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10日中午12点,中国驻摩洛哥大使张伟烈带着翻译和商务参赞,准时走进了斯基拉特宫。

这座被大西洋环抱的滨海行宫,正忙着庆祝哈桑二世国王42岁生日,还有他登基十周年的庆典。

宫里挤满了近千名贵宾,内阁官员、高级军官、外交使节全在其中,谁也没料到,半小时后这里会变成夺命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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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日颂到夺命扫射

这场宴会的排场是真不小。

白色大理石宫殿配着马赛克纹饰,回廊绕着喷泉,主厅里的镀金吊灯亮得晃眼。

银质餐具上印着阿拉伯花纹,乐队奏着安达卢西亚古调,侍者端着烤全羊和库斯库斯穿梭。

张伟烈给国王递上了青花瓶国礼,还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祝贺,两人聊起中摩在农业、渔业上的合作,气氛挺热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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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热闹背后早藏着雷。

那时候摩洛哥日子不好过,经济没起色,不少人没工作,西撒哈拉的问题又耗了不少军费。

部分年轻军官看国王总忙着外交,觉得他不管民生,心里早就不满了。

叛军头目马德布赫中校攒了1200名官兵,就等着宴会这天动手,想趁机控制所有军政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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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05分,《生日颂》刚唱完,大厅灯光突然闪了几下。

宫外传来噼啪声,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礼炮。

没等反应过来,密集的枪声就冲了进来,玻璃穹顶被打得粉碎,碎片跟着彩带一起往下掉。

数十名戴绿色贝雷帽的士兵踹开门,马德布赫举着冲锋枪喊着“政权更迭”,子弹瞬间扫向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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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院长当场中弹倒地,比利时大使和沙特武官想护着国王,也被击中。

一位法国女记者躲在餐桌下,还是被流弹打伤了肩胛。

聂兵杰被身旁的张伟烈本能按住,推向大理石立柱。

热汤溅到张伟烈脸上,他没顾上擦,借着餐桌掩护往侧门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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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混乱场面,怕是亲历者这辈子都忘不了。

老兵大使的生存智慧与外交坚守

张伟烈可不是普通人,1938年就参加了新四军,抗战时多次从日军扫荡中突围,对火网的判断特别准。

他发现叛军主力都在大厅北侧,东南角回廊只有三个士兵把守,还老回头看宫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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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直接冲过去,但后来发现太冒险,就脱下了显眼的黑色礼服,只穿白色衬衣。

叛军换弹夹的十几秒空档,他拽着聂兵杰借着立柱阴影低姿跑过走廊。

途中一名叛军发现了他们,抬手就要开枪。

张伟烈赶紧用阿拉伯语喊“愿真主赐福”,还指着王宫方向,装作惊慌的文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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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愣了两秒,被别处的爆炸声吸引,两人趁机跳出窗外,滚进了灌木丛。

宫外也是一片失序,叛军控制了电台和弹药库,远处能听到坦克轰鸣。

两人翻墙跑到海滩公路,拦下一辆送海鲜的小货车。

司机看着他们满身泥污和血迹,吓得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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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烈用阿拉伯语说明身份,又掏出20美元塞给司机,才获准上车。

半小时后到中国大使馆后门,留守人员差点没认出他们,张伟烈的领带没了,裤腿被铁丝划了个大口子,脸上全是汗水和血迹。

使馆里的电话线已经被炮火炸断,短波电台时断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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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烈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直奔机要室口述电文,说摩洛哥发生政变,国王生死不明,自己已经安全脱险,请国内指示并通报驻阿尔及利亚使馆。

没想到电文还没发完,外部电源就断了,备用发电机也因为缺油停了。

傍晚6点,拉巴特电台播送了“救国委员会公告”,说哈桑二世已经放弃权力。

使馆里人心惶惶,有人建议赶紧焚毁密码本准备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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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谁在那种情况下可能都会慌,但张伟烈判断叛军只控制了首都一部分,外地援军随时会来。

他让所有人武装起来把守围墙,把密码和档案装进铁皮箱埋在花园深处,既做了最坏的打算,也留了最好的期待。

夜里11点15分,收音机里突然传来哈桑二世的声音,说叛乱已经被粉碎,国家恢复秩序。

原来国王趁叛军内讧,带着十余名忠诚卫兵逃出王宫,和郊外的边防团会合,很快夺回了电台、机场和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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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布赫还被自己的警卫误杀了,这结局确实挺戏剧性。

五小时后,哈桑二世宣布全国戒严,还派王储去各国使馆慰问。

凌晨4点,王储车队到中国使馆时,张伟烈还穿着那件血迹斑斑的衬衣,和王储紧紧握了手。

王储转达了国王的话,感谢中国朋友在危难关头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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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政变造成92人死亡,157人重伤,死者里有3名部长、4名将军和6名外国使节。

王宫的波斯地毯被血浸透,厚达3厘米,最后只能整块换掉。

事后摩洛哥政府给每位死难者建了纪念碑,王宫回廊还镶了块黑色大理石,刻着牺牲者永垂不朽的字样。

政变后第三天,张伟烈向国王递交了中国政府的正式照会,说中方尊重摩洛哥人民的选择,支持哈桑二世维护国家稳定,愿意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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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二世很受感动,把丹吉尔港扩建工程交给中国公司,还划拨土地让中方建新房舍,派了20名留学生去北京进修。

1972年,中国援建的拉巴特会议大厦破土动工,后来成了中摩友谊的象征。

这场政变让我挺多感慨。

和平看着平常,其实特别脆弱,就算在觥筹交错的外交场合,也可能突然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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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当年的动荡,根源还是发展没跟上,民生问题没解决,才给了叛军可乘之机。

而张伟烈能脱险,一方面靠的是新四军时期的战斗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懂阿拉伯文化,关键时刻的一句阿拉伯语救了急。

如此看来,外交官不光是和平的使者,还得有临危不乱的勇气和生存智慧。

张伟烈在回忆录里写,那一夜的枪声让他明白,外交官的胸牌上不仅有自己的名字,还有祖国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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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说得太实在了,只有祖国强大,人民团结,我们在世界任何角落才能挺直腰杆。

现在的斯基拉特宫已经修缮一新,游客们在卡萨布兰卡海滨眺望它时,可能不知道52年前这里发生过的枪林弹雨。

但那块黑色大理石还在,无声地提醒着人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它需要包容和发展,也需要时刻警惕暗处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