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深夜，台北的大街上一片死寂，特务的皮鞋声踩得人心慌。
当那帮神色阴鸷的大汉撞开门的时候，屋里的年轻女教师没哭没闹，就在被带走的那一瞬间，她漫不经心地回头冲弟弟喊了一句：“再带七粒鱼肝油，给孩子补补身子。”
特务们听完只冷笑了一声，推搡着她就出门了。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个女人临死前对家里那点琐碎事儿的瞎操心。
这女教师叫萧明华。
那一晚，她是用自己的命，给上级“挂”了一通死亡电话。
要把时间往回拨几年，你很难把“王牌特工”这种硬核的词儿跟萧明华扯上关系。
早在40年代初的重庆，大家都在躲日本人的炸弹，瑟瑟发抖的时候，她已经是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高材生了。
按道理，她这辈子要么成个大作家，要么在大学里教书过安稳日子。
萧明华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在重庆防空洞里，她看着国民党那边贪腐成风，心里那个落差简直了。
她明白了一个理儿：国家要是烂到了根里，你才华再高也是白搭。
就在这时候，她碰上了后来成了她丈夫的地下党负责人于非。
于非当时跟她说了一句特糙但在理的话：“想做事，得先看准，再豁出去。”
这句话直接把那个写风花雪月的萧明华给埋了，站起来的是个目光坚毅的战士。
1948年，当一帮人忙着把金条往海外运、那是真·润学鼻祖的时候，萧明华却搞了个极度“逆行”的操作：她接了去台湾师范学院教书的聘书。
这事儿当时在她朋友圈都炸了，大家都以为她是去避难图个安稳，实际上，她是只身一人，主动跳进了龙潭虎穴。
到了台湾，萧明华明面上是知性优雅的大学老师，背地里却是整个情报网的核心。
那时候搞情报，真没电影里演的那么潇洒。
她几百度的近视，还得在一盏破台灯下，把弄来的台湾沿海防御图、兵力部署表，用比米粒还小的字，密密麻麻抄在薄纸上，藏进旗袍夹层或者书脊里。
这一干就是好几个月，眼睛熬得通红，眨一下都钻心的疼。
1949年，由于非亲自押送的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转了好几手送到了还在西山指挥所的中央领导手里。
那是关于台湾防务最核心的机密，接头人当时就说了一句：“这东西，比十个师都管用。”
但是吧，搞地下工作就是在刀尖上跳舞，还是蒙着眼跳。
1950年初，随着蔡孝乾的叛变（这真是我党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台湾地下的网破了。
特务顺藤摸瓜，口子越收越紧。
2月4日，也就是萧明华被抓前两天，特务其实已经找上门了，但当时是为了抓于非。
于非在萧明华掩护下跳窗跑了，这时候萧明华其实完全有机会撤。
但她做了一个让常人想不通的决定：留下。
为啥？
因为如果两个人都没了，敌人的警觉性瞬间拉满，整个线上的同志都得暴露。
她必须留下来当那个“路障”，以此迷惑敌人，拖延时间。
两天后，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就回到了开头那一幕。
萧明华知道，于非可能还没完全脱险。
她那是用嘉兴老家话喊出的暗语：“七”在方言里同“去”，“鱼”同“于”。
“七粒鱼肝油”，翻译过来就是“于非，快去（快跑）”。
她哥哥听懂了，于非接到了信号，连夜切断联系成功撤离。
而留下的萧明华，面对的是人间炼狱。
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这些听着都哆嗦的手段，成了她之后278天的日常。
审讯官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个娇滴滴的女知识分子，骨头怎么比铁还硬。
哪怕撬开了嘴，也只能听到一声冷笑：“我支持共产党，有什么错？”
1950年11月8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那是无数英雄的埋骨地。
萧明华被押上车前，还在监狱里帮难友织毛衣。
行刑前，她没像别人那样瘫软，而是整理了一下乱了的头发，没等刽子手废话，她突然挣脱束缚，对着天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一年，她才28岁。
枪声响过，一代才女就这么没了，尸骨被草草埋在台北郊外的乱葬岗。
这一别，就是整整32年。
这32年里，因为两岸隔绝，再加上身份特殊，萧家在大陆的亲人甚至不敢公开想她。
直到1982年，两岸关系稍微松动点，萧家人才终于有机会去找这个失散多年的小妹。
当萧明华的哥哥萧明柱在台北荒郊野岭挖出那早就烂了的尸骨时，那个花甲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1982年9月16日，骨灰运回北京后的第五天，八宝山举行了极高规格的追悼会。
当党旗盖在骨灰盒上时，大家才真正明白这个名字的分量。
挽联上写得特扎心：“骨血化江山，巾帼何惧马场夜；丹心照海峡，青史长存孝子桥。”
当初机场那个行李员小陈看不懂的那个黑木盒，装的不是普通的灰，而是一个为了理想，把自己烧成了灰烬的灵魂。
那七粒永远买不到的“鱼肝油”，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点温情与决绝。
参考资料：
八宝山革命公墓档案资料汇编（198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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