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绥远和平解放》《开国将帅名录》《刘万春回忆录》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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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的北京城,秋意渐浓。

一列从内蒙古开来的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车厢里,解放军第36军军长刘万春正整理着行装,准备参加华北军区召开的重要会议。

这位刚刚在一年前参加绥远起义的将领,心情似乎有些复杂。

列车停稳,刘万春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车厢。站台上,几名身穿军装的人员径直向他走来。

身份核实之后,刘万春被带上了另一辆汽车。车子没有开往会议地点,而是驶向了公安部门。

这位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字的第三人,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从起义将领变成了被关押的对象。

消息很快传到中南海,案卷摆在了案头,里面详细记录着刘万春起义后的种种异常行为。

如何处理这位起义将领,成为摆在眼前的一道难题。

处理过重,可能影响其他观望中的国民党军队;处理过轻,又无法震慑那些心存二心的人。

案情层层上报,最终那个批示落在了纸上,字迹清晰有力,为这个案件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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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军校学生到蒋介石赏识的将领

刘万春,字寿山,1900年生于河北交河一个普通回民家庭。

幼年时期,正值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国家积贫积弱,列强欺凌。这样的时代背景,让年轻的刘万春立志从军报国。

1920年,二十岁的刘万春考入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

这所学校虽然不如保定军校那般声名显赫,但也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

在这里,刘万春接受了系统的军事基础训练,为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根基。

1921年至1924年,刘万春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深造。

保定军校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院校之一,培养出了大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在保定军校的三年时光,刘万春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和战术技能,成绩优异。

军校毕业后,刘万春被分配到湖北省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在第七师师长王都庆部见习。

从见习军官起步,他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再到旅部副官长。

1925年,刘万春晋升为师部副官长。1926年,他兼任独立团团长,同年编入国民革命军第8师,任第1团团长。

那时的刘万春,不过是千千万万军官中的普通一员。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1927年1月10日,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李宗仁陪同下视察独立第8师。

部队驻扎在湖北西阳一带,师长刘春荣提前接到通知,特意安排第1团在训练场操练,希望给总司令留下好印象。

那天,训练场上数百名士兵正在进行单杠训练。刘万春身穿军装,和士兵们一起练习。

他并非在指挥位置上督导,而是亲自示范动作。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并不多见——大多数军官都保持着与士兵的距离,很少亲自参与训练。

蒋介石走进训练场时,正好看到这一幕。师长刘春荣连忙上前汇报,介绍第1团的训练情况。

他指着正在单杠上做动作的刘万春说,这是第1团团长,平时训练都是身先士卒。

蒋介石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一会儿,让师长把团长叫过来。

刘万春听到命令,从单杠上跳下来,整理好军装,跑步来到蒋介石面前,立正敬礼。

师长向蒋介石介绍说,刘团长不光指挥有方,自己的单杠技术也很好,能做倒立、打车轮等高难度动作。

车轮是指以单杠为轴心进行大回环,难度很大,一般军官都做不了。

蒋介石来了兴致,让刘万春演示一番。刘万春二话不说,跳上单杠,先做了一个标准的杠上倒立,然后开始打车轮。

他连续转了四圈,动作干净利落,最后旋转360度稳稳落地。

训练场上响起一片掌声。蒋介石看后很是赞赏,点头说道:"兵贵在质,刀贵在刃。平时多下工夫苦练,战时就会少流血。"这话说得既有哲理,又符合实际。

蒋介石又问刘万春练了多久,刘万春如实回答:"从上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

临走时,蒋介石拍了拍刘万春的肩膀,说:"你能同士兵一起操练,这样做很好。"

就这样,蒋介石记住了刘万春这个名字。这次偶然的相遇,成为刘万春仕途的转折点。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当面赞赏,意味着前途无量。

此后,刘万春的升迁开始加速。1930年初,他升任第二十军第二旅旅长。

这一年他才三十岁,能够担任旅长已经算是年轻有为。可刘万春的好运还在继续。

1931年秋,刘万春调任太原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兼独立第7旅旅长。

这个任命让他跨入了将军的行列。在那个年代,能够在三十出头就成为少将,没有过硬的关系和背景是不可能的。

1933年3月,蒋介石提议在江西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是陈诚。

这个训练团的目的是轮流调各地军官集训,培养蒋介石的嫡系力量。能够进入庐山训练团,意味着进入了蒋介石的核心圈子。

陈诚呈报给蒋介石一份学员名单,里面就有刘万春的名字。

蒋介石看到这个名字,立即想起了六年前那个和士兵一起练单杠的团长。

他当即批准,点名调刘万春到庐山军官训练团任少将科长。

5月4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

蒋介石、陈诧、刘绍先、贺衷寒、周五卫全部到场。当晚,蒋介石专门接见了刘万春。

这次单独接见,让刘万春深受鼓舞。他感觉自己找到了靠山,只要跟着蒋介石,前途一片光明。

从庐山训练团结业后,刘万春的职务继续提升。他从中校升到上校,从旅长升到师长。

1942年2月,刘万春任骑兵第3师师长。1943年12月,升任第35军副军长。1948年初,出任第9兵团副司令兼第111军军长。

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刘万春从一个普通军校毕业生,成长为统领数万人的将领。

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蒋介石的恩惠。这种感激之情,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

【二】抗战烽火中的血与火

1936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入华北。蒙古地区也不例外,大片国土沦陷,伪军猖獗。

这一年,刘万春奉命率独立第7旅来到归绥,这是他第一次踏上绥远这片土地。

当时的任务是协同第35军第73师第20旅,向盘踞在蒙古的日伪军发起进攻。

刘万春部队经过长途行军,抵达指定地域后,立即投入战斗。

日伪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刘万春部队士气旺盛。经过数天激战,刘万春部队攻克了敌人的几个据点,缴获了大量日军装备。

除了步枪机枪,还有山炮、汽车和坦克。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战斗中击毙了一名日军指挥官。

这次胜利震动了日寇华北侵略大本营。他们没想到在偏远的绥远地区,中国军队还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可刘万春部队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伤亡数百人。

日军岂能善罢甘休。他们调集重兵向河套地区反扑,企图一举消灭绥远的抵抗力量。

刘万春接到命令,在乌镇一带设防,阻击可能从包头而来的日军。双方在五原附近形成对峙,一触即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刘万春所在的部队立即投入到抗日战争中。

他先后参加了忻口战役、太原战役等重要战斗。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

刘万春率部坚守阵地,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阵地几次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刘万春亲自指挥反冲锋,身先士卒,与士兵们一起冲向敌人的阵地。

太原战役中,刘万春部队担任外围防御任务。日军的炮火铺天盖地,阵地上硝烟弥漫。

刘万春在战壕里来回巡视,鼓励士兵坚守。有一次,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气浪把他掀翻在地,耳朵被震得暂时失聪。可他爬起来后,继续指挥战斗。

1939年12月,傅作义组织指挥包头、绥西、五原战役。刘万春作为主要指挥官之一,参与了这次重要战役的策划和实施。

五原战役尤其激烈。日军集结了数万兵力,配备大量火炮和坦克,企图一举占领河套地区,切断西北通道。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收复五原。

1940年春,刘万春率部向五原进军。夜色中,部队悄悄接近日军阵地。

凌晨时分,总攻开始。刘万春的部队从侧翼发起攻击,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战斗持续了数天。刘万春的部队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分割包围日军。

巷战、肉搏战、阵地争夺战,各种战斗形式轮番上演。刘万春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嗓子喊哑了,眼睛熬红了。

最终,五原光复。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意义重大。

蒋介石专门发来嘉奖电,表彰参战部队。刘万春因为指挥有方,战功卓著,再次得到提升。

从1936年到1945年,整整九年时间,刘万春一直在绥远地区与日军作战。

他见证了日军的残暴——焚烧村庄,屠杀百姓,无恶不作。他也看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宁死不屈,前赴后继,保家卫国。

这九年的抗战经历,在刘万春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他痛恨侵略者,也厌倦了战争。

他多次对部下说,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太苦了。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刘万春和战友们欢呼雀跃,以为和平终于到来了。可他们没想到,更大的战争还在后面。

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围绕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严重分歧。

内战的阴云,再次笼罩中国大地。刘万春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可作为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

1946年,刘万春调任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此时的绥远,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地区。

刘万春夹在中间,心情复杂。他不想打内战,可又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开始大规模裁撤杂牌部队。刘万春的部队也在裁撤之列,他一度被免职。

直到1946年才被重新起用,出任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这段经历让刘万春看清了一些事实。蒋介石所谓的知遇之恩,其实是有条件的。

当他有用的时候,提拔重用;当他失去利用价值,立刻抛弃。

可这些认识还不够深刻,不足以让刘万春做出根本性的转变。

1948年初,刘万春被任命为第111军军长兼第9兵团副司令。

这时,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接连失败,败局已定。

刘万春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继续跟着蒋介石?前途未卜。

投向共产党?又觉得对不起蒋介石的恩情。这种矛盾心理,一直困扰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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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绥远起义前后的复杂博弈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进入尾声。北平城内,傅作义做出了改变历史的决定——和平起义。

1月21日,第111军通过电台与国民党总台取得联系,得知傅作义已经和共产党达成协议。

刘万春听到这个消息,心情五味杂陈。董其武作为绥远省主席,立即飞往北平,找傅作义了解情况。

几天后,董其武回到归绥,带回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傅作义还在与中共协商。

刘万春不愿意打内战,这是真心话。他多次对陈诚等人抱怨,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为什么还要打内战?

老百姓刚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又要遭殃。他主张和谈,希望能避免战争。

可不想打内战是一回事,是否愿意归顺共产党,又是另一回事。

刘万春的脑子里存在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他觉得自己能有今天,全靠蒋介石的提拔。现在蒋介石遇到困难,自己怎能背叛?

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代表与傅作义、绥远当局代表在北平展开谈判。

双方拟定了包括军队划界驻防、平绥铁路通车、恢复商业贸易、互派联络员等协议内容。

谈判过程中,绥远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他们希望中共帮助解决蒋介石断绝军饷和财政补给造成的困难,以稳定军心,做好起义准备。

这个要求引起中共谈判代表的不满,认为董其武是"假和谈、真备战"。

刘万春在这个过程中的态度很微妙。他表面上配合董其武筹备起义,实际上却在暗中观望。

他想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4月8日,双方达成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中央听取汇报后,认为只要争取绥远和平起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多作让步。

中央连续三次指示,要求谈判代表撤回所提条件,尽快完成和谈。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特务也在绥远积极活动。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来到归绥,开始拉拢董其武和刘万春等人。

徐永昌是个老练的政客,察言观色的本事很强。他试探董其武,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就把重点放在刘万春身上。

一天晚上,徐永昌单独约见刘万春。两人在一间密室里长谈。徐永昌开门见山地说,绥远的形势很复杂,刘军长肩负重任。

刘万春说,自己只是个军长,权力有限,很多事情做不了主。

徐永昌立即表示,南京方面非常看重刘军长。只要刘军长愿意,可以马上提升职务,任命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这样就有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刘万春听了这话,心里很受用。可他也知道,这个任命是有条件的。

徐永昌继续说,绥远可能不得不在起义通电上签字,这也是形势所迫。

但刘军长要记住,自己是党国忠诚的将士。起义后要隐蔽下来做内应,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将来反攻大陆的时候,就是立功的机会。

刘万春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表态说,自己永远是党国忠诚的将士。就算起义,也会隐蔽为内应,一定坚持到光复的那一天。

这番对话,注定了刘万春后来的命运。他以为可以脚踩两只船,两边都不得罪。殊不知,这种做法最终会让自己万劫不复。

1949年5月,傅作义的秘书长王克俊等人带着《绥远和平协议》来到绥远,准备推动起义进程。

刘万春见到王克俊后,却说了一番令人费解的话。

他让王克俊先不要把协议拿出来,说部队弟兄们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理解,不相信共产党。

王克俊觉得很奇怪,回到驻地后立即联系董其武,汇报了这个情况。

董其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警惕刘万春的态度。

不久,中共驻绥联络处准备派人进驻归绥开展工作。为了确保来人安全,董其武让刘万春负责保卫工作。

刘万春却提出了两条规矩:一是来人要把武器上交,二是不准上街。

董其武当面批评他,说来者是客,我们不该这样要求。刘万春表面上接受批评,实际上心里很不服气。

7月24日晚,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中共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在归绥街头遭到袭击,有人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

联络处秘书王世鑫当场牺牲,还有数人受伤。

事发后,董其武震怒,下令彻查。很快查出,袭击者是刘万春部下李锡庆带人所为。

可还没等深入调查,刘万春的另一名部下段锦堂就把李锡庆抓住,未经审讯直接处决了。

这明显是杀人灭口。董其武虽然心知肚明,但考虑到起义大局,还是没有深究刘万春的责任。

这次事件让中共方面高度警惕,联络处人员陆续撤离绥远,气氛一度非常紧张。

8月25日,傅作义亲自飞抵绥远,准备做最后的劝说工作。他召集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人开会,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

傅作义说,国民党大势已去,继续抵抗只会让更多人送命。

北平和平起义后,共产党对起义人员很宽大,大家的地位和待遇都得到保障。

孙兰峰原本态度犹豫,听了傅作义的话,又看了看形势,终于同意起义。

刘万春虽然心里还在打鼓,但大局已定,他也不敢公开反对。

9月19日凌晨3时,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在包头发布。通电由39名绥远省军政党各界代表签署,董其武签在第一位,孙兰峰第二位,刘万春第三位。

通电发出后,中央立即发来嘉奖电报。电文称赞绥远和平起义的正确立场,指出反动派企图破坏的阴谋终归失败,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1949年12月9日,第111军在包头地区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任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樊折桂任参谋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

全军共1.3万余人,下辖第106师、第107师、第108师和骑兵旅。

作为起义将领,刘万春保留了原有职务。他看起来积极参加解放军的各项学习和整训活动,在会议上多次表态要跟随傅作义、董其武走光明之路,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1950年1月,刘万春还被任命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地方政府工作。

从表面看,他似乎真心接受了改造,融入了人民军队。

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刘万春虽然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虽然担任了解放军的军长,但他的心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徐永昌临别时说的那番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

他总觉得,也许形势还会有变化,也许台湾真的会反攻大陆。到那时,自己隐蔽在解放军内部做内应,就能立下大功。

这种侥幸心理,最终把他推向了深渊。

1950年夏天,朝鲜半岛战火燃起。这场战争的爆发,让整个东亚局势骤然紧张。

台湾方面抓住时机,大肆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声称美国会全力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

这些言论在部分绥远起义人员中引起了波动。一些人开始动摇,觉得也许形势真的会逆转。

刘万春就是其中之一。他觉得机会来了,该为将来做些准备了。

7月的一个深夜,刘万春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他秘密召见了辎重营营长李玉浩。

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刘万春仔细检查了门窗,确保没有人偷听。

然后,他压低声音对李玉浩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