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贫民窟却卖出3个亿，他是艺术圈最贵的“败家子”
1966年冬天，巴黎贫民窟的破阁楼里，有个华裔老头煤气中毒死了。
为了省钱取暖，他脚上还缠着捡来的硬纸板。
这一死，屋里成堆的画差点被房东当废纸烧了，最后论斤卖给了收破烂的。
谁能想到，就是这堆差点化灰的“垃圾”，半个世纪后竟然敲出了3.039亿港元的天价。
这人叫常玉，活着的时候是乞丐，死了以后成神仙。
这事儿听着魔幻，但放在资本圈里，这就是最冷酷的必然。
道理其实特简单：活着的常玉是个性格古怪的穷光蛋，死去的常玉才是资本最完美的猎物。
人没了，作品就成了绝版，数量锁死，这就构成了炒作最核心的“稀缺性”。
于是，那些当年被嘲笑“线条简单得像儿童画”的裸女图，摇身一变成了“东方马蒂斯”的绝唱。
这3个亿的落槌声，哪是致敬艺术啊，分明是资本在他尸骨上的一场狂欢。
要把时间倒回1920年代，常玉可不是什么苦哈哈的艺术家。
那会儿巴黎有一群中国留学生，徐悲鸿正苦大仇深地在美院死磕素描，林风眠正愁着怎么搞中西融合，唯独常玉，活得像个局外人。
他也是响应蔡元培“勤工俭学”号召来的，但他既不勤工，也不怎么俭学。
靠着四川老家大哥常俊民寄来的巨额汇款，这哥们儿穿着考究的西装，拉着小提琴，整天泡在圆顶咖啡馆里，手里捧着本《红楼梦》，看见漂亮的法国姑娘就画两笔速写。
这种“松弛感”是当时所有中国画家都没有的。
他在“大茅屋画院”这种野路子地方混，那是巴黎最自由的销金窟，只要交点钱就有模特随便画。
常玉最迷恋女人的身体，他那张后来成了遗物的旧沙发，前前后后躺过上百个裸体模特。
那时候徐悲鸿追求的是通过写实主义来救国，而常玉追求的是纯粹的感官快乐，用书法的线条去勾勒女人的肉体。
这种“不正经”，让他早早被扣上了流氓画家的帽子，但也正是这种无拘无束，让他的画里透出一种极为罕见的东方韵味。
可是，命运的齿轮再1929年卡死了。
大哥常俊民去世，常家家道中落，断了供的常玉瞬间从云端摔进泥潭。
按理说，这时候他该醒醒了，稍微迎合一下市场，画点讨喜的肖像，或者像徐悲鸿那样回国谋个教职，哪怕是靠着前妻玛素的贵族关系混个画商圈子，他都能活得很滋润。
但他偏不。
这个曾经的阔少爷展现出了一种令人咋舌的顽固，他在中餐馆洗盘子、修鞋、做陶艺，硬是把自己逼到了社会底层，也不愿意在画布上退让半步。
最绝的是他定下的“三不原则”：卖画先付钱、画画时不许看、画完拿走别提意见。
这哪里是卖画，简直是把金主往外赶。
有画商想捧他，让他改改风格，他扭头就走；有贵妇想买画，嫌他画得太露骨，他直接把人轰出去。
这种性格在顺境时叫“魏晋风骨”，在逆境里就是“自取灭亡”。
因为买不起油画布，他只能去建材市场捡廉价的纤维板，用劣质油漆在上面涂抹。
恰恰是这种穷途末路，逼出了他晚年最震撼的风格：那些原本粉嫩慵懒的裸女，线条变得越来越硬，背景越来越空旷，那是他在用画笔对抗整个世界的冷漠。
常玉的悲剧在于，他活得太超前，又太纯粹。
当时的西方人看不懂他线条里的书法底蕴，中国人又接受不了他画面的大胆直白。
直到死，他的身边只有那些卖不出去的画。
他的离世，在当时的巴黎甚至连个水花都没激起，那些后来被放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杰作，当时就像废柴一样被捆扎处理。
直到九十年代，亚洲经济腾飞，新富阶层急需寻找能代表东方审美的顶级艺术品。
于是，常玉被“挖掘”出来了。
他的身世太好讲故事了：豪门阔少、巴黎浪子、潦倒天才、客死异乡。
这些标签完美契合了艺术市场的造神逻辑。
拍卖行和评论家们开始疯狂地用“遗珠”、“大师”来包装他，价格从几十万炒到几千万，再到如今的几个亿。
那幅《五裸女》，红黄背景热烈而孤寂，评论家说这是“身在巴黎，魂归故里”，但谁又真正在意过，当年的常玉是在怎样的绝望中涂下这些色彩的？
说到底，常玉这辈子就赢在了一个“真”字，输也输在一个“真”字。
他如果稍微假一点，稍微世故一点，或许早就名利双收了。
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过：“我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个画家。”
他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那些挂在豪宅墙上的天价画作，不过是资本给他立的一块块昂贵的墓碑罢了。
1966年8月12日，常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直到死，他的胸口上还放着那本翻烂了的《红楼梦》。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最贵大腿”卖2个亿，他凭什么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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