然传来一阵奇怪的脚步声。

那声音很沉重，不快，每一步都像拖着千斤重的东西，在水泥地上摩擦。更奇怪的是，脚步声里还夹杂着一种“滋啦……滋啦……”的、像是生锈的金属摩擦地面的声音。这声音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显得格外尖锐、刺耳。

我心里猛地一紧，这么晚了，会是谁？收废品的？不可能。小偷？更不像。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屏住呼吸，竖起耳朵。

那沉重的、拖沓的脚步声，在我的门前，停下了。

我听见了一阵摸索的声音，然后，是钥匙插进锁芯的、熟悉又陌生的“咔哒”声。是我给建国配的那把备用钥匙，他已经有好几年没用过了。

“咔哒”，门锁被费力地转开了。

门开了，在楼道昏黄的声控灯光影下，小儿子李建国出现在门口。他满头大汗，那件灰色的工装外套上沾满了白色的腻子粉和星星点点的油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后，还用一根粗麻绳，拖着一个沉重的、半人高的、用旧床单包裹着的大家伙。那东西下面简陋的铁轮子，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尖啸，也像一把利刃，彻底划破了我这一整晚的死寂和绝望。

建国站在门口，像一尊沾满了尘土的雕像。楼道里的声控灯因为长时间没有新的动静，“啪”的一声灭了，他整个人瞬间被黑暗吞没。几秒钟后，他大概是跺了跺脚，灯又亮了，昏黄的光重新勾勒出他疲惫的轮廓。

他喘着粗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那张年轻却早已被生活磨砺得有些沧桑的脸上，汗水混着灰尘，划出一道道黑色的沟壑。他没先管我，而是转过身，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那个用麻绳捆绑着的、沉重的大家伙，一点一点地，费力地拖进了屋里。

那东西太重了，每挪动一寸，底下的铁轮子就在我家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嘎吱”声。他把它靠在客厅的墙边，然后直起腰，随手用那脏兮兮的工装袖子，在脸上胡乱地抹了一把，结果抹成了一张大花脸。

他做完这一切，才转过身，目光投向卧室里、躺在床上的我。

他的视线，像探照灯一样，先是扫过了我床头柜上那碗几乎没动的鸡汤，汤面上已经凝结了一层薄薄的油。然后，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客厅茶几上，那个在昏暗中依旧显眼的红色信封上。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眉头皱得更深了，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

屋子里的气氛，一瞬间变得非常奇怪，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尴尬和紧张。他风尘仆仆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撤下来的士兵，身上带着一股尘土、汗水和廉价香烟混合的味道。我则躺在床上，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因为心虚，连大气都不敢喘。

我们父子俩，就这么隔着几步的距离，对视着，沉默着。

我的心在胸腔里“咚咚”地打着鼓。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想着该怎么开口，怎么跟他解释我这一天的闹剧。跟他说我真的摔得很严重？

可我这会儿虽然脸色不好，但看起来并不像个重伤员。跟他说我是装的？那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在儿子面前承认自己撒谎演戏，只为了骗取一点关心？

他会不会也像他两个姐姐一样，用他自己的方式“处理”我？是骂我一顿“死老头子就知道折腾人”，还是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扔给我，然后转身就走？我甚至已经做好了被他嘲笑的准备。毕竟，在我印象里，他就是这么一个粗线条的、不解风情的、混不吝的家伙。

他终于朝我走了过来。他脚上那双沾满水泥点的工装靴子，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踩在我的心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