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闺蜜门”事件中，幕后关键人物崔太敏被曝出是邪教头目后，韩国各路基督教会迅速与其切割，声称这位“潜牧师”与自己所属教派毫无关联。这些教会的本意，是在汹涌的民意下自保。然而，当信仰问题被推上前台时，人们才发现，多位韩国前总统都拥有基督教背景。经过数十年的扩张，仅在韩国登记的各派基督教徒，就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韩国宗教泛滥的现状，本质上是政治操弄的结果。从根本上讲，基督教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套在韩国脖子上的“狗链”。
如今，韩国内部的基督教信仰比例虽仍低于基督教传统核心区欧洲，但已是整个亚洲基督徒比例第二高的国家。同时，韩国教会势力的扩张速度、传教士的传教热情，均远超欧洲同行。但从历史来看，韩国不仅远离基督教核心区域，其传入时间也相对较晚。韩国教会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规模，政治是唯一的核心因素。
朝鲜半岛出现基督教徒，最早可追溯至十八世纪，由中国人传入朝鲜王朝。当时的朝鲜王朝以佛教为主要信仰，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因此基督教在半岛早期并不受欢迎。朝鲜王朝统治者常通过逮捕、处决传教士等手段，遏制这一西方思潮的传播。
基督教在朝鲜半岛扩张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出现在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之后。半岛民众陷入殖民统治的绝望之中，急需寻找精神支柱。此时，儒家思想因中国的暂时衰弱而日渐式微，佛教宣扬的“来世”理念又与民众的抗争诉求相悖。在缺乏更多选择的情况下，许多认同西方制度是半岛出路的民众，转而投向基督教会。当时在半岛活动的基督教派繁多，既有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也有来自美洲的新教传教士。他们抵达半岛后，放下彼此成见，联合对抗日本殖民统治。
一九一九年的“三一独立运动”中，教会信徒成为反日抗争的主力之一。这场运动为教会赢得了广泛声誉，也使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尝试加入教会。到一九四五年，朝鲜半岛的基督教徒总数已达二十八万人，占半岛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
美国进入朝鲜半岛后，面对蓬勃发展的韩国基督教势力，一项大胆的计划逐渐成形。李承晚之所以能成为韩国开国总统，核心因素在于得到美国的支持；而美国之所以选择李承晚，关键在于他是基督教新教教徒。二战结束后，美苏分别控制朝鲜半岛南北两侧，最初两大势力并不反对半岛建立统一国家。但随着苏联扶持金日成掌控北方政坛，加之冷战氛围日益浓厚，半岛统一的希望逐渐破灭。
一九四六年，金日成成为北朝鲜权力核心后，为扩大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仅在政府内部清除异己、展开政治斗争，还在民间压制所有不符合苏联需求的政治团体。一九四五年时，半岛三分之二的基督徒集中在北朝鲜；而从金日成回到北朝鲜到朝鲜战争结束的七年之间，绝大多数北朝鲜基督徒移民至韩国境内
随着韩国基督徒比例持续攀升，试图全面掌控韩国的美国意识到，将美国意识形态包装进基督教，是控制韩国民众思想的绝佳途径。为此，美国于一九四八年支持南朝鲜独立建国（即韩国），并助力拥有美国留学背景、信仰基督教新教的李承晚当选总统。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承晚的治国能力极差，但有了这位教徒总统的撑腰，各类基督教会在韩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教会当时并不服从罗马天主教会的领导，且广义上的基督教会所信仰的内容五花八门，部分教派日后甚至超出基督教教义范畴，演变为邪教。不过，在美国的影响下，几乎所有韩国教会都在宣讲基督教教义的同时，融入了当时的美国意识形态，推崇反抗精神、民主政治，主张保护人权、实现社会公平。这些带有浓厚现代政治色彩的思想，被包装成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纳入韩国本土教会的传播内容。
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虽与基督教并无直接关联，但在美国的包装下，基督教在当时韩国民众眼中已与“民主”“文明”等词汇高度绑定。尤其在朴正熙执政后期，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困扰着韩国民众，教会势力顺势成为推翻威权统治的先锋。不仅反对朴正熙的游行队伍中有大量基督教信徒，就连朴正熙政府及韩国军队内部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纷纷皈依基督教。
随着朴正熙及其精神继承者全斗焕淡出韩国政坛，青瓦台被基督教会影响的时代彻底到来。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卢泰愚通过一系列政治交易，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全斗焕的老战友当时已开始接受基督教思想，并改信主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流行的新教卫斯理宗。
对卢泰愚而言，这次信仰转变很快带来了实际好处：他执政期间韩美关系异常稳定，更重要的是，基督教信仰背景让他与“三清”迅速拉近关系。“三清”是指朴正熙时代至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间，韩国政坛的三位核心人物——金泳三、金大中与金钟泌。其中，金泳三与金大中不仅是韩国民主党派领袖，还在九十年代先后出任总统；金钟泌既是朴正熙的侄女婿、政府核心官员，又在金大中时代担任总理。这三人除了同姓“金”，最大的共同点便是均为韩国基督教信徒。
卢泰愚投身基督教后，他与“三清”的关系从全斗焕政府时代的对立，逐渐转向合作与博弈。最终，韩国于一九九三年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卢泰愚也为自己及老兄弟全斗焕争取到了特赦机会。连续三届基督教徒总统执政，使韩国基督教势力在八十年代后以惊人的速度扩张。韩国三分之一民众信仰基督教，这仅是保守数据；九十年代的部分韩国文献显示，当时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韩国人拥有基督教信仰。
韩国政坛被基督教会渗透，实则只是美国的表面诉求；利用韩国民众对基督教的热情，将其转化为海外传教力量，才是美国在韩国宗教问题上的根本战略。自朴正熙执政中期起，韩国基督教徒人数连年增长，一半原因在于前面所述的，韩国教会将现代民主与人权观念包装进宗教教义；另一半原因，则是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人权发展滞后共同造成的精神真空。韩国民众在飞速变革的时代中找不到精神归宿与身份认同，而向他们敞开大门的教会，便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
一九六五年，基督教徒在韩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尚不足百分之十；到全斗焕执政时期，即便按最保守数据估算，一九八〇年韩国基督教徒比例也已突破百分之二十。虽然这一比例不及传统基督教国家，但快速扩张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韩国基督教徒的宗教热情，远超那些传统基督教国家。
卢泰愚上台后，韩国教会已无需在国内推销自身，同年便开始跟随韩国企业走向海外。自一九八八年以来，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韩国传教士走出国门，前往韩国势力可及的所有地区，包括中国东北、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他们在那些基督教尚未普及的土地上，拼命传播经过韩国本土化改造的基督教，部分人甚至声称韩国的经济奇迹是“神迹”，是信仰基督教的结果。通过这些狂热的传教行为，韩国超越众多传统基督教国家，成为全球第二大传教势力。
由于韩国基督教教义中融入了大量冷战后的美国价值观，这些韩国传教士实质上扮演着传递美国价值观的角色，更准确地说，是传递美国眼中“非美国世界应有的价值观”。因此，即便韩国多数独立教会的教义已被曲解，沦为传统基督教眼中的“异端”甚至邪教，韩国政府及背后的美国也从未想过干涉这些狂热分子。因为在统治者眼中，宗教不过是禁锢民众思想的一条锁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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