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爱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汪明峰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
教授
数字平台、生产网络与地方空间治理
——广州服装村更新的比较研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 | 匡爱平、汪明峰
责任编辑 |刘齐
本研究提出“资本积累—权力嵌入—空间治理”的分析框架，揭示在城镇化、工业化与数字化交织背景下，中国典型大都市区生产型城中村改造的治理逻辑。研究聚焦空间治理的参与主体、演变过程与实践结果，对广州两类典型服装村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服装村改造长期受制于土地资本化和多元主体博弈,涉及低附加值产业转型、非正规经济正规化、公共环境改善等多元治理目标。数字平台作为新型治理中介，依托数字解决方案重构地方生产网络，对服装村产生了分层化与非均衡的空间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由来
中国城市长期依赖大规模开发或更新项目推动经济发展，如产业园区、开发区、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等项目是促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Shen & Wu，2017）。随着城市功能向消费导向转型，大都市生产性空间及其治理问题易被忽视，当前城镇化进入“后半程”，城市发展面临从快速扩张到稳定提升、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的双重转型。城市经济系统亟需从依赖空间扩张红利转向突破空间锁定并实现结构调整，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已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重点任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廉价劳动力与开放政策，珠三角地区的民营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以纺织、服装、贸易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相互叠加，在城乡二元土地使用制度的支撑下，推动了生产型城中村的形成（马学广，2010；夏丽丽等，2012）。例如，广州集聚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纺织服装批发市场群，吸引大量内地流动人口，形成分工精细的完整产业链。服装村作为广州服装生产的重要空间载体，凭借低廉劳动力和灵活作坊模式支撑广州服装产业的国内外贸易增长。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如何实现此类低附加值生产型空间的转型与治理，已成为广州各级政府的重点任务。
然而，服装村紧密的生产关系、复杂产权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等问题加剧了更新治理难度，传统依赖土地与房地产开发的治理模式在生产型城中村较难推行，服装村的治理内容由追求土地开发与增值拓展为促进低附加值产业转型、非正规经济正规化与公共环境改善等。以海珠区康鹭片区康乐村和鹭江村为例，这两个服装村因毗邻中大纺织商圈，自20世纪末吸引了大量家庭服装作坊集聚，成为典型的服装村，其改造自2009年起一直是市政府的重点治理项目。近年来，跨境电商平台希音（Shein）与番禺区南村镇多个服装村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服装村随之嵌入全球生产与贸易网络，因此被称为“希音村”。传统综合型电商平台（如淘宝、亚马逊等）多为第三方交易或服务中介，不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谢富胜等，2019）。希音采用直面消费者（Direct-to-Consumer，简称DTC）模式，兼具平台与快时尚品牌商双重属性，通过数字化高度整合设计、采购、生产和分销等多个环节，形成一体化的新型零售景观，因此更直接地介入地方生产网络（Kuang et al.,2024）。南村镇的服装村作为希音“超快”资本积累的重要空间载体，为后者在全球快时尚行业建立竞争优势提供了支撑，同时希音的介入也对南村镇服装村的空间治理产生了非均衡性影响。
平台如何嵌入地方生产网络？这种嵌入又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服装村的空间治理？这些问题既是理解当前广州城中村更新的重要切入点，也为反思既有空间治理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视角。哈维（David Harvey）、洛根（John Logan）和莫洛奇（Harvey Molotch）等政治经济学学者早期建立了资本与空间互动的经典框架，揭示了资本积累、扩张与增值过程在空间生产中的核心机制。基于这一理论传统，本文结合广州服装村更新的多样化地方实践，提出“资本积累—权力嵌入—空间治理”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案例比较揭示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数字化交织背景下，不同类型服装村更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重点关注数字平台作为新型治理中介的角色与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资本积累与城市增长
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城市增长的动力机制通常被概括为特定政治或经济主体围绕资本积累、扩张和增值展开的空间竞争动态。“城市创业主义”（Harvey，1989）以及“城市增长机器”（Logan & Molotch，1987）长期以来一直是探讨地方发展、资本积累和空间治理的核心概念。前者强调城市空间治理逐渐从“管理型”向“创业型”转变，后者则揭示了地方精英围绕“土地”和“金融”等生产要素结成的“增长联盟”在驱动地方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这一框架下，“地方”被视作市场商品加以经营和推销，因资本投资或环境改善得以实现空间价值的增值。这些理论主要基于西方城市的社会经济转型背景，其对非西方国家的适用性存在争议。
在中国语境中，国家通过建立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协调了早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Shen & Wu，2017；管兵、罗俊，2023）。在分税制财政体系的激励下，地方政府依托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吸引投资，并通过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建设、新城扩张等手段提升财政收入，由此成为具有创业精神的主体（Wu，2018）。这一政府主导的治理逻辑被曹正汉、史晋川（2009）概括为“城市—企业双层经营”模式，即地方政府在国家宏观制度框架下，通过整合土地、财政与招商引资等方式，推动辖区资本积累与空间治理。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跨国公司、资本流动与生产网络等外部力量深度嵌入中国城市，催生了新的治理逻辑（Yang，2020）。因此，中国的城市空间治理机制既受到国家制度与地方政府行动的深刻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企业行为、资本流动、跨区域产业网络等多重力量的制约。
在数字变革的影响下，新型生产资料不断涌现并成为重构地方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传统工业生产体系中，技术通过“破坏式创新”促进剩余资本的产生并成为价值链治理的有效工具。哈维因此将技术视为资本积累的“杠杆”（lever），指出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提高物理生产效率和劳动力价值生产率，还可以促进剩余价值向新的市场扩张，加速资本循环（Harvey，2006）。在当前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超出了既有的多层级治理理论的解释边界（向静林、艾云，2023）。例如，早有研究指出，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城市增长的边界，“数字鸿沟”及互联网使用的差异塑造了多尺度的非均衡增长（汪明峰，2005），虚拟空间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场域（魏伟，2007；Kenney & Zysman，2020）。然而，随着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数字”相关要素不仅拓展了资本积累的空间边界，还深刻嵌入空间治理的过程中来（向静林、艾云，2023）。
总体而言，理解当前城镇化、工业化与数字化交织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更新，需要在土地财政与政府主导模式之外，纳入跨地域资本流动、生产网络以及数字变革等多重力量。这一视角有助于揭示多元主体在城市空间中的共存、博弈与重组逻辑，从而拓展城市增长理论在当代中国情境下的解释力。
（二）数字平台与空间治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技术—经济体系的特征内涵和运行机制逐渐被“数字资本主义”（Schiller，1999）和“平台资本主义”（Langley & Leyshon，2017；Srnicek，2017）等概念重新定义，学界由此不断审视数字技术变革如何深刻影响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及资本生产关系（Fuchs，2013；Pfeiffer，2021）。数据与算法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要素：一方面，二者加强了资本对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控制，从而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二者本身都具备货币价值，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被不断创造、捕获和再积累（van Doorn，2020）。
平台所有者通过采用专有的算法提取数据，推动数据的再生产，成为协调多边行动主体的服务中介。特别是在电子商务领域，平台的出现推动了产品和服务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的流动，催生了新型市场组织（谢富胜等，2019），并引发了地理空间“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争论（熊万胜、严子泳，2024）。一方面，数字平台的虚拟性似乎突破了传统市场的地理边界和等级制度，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与空间不平等（龚维进、徐春华，2025）。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数字连通性仅是地方发展与创新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邱泽奇、黄诗曼，2021），平台市场仍然嵌入于知识生产、制度环境和创业文化等地方情境之中（熊万胜、严子泳，2024）。
上述争论大多围绕商品贸易层面的流通市场变革展开，强调平台作为交易撮合者对要素流动的影响，忽视了平台对生产关系与组织形态的深层次影响。平台不仅改变了消费与分配，也通过数据垄断、算法治理和供应链整合等方式，更直接地嵌入生产活动并影响既有的组织模式。在传统生产体系中，组织社会学通常将“科层制”与“市场制”视为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与协调机制（Weber，1997；Williamson，2011）。前者依靠规章制度和职权关系维持相对稳定的协作，后者则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分散主体的自由交换。当前，平台既凭借市场逻辑协调资源配置，又通过算法规则对生产主体进行科层式规训，平台制成为一种新的混合组织模式（邱泽奇，2021）。更为重要的是，平台的治理干预及其影响正在从平台内部的劳动控制（Altenried，2020；梁萌，2024）外溢至更广泛的区域生产网络（Kuang et al.,2024）。
因此，平台的角色作用已超越单纯的“市场中介”，还可能通过重构交易规则与产业关系嵌入地方生产，进而介入城乡空间治理。可以说，当前全球经济体的城市化正逐步演变为由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新型城市化（Leszczynski，2019）。作为新型“城市—数字调节者”（urban-digital mediation），平台重塑了“技术—资本—空间”的复杂关系（Kuttler，2023），并对地方治理模式与制度权威构成挑战（闵学勤、陈丹引，2019）。将研究重心从流通市场转向生产关系与组织模式，不仅有助于揭示平台在资本积累和产业组织中的新作用机制，还为理解其如何通过重构生产网络来影响城乡空间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三）理论框架构建
在“城市增长机器”的概念框架中（Molotch，1976；Logan & Molotch，1987），为实现地方空间的增值与价值积累，多元主体调用和协调各方的空间治理工具，其中的结构性或制度化逻辑体现了“机器”（machine）的隐喻内涵。这为解释地方空间的扩张、转型与重构的内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然而，伴随着全球化与技术变革，该框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一是过度强调地方尺度上的政治—经济联盟及其对资本活动的影响，这可能强化了地方主义倾向，忽视了区域外部产业分工、社会—技术变革等因素对城市化过程的深刻影响（Jonas & Ward，2007; Brenner,2019）。二是将空间理解为预先给定的、具有明确边界的地域单元，忽视了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及其流动性特征。在当代城市化与全球化背景下，跨尺度的资本、人口、信息与技术流动可能模糊了地方空间的边界性（吴莹，2025）。三是以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为核心的资本化增长逻辑遭遇挑战，环境保护、社会运动等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发展诉求拓展了增长议程的内涵，空间治理的目标从单一的经济效益拓展至产业转型、环境治理与社会秩序优化等多个方面（叶林、周寒，2021）。
上述批判性的思考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语境下的空间治理提供了启示。传统依赖土地财政与房地产投资的更新治理模式，正面临全球生产网络分工重组、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以及社会—技术变革等多重挑战。特别是在生产型城中村的更新实践中，劳动密集型生产与贸易活动的集聚使治理过程嵌入地方性与流动性交互影响的跨尺度空间中，而平台的进一步介入不仅改变了地方产业组织和利益协调的方式，还推动了新的资本积累逻辑与空间治理机制的生成。
空间是社会关系与实践的产物（Lefebvre，1991），其生成过程交织在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与权力互动中。为实现特定发展目标，不同行动主体借助空间规划、资源调配、制度供给等工具介入空间治理（吴莹，2025）。城市更新语境下的空间治理则可以理解为城市政府、村集体、开发商、其他企业以及村民等主体，利用空间、市场、制度等各种途径来推动地方空间的价值增值与资本积累的过程。借鉴城市增长机器的理论视角，本研究提出“资本积累—权力嵌入—空间治理”的分析框架（图1）。将生产网络纳入地方空间治理的讨论，旨在揭示生产型城中村更新过程中，多元行动主体围绕资本积累展开的复杂权力互动及其对空间治理的影响。
生产网络由生产要素与生产主体构成，通过资本积累与权力嵌入两条路径介入地方空间治理。一方面，劳动力、设备等生产要素集聚加速了资本积累，特定的积累路径推动规模—柔性化的生产组织形成；另一方面，正规企业与家庭作坊等生产主体嵌入既有的权力关系网络，重塑原有的科层—市场制度框架。区别于规模化的工厂体系，生产型城中村承载了以灵活分工与社会关联为特征的柔性生产网络。在此类城中村的更新治理中，资本积累是空间治理的核心动力，行动主体围绕利益分配与空间利用展开博弈；权力嵌入表征资本运作的关系机制，多元主体在科层与市场的互动中重塑治理结构与资源配置机制；空间治理是资本与权力互动的实践结果，表现在产业和就业的组织结构层面以及生产和生活的建成环境层面。从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资本积累与权力嵌入相互强化，共同作用于空间治理，同时又受到地方空间的重塑与制约。
当前，数字平台正日益介入生产型城中村的更新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中介，平台依托基于供应链管理系统的数字解决方案来组织协调社会经济活动，凭借规模优势和网络效应塑造了实现超快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由此形成平台介入空间治理的权力基础。一方面，数据、算法和软件等新型基础设施成为数字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平台企业借助数字化工具整合、监督和规训既有的生产要素，推动生产方式革新与生产网络重构，加速“生产—流通—消费”全价值链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平台企业作为新的权力主体嵌入既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与地方情境，建立特定的制度框架以协调多元主体的互动。进而，平台制定的“生存法则”和标准化规范与原有的市场逻辑、制度约束、地理区位等机制相互交织，共同形塑地方的建成环境与组织结构。
本文的分析框架强调经典城市增长机器理论中资本化逻辑与权力动态对揭示空间治理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将数字平台具体化为平台企业与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分别从平台资本的制度逻辑与社会技术的组织逻辑两条路径展开分析，以深刻揭示数字平台介入下的地方空间治理机制。借助这一框架，本研究旨在将数字平台视为一种新型治理中介，而不仅仅是贸易市场的撮合者，在此基础上拓展城市增长机器理论在当代中国城市更新与空间治理中的解释力。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本研究选取广州市海珠区康鹭片区的康乐村与鹭江村，以及番禺区南村镇的员岗、陈边、南草堂和塘埗东这两类服装村展开比较分析，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案例选取的典型性。海珠区康鹭片区的服装村依赖邻近中大纺织商圈形成“赶单制”生产模式，表现出高度市场化和非正规化的特征，是广州最早集聚形成的服装村；番禺区南村镇的相关服装村紧邻希音的供应链中心，与希音形成了紧密生产关系，是数字平台深度介入下的典型案例。二是案例比较的共性基础。推动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业转型以及村域空间治理是广州市各级政府的重点任务，两类服装村均面临产业升级、社会与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挑战，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三是两类服装村在治理主体构成、生产组织模式及治理实践结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个案间的差异性有助于提高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与解释力。综上，对典型性、共性与差异性的综合考量确保了比较研究的有效性（Yin，1994）。
本文第一作者先后于2022年7至8月、2023年3月与11至12月、2024年11月以及2025年8月，前往广州开展多轮田野调查。前期调查以参与式观察为主，重点考察各服装村的居住生活空间、道路交通条件、生产制造环境（如工业园区、服装作坊等场所）。后期回访调研则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共访谈70名相关行动主体，包括服装工厂负责人39名（涵盖设计师、采购员、工厂主等）、镇政府工作人员2名、村委会干部6名、园区管理人员8名、服装工人13名，以及参与过相关城中村更新项目的规划师和学者2名。访谈围绕服装村的发展历程、服装生产组织形态、空间治理矛盾等议题展开，每次访谈时长从30分钟到90分钟不等，另有若干非正式访谈也被纳入记录。此外，笔者结合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持续追踪希音官方的招商直播，并通过微信群组、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追踪访谈对象，不断解决研究推进中的信息缺口问题。为保证原始资料的有效性与稳定性，笔者搜集并整理了行业报告、统计年鉴、政府文件、规划文本等二手数据，并与一手调研资料进行三角互证和交叉检验。
四、传统服装村的发展与空间治理
自2009年以来，广州市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城中村改造工作。《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率先提出以“三旧”改造为核心的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设定了10年内完成138条“城中村”整治改造工作的目标。至2024年1月，《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和《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公布，拟推进272个城中村改造、涉及289个项目，其中生产型城中村占比超过一半。生产型城中村的改造升级具有高度复杂性，其进程与广州市城市整体发展目标及打造新空间增长极的战略紧密相连。
（一）非正规经济的资本积累
凤和康鹭片区位于广州海珠区，由康乐村与鹭江村组成，二者因邻近广州中大纺织商圈而发展成为典型的服装村，并与上游面辅料市场和下游成衣批发市场建立了紧密的生产合作关系。中大纺织商圈建筑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商户达1.6万户，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辅料市场。康鹭片区承担了周边批发市场约90%的面辅料采购业务，以及广州成衣批发市场约80%的服装生产订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市场不稳定性加剧、淡季延长，康鹭片区逐渐形成“赶单制”的灵活生产模式。服装作坊通过零散接单和临时雇工来适应市场波动：工厂主或招工负责人每日于早上7点到10点之间，手持样衣或招工展示板在“招工街”寻找零工，按照计件方式结算零工工资，通常在24小时内即可完成一批订单。这种“短工—计件”制度不仅为制衣工人提供了灵活性和即时收益，也使工厂与档口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巩固了非正规但高度灵活的“赶单制”生产方式。“招工街”因此成为服装村独特的经济景观。
然而，极度依赖熟人关系与地方空间资产的资本积累导致了服装村的空间异化。随着非正规服装生产集聚效应的产生，服装作坊的扩张不断侵占生活空间，导致居住和生产空间边界模糊；由于早期监管的缺位，大量房屋被加盖和扩建，康鹭片区非正规建筑物数量占建筑物总量的67.5%，使消防、治安、环境风险显著上升；每日高峰期的集中招工活动与货物运输加剧了道路拥挤、人车混行，公共空间被严重挤占。据统计，康鹭片区纳统贡献企业仅占全部企业总数的0.2%，产业经济的非正规性不断渗透至生产与生活空间，这种非正规经济的资本积累方式及其空间异化结果与地方政府的长期发展目标相违背。
（二）多元主体的权力博弈
康鹭片区非正规经济的资本积累嵌入在地方市场环境与特定制度情境中。在20世纪90年代“简政放权”的制度背景下，片区内的村集体出让部分土地使用权，不断增建用以支持工业生产的“小产权房”，推动村域农用地转型为建设用地，服装工厂不断集聚。在这一过程中，村集体扮演“代理人”的身份，将集体用地出租给外来创业者，以获取稳定可观的集体收益，康乐村因此成为当时广州市集体经济效益最大的城中村。村民通过村集体分红和自建房出租获得双重收益，土地增值直接转化为家庭财富。以湖北籍为主的外来人口依托乡缘关系，不断加入到服装生产与贸易中来，因产业集聚获得低成本投入和高生产效率的经济效益。在多元权力主体的关系作用下，康鹭片区成为融入更大尺度经济循环的场域，实现了土地价值、生产效率与租赁收益等多个层面的资本积累。
然而，土地使用价值的低成本实现与快速积累持续抬高了土地再开发的交换价值，紧密的生产关系、复杂的产权关系以及巨额的增值收益分配等问题加深了康鹭片区更新治理的复杂性。在早期城乡二元治理格局下，地方政府难以深度介入村域内部空间治理，村集体自治是服装村治理的主要途径。但村委会既从土地资本化中受益，又承担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其“双重身份”模糊了治理者角色。随着村域社会结构的转变，原有村民逐渐被以湖北籍为主的外来创业者置换，人口构成的异质性与服装生产的高度集聚导致村务治理逐渐超出传统自治的范畴。经济纠纷、劳动仲裁、产业扩张带来的社会事务频繁出现，村集体自治在面对非正规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累积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在地方政府层面，尽管康乐村和鹭江村最早于2009年被纳入广州首批城中村全面改造名录，但其重建和再开发项目进展缓慢。政府更多依赖统筹性的规划来介入，但规划的制定效率较低且实施难度较大。一方面，康鹭片区约一半建筑物为“小产权房”，体量大且权属关系复杂；另一方面，统筹性规划严格控制容积率等指标，更新后建筑面积远不足以满足相关主体的房屋置换需求，而现金补偿标准又远低于周边商品房价格。巨额的价值再分配牵涉村民、外来业主、村集体、开发商与政府等多方利益主体，谈判协调难度极高。基于此，政府的改造进程一再搁置。2018年，村民以97%的同意率通过了整村改造方案，但由于基础数据庞杂和新冠疫情暴发，项目再次被延缓。直至2022年底，康鹭片区因人口密度过高暴发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改造议程再次被提出。2024年1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正式公布实施，规划总建设面积为377.98万平方米，其中融资面积为127.23万平方米，投资金额超过300亿元，成为广州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但据笔者2024年11月的实地调研观察，除紧邻城市主干道的几栋楼宇被清空或拆除外，村内服装生产活动依然较为活跃。
（三）空间治理的制度性挑战
全面改造的治理模式在生产型服装村难以有效展开，整顿经济秩序、改变粗放式资本积累现状，成为推进康鹭片区转型的首要难题。为此，广东省各级政府不断提出产业转型升级和“腾笼换鸟”等策略，旨在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释放城市存量空间。自2019年以来，广东省与广州市愈加重视服装产业的转移升级。例如，2023年印发的《广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将“广清一体化”作为区域协同的重要抓手，提出加快建设“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等制造业基地”，该项目提出多条优惠政策，例如给予转移企业一次性3万元至5万元的搬迁补贴、减免半年租金、提供半年免费员工宿舍等。据统计，截至2023年9月，已有400多家企业签约入园，主要为品牌型企业；其中，海珠区政府2023年累计推动38家服装制造企业完成转移。相较于省市层面的强政策力度，海珠区政府则更加强调“疏解与升级并重”。
尽管上级政府持续动员、地方政府不断出台鼓励措施，康鹭片区的服装生产主体依然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锁定效应。康鹭片区服装产业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租金成本，以及与超大规模面辅料批发市场和成衣批发市场的紧密联系。这些区位优势使康鹭片区成为中大纺织商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加大了低附加值产业外迁的难度。首先，康鹭片区服装工厂多为规模较小的家庭作坊，通常被形容为“蝌蚪企业”，不仅规模较小、缺乏创新能力，而且高度依赖批发市场的订单分配。其次，搬离康鹭片区，这些服装作坊可能难以维持24小时快速出货的即时生产优势。家庭作坊的价值链分工高度细化，灵活生产模式依赖于各个作坊间的即时配合，这种协作关系凸显了产业集群中地理邻近与关系邻近的重要性。当被问及康乐村制衣厂向清远转移的具体举措和成效时，一位经济联合社负责人这样解释道：
清远太远了、产业链也不成熟，他们（制衣厂）不愿意去的，相比之下搬到周边附近的多一点……具体疏解方案也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需要政府或者街道办那边牵头。（村委会访谈资料，20240326）
服装产业的空间锁定加剧了康乐村改造的复杂性。为加快产业转移，海珠区政府将村域土地划分为59宗单元地块，自2023年12月起通过分批次清退租户和拆迁等方式推进旧城改造。大多数制衣厂主的态度趋于观望，“合同到期了，我们只能走了，但能多做一天就做一天吧，等拆到我们这里来了再说”（工厂主访谈资料，20241206）。此外，海珠区政府采取了近期综合治理与中远期全面改造的分阶段治理模式。在近期治理层面，2023年6月海珠区政府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由区领导直接挂任网格长，并联合各村经济联合社推进整改工作。空间治理重点主要集中在建成环境、消防安全等方面，主要方式为拆除违建、整饰建筑物外立面、清理无牌土制吊机等。这一系列措施促使部分制衣厂外迁。例如，一些工厂为方便搬运布匹而违规加装的简易吊机被拆除后，位于较高楼层的制衣厂难以继续维持生产，不得不搬离。然而，由于无牌吊机数量庞大，相关部门难以长期驻守逐栋监管，往往是拆除一处、整治完毕后不久，设备又被重新安装，治理效果有限。
此外，凤和经济联合社引入一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将一处足球场改造成“招工广场”，并将原本自发形成的“招工街”改造为步行街。从建成环境来看，招工场所的景观秩序得到了改善，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所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由于招工活动高度集中在早晨7点至10点，招工人员、档口老板、制衣工人高度集聚。调研数据显示，招工广场单日最高人流量超过4万人次。在人流高峰期，场地通行受阻，尤其是夏季高温与人群密度叠加，进一步加剧了招工广场的环境压力（制衣工人访谈资料，20231207）。
五、平台介入下的服装村空间治理
相较于康鹭片区，番禺区南村镇的服装村土地压力相对较小，仍具备一定的产业承接空间。因此，2015年希音将供应链中心由南京迁至广州南村镇南草堂村，推动了当地服装产业集群的进一步扩张与集聚。随着希音全球影响力的持续提升，社会各界对其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强，促使希音对规模化和标准化工厂的需求不断增加。希音与供应商建立的紧密生产关系巩固了其参与空间治理的权力基础，但平台逻辑与既有市场逻辑和制度逻辑相互交织，塑造了混合的组织模式，对地方空间产生了非均衡的影响。
（一）平台驱动的超快资本积累
自2020年以来，全球贸易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国际贸易摩擦增加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加之东南亚纺织服装业的迅速发展，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传统服装外贸订单量急剧减少。然而，在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大背景下，希音的跨境电商业务呈现增长的趋势，截至2022年，其营收额已连续8年实现超过100%的增长，其中2020年增幅超过250%，显著高于同期ZARA 27.9%的增幅。这一快速扩张并非单纯依赖全球市场需求，而是植根于南村镇服装村所形成的供应链网络。笔者的田野调查印证了这种依赖关系，例如陈边村的村委会干部指出“陈边村80%的服装工厂依赖希音分配的外贸订单”（村委会访谈资料，20231205）。
希音作为新兴跨境电商平台，通过在全价值链上部署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形成了集研发与设计、生产与制造、营销与服务于一体的生产贸易闭环，加速了资本积累，挑战了传统领先企业长期以来建立的产品标准。一方面，希音通过数据驱动的高频产品发布和敏捷测试，在全球虚拟消费市场中明确其精细定位，形成了“新产品发布→数据积累→爆品识别→返单/再发布”的迭代循环，提升了趋势识别与市场响应速度。另一方面，前端的敏捷市场分析通过内部的数字供应链管理系统与后端生产网络衔接，对订单拆解、质检、物流等环节实时追踪，显著提升了整体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希音与供应商之间的紧密生产关系依赖多重机制来维系。首先，算法筛选、爆款驱动以及快速返单是平台资本积累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维持希音与供应商长期合作的主要驱动力。正如一名供应商所解释的，“如果我们开发的产品里有两成能够获得批量返单，我们就能够盈利”（工厂主访谈资料，20231030）。其次，较短的账期管理是维系合作的重要机制。在电商驱动的柔性供应链中，数字技术加速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外贸公司或品牌公司通常按季度下单，账期通常长达三个月。而希音将账期缩短至一个月，核心供应商的账期可进一步缩短至一两周。短账期缓解了供应商的现金流压力，提升了其抗风险能力，进而增强了其对希音的依赖。最后，希音庞大且稳定的订单量（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持续增长）巩固了双方合作，甚至促使部分服装工厂扩大生产规模。例如，当被问及工厂生产是否受到疫情影响时，一位门店位于南草堂村的工厂主回答道：“没什么（负面）影响啊，我们还在增加设备”（工厂主访谈资料，20220729）。
（二）平台规则下的生产组织调整
希音作为新权力主体嵌入既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与地方情境，在加速自身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凭借在全球生产与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依托数据与算法等数字基础设施强化了对供应商的监控、协调和规制。供应商分包链条的延伸，推动形成了“半科层—半市场”的混合制度框架。与此同时，服装生产网络的组织与区位调整不仅是对平台规则的被动响应，还是企业主体基于市场逻辑和地理优势的主动调节。
希音采用数字供应链管理系统整合大量供应商，并以评级机制强化“逐底竞争”，不断整合面辅料供应商与制造商，形成网络效应与规模效应。平台依据交货率、次品率、返单率等指标将供应商划分为五个等级：末位30%可能面临淘汰风险，而顶级供应商则可优先获得订单及技术、资金支持。为保持竞争力，众多供应商向希音供应链中心周边的服装村集聚。塘埗东村的一位工厂主提到，“如果不是希音供应链中心在附近，我们（制衣厂）不可能搬到这里”（工厂主访谈资料，20231129）。该工厂于2020年从海珠区搬迁至塘埗东村，尽管当地租金是先前的两倍。
高强度的市场竞争推动供应商在希音供应链中心集聚，但也促使生产体系的分化与扩张。核心供应商层层外包使得家庭式作坊依然存在，平台介入下的生产组织呈现分层化特征。当无法及时完成“爆款”订单时，核心供应商往往将部分订单或工序（如剪线头）外包，由此形成正规工厂与家庭作坊并存的产业生态。调研显示，员岗村家庭作坊约占工厂总数的60%，对比之下家庭作坊在康鹭片区的占比高达97.8%。这些家庭作坊作为非正规经济体，依赖原有制度与市场逻辑的运作。
在平台主导的生产组织调整中，地理空间仍然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鉴于服装村园区工业用地有限且租金较高，供应商将部分制造环节向广州外围或周边地区转移，但为维持与希音的紧密联系并接受线下管理，他们仍在村内保留设计、打板、展示等前端功能。数字供应链管理系统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空间与关系邻近的约束，但仍无法完全替代线下互动。希音通过线上线下培训指导供应商进行数据分析和产品线调整，供应商也需要设置专门的跟单员，以保持与希音的紧密交流和业务拓展；而验货、跟单、质检等环节依然需要采购员线下操作。服装生产网络的区位动态不仅是供应商对平台需求的单向响应，也是供应商实现创新氛围和产业配套等网络协同效应的重要驱动力。在一次招商活动中，招商经理答复湖北工厂主时就强调：“最好在广州设办事处，因为打板、看样衣等都需要在这里进行”（招商直播资料，20230908）。
（三）空间治理的非均衡效应
在希音的介入下，新兴电商平台的治理逻辑与原有的市场逻辑和地理逻辑交织在一起，塑造了混合、分层的生产体系，进一步影响了服装村空间治理的非均衡效应。
在生产空间层面，平台介入下的空间治理逻辑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希音与供应商的相互依存促进了工厂管理标准化与建筑环境规范化。希音要求入驻供应商符合标准化厂房要求，并安排人员线下审核，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硬件设施和建筑环境，建立从A级到“零容忍”的分级体系。零容忍标准涵盖居住与工作空间是否分离、消防设施是否完善以及紧急通道是否设置等指标。评估结果直接影响采购决策，未达标工厂将无法获得订单。这种标准化压力推动部分工厂进园区经营。正如员岗村的一名村委会负责人所言，“我们村希音的供应商都在园区里了”（访谈资料，20250813）。平台介入下的空间治理成效还可从一位工业园区负责人的评价中得到体现，“希音给工厂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规范，以前难以监管的消防、环境卫生和‘三合一（空间）’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工业园区负责人访谈资料，20231206）。
二是平台驱动的局部产业升级推动了园区生产空间的治理与优化。一方面，部分旧有工厂向创意产业园区转型。部分受访者指出，过去希音村的工厂多以生产低价白牌产品（没有品牌和商标的产品）为主，希音进驻后，具有服装设计能力的工厂正逐渐增多，独立品牌商也开始出现（村委会访谈资料，20231206）。基于这一生产需要，一些老旧厂房被改造为创意产业园区，吸引了希音的原始设计制造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简称ODM）及其他服装设计公司陆续入驻（村委会访谈资料，20231130）。另一方面，部分生产制造活动的效率提升与区位外移推动了工业园区用地的集约化，其空间利用日益灵活化和精细化。一位园区负责人在访谈中提到，“以前入驻我们园区的几家大型服装工厂，现在很多变成‘公司’了”（工业园区负责人访谈资料，20231204）。在这种情况下，园区的最小出租面积从原先几百平方米降低至几十平方米。
然而，上述空间优化仅反映了平台逻辑对产业空间治理的局部渗透，规模化生产制造环节的空间外移意味着，治理优化主要集中在园区以内的有限区域，难以对更大范围的非正规生产空间产生监管作用。与此同时，平台驱动下的分层生产体系导致小型作坊依然存在，他们难以满足平台所要求的数字化及标准化规范，而且其生产活动带来的消防、卫生等问题仍然需要依赖村委会及相关部门的日常巡视、监督与劝阻来解决。
在生活空间层面，平台介入的影响也呈现一定的非均衡性。一方面，供应商的正规化促使部分劳动力关系从非正规零工向长期雇佣转变，工人在园区上班、在村民自建房居住，“与希音合作”“环境优美”等宣传语频繁出现在招聘广告中，显示出生活空间与建成环境的规范化趋势。同时，希音的发展吸引了部分“新移民”（如互联网和快时尚行业青年）流入，带动优质住房及新型消费空间增长。另一方面，希音村的非正规化正在以其他形式显现。在希音介入早期，居住需求激增促使村民将民房改为工厂以获取租金，本地村民逐渐被外来人口置换。随着竞争加剧，部分小型作坊被淘汰或搬离，腾退建筑被分割并改造为多个套间，重新进入住房租赁市场。空间用途的随意转换增加了治理复杂性：厂房被改回低成本套间，可能导致人口密度上升，而通风、消防、排污等方面则难以符合相关的居住环境标准。然而，由于房屋产权的归属问题，自建房用途的频繁转换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治理。村委会的日常治理事务主要集中在公共环境卫生等层面，例如小型作坊加工带来的街道卫生、消防安全等问题，而很少涉及生产空间再度被转换为非正规居住空间等问题。
六、两类服装村的治理逻辑比较与讨论
前文通过康鹭片区与南村镇两类典型服装村的案例比较，探究其治理逻辑的共性与差异，为理解平台的角色作用提供了启示。两类服装村的更新均涉及低附加值产业转型、非正规经济正规化、公共环境改善等多方面的治理目标，但在生产要素积累、权力关系互动以及空间实践结果三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见表1）。
（一）生产要素与资本积累
在传统服装村，非正规产业的形成主要依托廉价的集体土地租赁、宽松的监管环境以及邻近批发市场等优势，这些优势吸引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流入，推动产业集聚与原始资本积累。但作为低附加值制造业，服装生产对地方财政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有限。尤其是普遍存在的非正规家庭作坊，不仅削弱了税收基础，也加剧了空间治理的复杂性。随着广州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这种低效资本积累模式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逐渐发生冲突，服装村改造因此被纳入政府核心议程，针对服装村的治理逻辑通常在于，以土地增值为核心，通过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空间转化为现代化居住或商业区，以获取更高的空间交换价值（Shen & Wu，2017）。然而，非正规经济快速积累带来的高额收益持续提高了土地交换价值，降低了全面改造与土地再开发的可行性。同时，熟人网络与柔性生产的松散组织模式叠加，使地方政府或村委会主导的空间治理在促进低附加值产业转型、环境整治以及零工治理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
基于此，推动低附加值的生产空间集约化利用是服装村治理的核心目标。在希音村情境下，希音作为快时尚领域的新兴跨境电商平台，通过全价值链部署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形成集研发与设计、生产与制造、营销与服务于一体的生产贸易闭环，加速自身资本积累，并将服装村纳入全球生产与贸易网络的资本循环，为调用现有生产资料并促进地方发展提供了路径。相较于传统价值链的链主企业，平台依托数字技术形成了新的资本积累逻辑，其核心优势体现在算法筛选、爆款驱动和快速返单等机制上；同时，较短的账期管理周期与稳定的订单需求进一步巩固了希音与供应商之间的紧密生产关系。进而，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加速资本积累的高效生产工具，也为平台介入服装村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权力基础。
（二）权力嵌入与组织模式
灵活柔性的服装生产关系嵌入服装村，并与熟人关系网络和城乡二元体制交织，使生产型城中村的更新治理较以居住为主要职能的城中村更为复杂。以康鹭片区为例，其服装生产形成了“赶单制”的高度市场化组织模式，一方面具有低成本与高灵活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加剧了治理的不确定性。村域熟人关系与家庭作坊间的生产关系相互叠加，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利益联盟，削弱了外部治理效力。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监管缺位为非正规经济早期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基础，随着空间异化矛盾扩大并超出村集体自治的控制范围，上级政府重新介入并推动统筹规划，但在实施过程中，其治理行动受到非正规生产集聚与土地增值的制约。同时，由于政府层面的产业整顿与地方层面相关主体的资本积累之间存在张力，生产型城中村的空间治理长期处于复杂博弈之中。
希音嵌入既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与地方情境，推动形成了“半科层—半市场”的组织模式。一方面，平台借助数字系统实现了对生产网络的高度垂直整合，提高了供应链治理的透明度与效率，供应商在订单、质检、物流等环节几乎完全受控。这种类似科层化的治理既强化了平台对单个工厂的约束力，也削弱了工厂间原有的横向合作，如服装工厂需接受系统中指定的面辅料供应商并终止部分原有合作。另一方面，鉴于全球在线市场存在较大波动，尤其是“爆单”时，平台为保持生产灵活性仍依赖市场化分包机制，供应商将部分订单外包至周边工厂或家庭作坊，使希音村呈现正规工厂与家庭作坊并存的产业生态。这种组织模式既是生产者对平台规则的响应，也是其依据市场逻辑与区位比较优势自主调节的结果。
近年来，“制造业立市”、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目标是广州各级政府发展战略的重点，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传统“一刀切”的全面改造模式，传统产业发展不仅关系地方经济增长，还涉及更广泛的社会民生（相关规划人员访谈资料，20250815）。在此背景下，平台介入为推动服装村转型治理提供了新选择，尽管其影响具有分层化特征。基于此，最新的城市更新规划逐渐将“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纳入整体发展框架，“抓大放小”的政策取向成为当前相对务实的治理策略（相关规划人员访谈资料，20250815）。
（三）实践结果与非均衡效应
鉴于康鹭片区全面改造的复杂性，海珠区政府重新介入原本依赖村集体自治的治理体系，采取“近期综合整治—中远期全面改造”的分阶段方案。2021年，有开发商以347亿元总投资额与政府签订改造协议，康鹭片区的全面改造成为广州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的旧改项目。至2023年12月，部分村集体物业所属地块已启动拆迁，计划在十年内完成整体改造。2024年1月康鹭片区城市更新规划提出“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的指引，为产业发展留出空间。然而，这一策略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现实挑战，不符合产业发展指引的非正规家庭作坊数量占生产主体总数的97.8%。
非正规生产的集聚与空间粘滞加剧了服装村治理的难度，希音村治理也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性。平台嵌入形成了“半科层—半市场”组织模式，使产业转型与空间优化仅在有限范围内展开。在生产空间层面，平台凭借市场权力实现对供应商的标准化管理并强化奖惩力度，推动了局部空间的功能重组，主要表现为供应商工厂环境得以正规化、创意园区开始出现、工业园区利用趋于集约化。但外包家庭作坊仍游离于平台规制外，安全与环境治理问题依旧存在。在生活空间层面，局部产业升级促进了就业结构调整与日常生活空间改善，但衍生出住房用途随意转换等新问题。这种非均衡空间治理秩序是平台与地方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竞争规律、地方制度约束与区位条件仍发挥重要作用。
七、结论
城中村更新治理长期以来是中国城市推动地方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度集聚，以服装村为代表的生产型城中村的更新治理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新兴跨境电商平台希音的介入，将服装村的生产实践与全球消费市场紧密联结，同时平台逐步介入地方空间治理与优化的进程。本文借鉴“城市增长机器”的经典概念，提出“资本积累—权力嵌入—空间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案例比较分析揭示不同情境下服装村更新治理的逻辑机制，并探讨数字平台的角色作用。
在非正规经济高度集聚的生产型城中村中，以房地产或商业中心开发为导向的全面改造模式难以为继，生产关系与既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相互交织，不仅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粘性，还加剧了各行动主体在资本积累目标上的张力。因此，两类服装村的更新任务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业转型、非正规经济正规化和公共环境改善等方面。在康鹭片区，依赖批发市场的柔性生产网络嵌入熟人关系网络之中，高度市场化的松散组织模式导致地方政府或村委会主导的空间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在希音村，平台作为一种新型治理中介，凭借其规模优势和网络效应塑造了超快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这为平台参与生产组织协调与空间治理提供了权力基础。然而，平台的介入推动形成了正规工厂与家庭作坊共存且相互依赖的生产体系，塑造了“半科层—半市场”的混合制度框架，最终对服装村的空间治理产生非均衡影响。
回溯经典政治经济学对城市增长机器的理论界定及其在空间增长、转型与扩张中的广泛应用，既有研究多围绕土地和金融等生产要素的资本积累展开，强调“地方中心”政治经济精英的权力博弈及其对地方空间治理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中国城市更新的语境中，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与数字化等多重力量交叠，空间治理的核心目标、权力主体与逻辑机制均呈现新的变化。本文将研究焦点从传统城中村转向具有生产职能的城中村，强调生产关系及其产业组织形态在空间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拓展了传统以土地开发与价值增值为核心的增长议程，转向对产业、社会与环境等多重治理目标的关注。同时，本文引入数字平台这一新型治理中介，探讨其在服装村空间治理中的角色，不仅丰富了对平台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还为当代中国城市更新与空间治理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此基础上，本文聚焦资本积累、权力嵌入、空间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突破了对特定地域空间内政治—经济过程的有限关注，将生产网络纳入地方空间治理的解释框架，从而揭示了不同情境下的生产组织变动及其推动空间治理的过程与机制。地方发展正日益受到数字平台的运行逻辑及其资本积累路径的影响，平台企业运用多样化的数字解决方案加速了资本积累，推动城中村更新呈现新的治理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平台治理逻辑仍然根植于既有的制度情境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尽管平台推动下的产业结构转型与空间秩序规范仅在有限范围内发生，尚未从根本上解决非正规经济所带来的治理难题，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平台作为一股新兴力量正逐步介入城乡治理并推动地方转型。
本文揭示了跨境电商平台介入下高度整合的生产组织变革及其对空间治理的非均衡影响，但这仅是多样化数字生态中的一种表现。数字化与平台化驱动的新兴力量参与空间治理的方式必然呈现多样化特征，并因嵌入的地方情境、产业部门与应用场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跨案例比较的质性分析在方法论上可能存在局限性，如难以严格控制环境变量以准确剥离平台的作用强度等。未来研究可从多尺度空间视角进一步检验本文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与解释力。例如，希音在广州服装村的介入推动了局部治理优化与产业秩序重组，但在更广泛的区域尺度上，非正规经济的扩散与影响如何？数字平台将生产型城中村接入全球贸易网络，推动地方空间治理交织于虚拟与现实、全球与地方的多尺度互动之中。如何结合现代化城市进程、数字技术变革与产业结构演进等多重现实基础，拓展城乡空间治理的理论边界？这些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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