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那会儿，想送蒋介石上西天的人，多得能从南京排到重庆。
可怪就怪在，忙活了几十年，愣是没一个成功的。
甭管是“暗杀大王”王亚樵，还是日本人派来的顶尖杀手，最后都白忙活一场。
大伙儿都纳闷，这蒋介石身上是不是有金钟罩铁布衫？
其实，他真正的护身符，是一座用人情、规矩和猜忌心垒起来的，谁也看不见的“紫禁城”。
想摸清这座城的底细，得从两个人的回忆里找线索，一个叫沈醉，一个叫赵秉钰。
这两人，一个在城外头站岗，一个在城里头当差，看到的风景，那可是天差地别。
先说沈醉。
他在军统里头，大小也算一号人物，当过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手里有兵有枪。
按理说，保卫一号人物，他总该是核心圈子里的人吧？
可实际上，他连内圈的门槛都没摸着过。
他能干的活，就是在蒋介石官邸的外围转悠，带着一帮人巡逻，防止有不开眼的家伙瞎闯。
他这辈子跟蒋介石离得最近、最让他觉得有面子的一次，说出来都让人觉得有点心酸。
那是在重庆，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天。
沈醉和手下在院子里巡逻，雨太大，他跑到屋檐底下躲会儿。
正巧，蒋介石从窗户里看见了他，就隔着玻璃问了一句：“外头的人，雨衣都带了吗？”
沈醉一听，赶紧立正站好，扯着嗓子回答：“报告委员长，都带了！
下雨也照样巡逻！”
蒋介石听了，点了点头，就把窗帘拉上了。
就这么一问一答，成了沈醉后来写回忆录时最得意的一笔。
他觉得，你看，委员长还关心我们这些底下人。
可他没想明白，这恰恰说明他就是个“底下人”。
蒋介石的信任圈子，划得很死。
第一圈，是奉化老乡和亲戚，比如掌握他安保命脉的俞济时；第二圈，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再往外，才是戴笠、毛人凤这些特务头子。
像沈醉这种湖南人，既不是老乡也不是黄埔嫡系，在蒋介石眼里，永远是外人。
他帮着毛人凤把郑介民搞下台，心里盘算着自己能当上保密局局长，结果到头来，还是个给人家看大门的命。
沈醉在外头遥望“紫禁城”的飞檐翘角，赵秉钰则实实在在地活在“皇城”里头。
赵秉钰是蒋介石的侍卫官，中校军衔，他们这帮人，被外面的人眼红地称为“御林军”。
这可不是个虚名，是实打实的特权。
他们出门在外，宪兵警察见了都得敬礼，真正是“见官大三级”。
平时没事，就穿着笔挺的西装，腰里别着手枪，开着吉普车在重庆的大街上兜风，威风得不得了。
军统的特务们见了他们，都得客客气气地喊一声“长官”。
可这份威风，是用命换来的。
城里的规矩，比外头严上一万倍，一不留神，就没命了。
侍卫官们身上都有一块小小的圆形徽章，叫“识别证”，上面刻着“SG”，就是“侍卫”两个字的缩写。
这玩意儿就是通行证，可要命的是，上面的图案天天换。
今天是梅花，明天可能就是兰花，后天又变成了竹子。
你要是脑子一糊涂，第二天还戴着昨天的梅花证章来上岗，那对不起，不等刺客动手，暗地里盯着的督查人员就会把你当成奸细给“处理”了，连审问的机会都没有。
除了证章，还有一套更复杂的暗号。
比如蒋介石要出门了，官邸的值班室就会打一通加密电话到各个警卫岗位，说的不是“委员长要出门”，而是说：“大夫要出诊了，准备挂号。”
等他回来了，暗语就变成：“大夫看完病，下班了。”
光有口头暗语还不够，还有一套肢体语言。
有时候是左手背到身后，有时候是右手插进裤兜。
这些小动作也是不定期更换的，你要是记错了，或者紧张之下做错了，下场和戴错证章一样。
在这么个高压环境下，侍卫官们不光要防外头的刺客，还得伺候里头这位爷的脾气。
在沈醉看来，蒋介石隔着窗户还挺和蔼。
可在赵秉钰这些身边人眼里，他就是个火药桶。
辽沈战役那会儿，郑洞国、曾泽生在东北战场上起义的消息传到重庆，赵秉钰亲眼看见，蒋介石在客厅里气得脸都白了，来回踱步，嘴里骂着“娘希匹”，最后突然拔出枪，“砰”的一声，把他平时最喜欢的一条大狼狗给打死了。
狗的尸体就躺在血泊里，满屋子的人，没一个敢出声的。
在这样的人身边当差，神经得绷得多紧，可想而知。
这座“移动紫禁城”的总设计师，不是戴笠，也不是毛人凤，而是侍从室主任俞济时。
他是蒋介石的表外甥，奉化老乡，这层关系比什么都铁。
戴笠活着的时候，虽然名头响，但见到俞济时也得恭恭敬敬。
毛人凤更是个明白人，他从来不主动打听蒋介石的行程安排，俞济时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只负责外围的清场和警戒。
这么做，一来是避嫌，二来是甩锅。
万一真出了事，天塌下来，有俞济时这个“内廷总管”顶着，板子打不到他身上。
俞济时治下的侍卫处，纪律严到变态。
他规定，所有侍卫，不管蒋介石出不出门，都得从早到晚在岗待命，不准串门聊天，不准擅离职守。
谁要是敢违反，轻则关三个月禁闭，重则直接枪毙。
在这种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出现电影里演的那种，侍卫官偷偷跑出去跟地下党接头的情节。
你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还想去接头？
就算有刺客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过外围的沈醉，又躲过了内圈赵秉钰他们那套复杂的识别系统，最后，他还得面对最难的一关，就是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年轻时在上海滩混过，拜过黄金荣的码头，对江湖上那些下三滥的手段门儿清。
他的多疑，已经刻进了骨子里。
每次出门，标配是两辆一模一样的德国造高级防弹轿车。
可他到底上哪一辆车，这个决定，连赵秉钰这样的贴身侍卫都不知道。
往往是临出门前，他才会临时起意，随便指一辆。
这就让所有提前埋伏的计划都失了效，你根本不知道该打哪一辆。
他的生活看似很有规律，每天下午会客、散步，每周固定去教堂做礼拜。
这好像给刺杀提供了机会。
可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今天走哪条路？
在哪儿停车？
坐前面那辆车还是后面那辆？
这些全都是随机的。
王亚樵之所以拿他没办法，就是因为这套系统根本不给你任何能钻的空子。
你的计划再周密，也算不过他的多疑和随机。
1949年11月，赵秉钰官升上校，奉命飞往昆明，为蒋介石的“西狩”打前站。
到了昆明，他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时任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的沈醉。
他本以为，凭着自己侍从室的身份，再加上老友的照应，万无一失。
结果，他没等来蒋介石的专机，却等来了卢汉的云南起义。
城里城外的两个守卫者，赵秉钰和沈醉，最终在同一座陆军监狱里，成了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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