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说:“为了能真正读懂米歇尔·德·蒙田,人们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这意味着迷上蒙田时,茨威格已历经沧桑,不复年轻,对世界积累了足够的失望。
其实,茨威格开始写《随笔大师蒙田》时,已经是1941年8月,离他最后的自杀也只剩6个月了。茨威格写蒙田,也在写末年的自己。
01
蒙田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并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有贵族头衔的富裕家庭,也并不仅仅因为他父母为了他成长煞费苦心百般呵护,更重要的是他最大可能探索了自我,实现了自由。
(蒙田)
38岁那年,蒙田决定隐居于蒙田城堡。
正如他自己的铭文所言,“米歇尔·德·蒙田早已厌倦高级法院的工作和其他公务,趁有精力之时,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在平安与宁静中度过有生之年,愿意在祖先留下的隐居之地过自由、安谧、悠闲的生活,但愿命运让他过得称心如意。”
他在城堡的塔楼给自己安排了一间房间,圆形塔楼的三层,他把书籍放在这儿,还让画匠把五十七句古代希腊语和拉丁文格言绘制在天花板下的两根横梁和四十五根小梁上。
这些格言,只有一句是用法语写的:“我知道什么呢?”
狭窄的盘旋楼梯让这个房间自成一体,登上楼梯,关上房门,家里的嘈杂离他而去,他可以俯瞰庄园和田地,却无人可以窥视他。他可以阅读、思考、写作、发呆和散步,在这个完全自我的王国里,他唯一效忠的只有自己。
在这儿他可以自由探索“我知道什么”,记录阅读时浮现的问题和回答。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只是记录下了自己。
这些孜孜不倦的记录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体:随笔。
随着《随笔集》的出版,他的自我记录又成了展示。
一个记录自己的作家是不是过于自我中心?一个展示自我的作家是不是过于傲慢?
我是我,我又不仅仅是我。我是万千大众的一分子,我是古往今来的一部分。我记录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还是万千人性的一部分。我与众生相同,我与众生完全不同。
认识自己,我才能顺应天性得到自由;认识自己,我才能认识人性的复杂与纠结,才能认识世界的本真。
蒙田在书籍里穿行,在历史间穿行,也在他人和自我间穿行。
他观察,他思考,却没法给出最终答案。
《随笔集》第一篇《殊途同归》中列举了对待俘虏的例子。有胜利者被俘虏的祈求打动,也有人被对方的勇敢和顽强打动。蒙田自思,“上述两种方法,无论是屈服还是抵抗,都很容易把我征服。因为我向来富有同情心,为人宽容大度。不管怎样,我自以为我的本性更倾向于同情,而不是钦佩。”不过,他也觉得斯多葛派那种“救助苦难者,但不要给予同情和怜悯”似乎比他的态度更恰当。
蒙田没有给出答案,我知道什么呢?
“人是极其虚荣、自相矛盾和反复无常的。对人很难做出固定不变和千篇一律的评价。”
02
苏格拉底式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让蒙田对一切保持了宽容。
正如《随笔集》最后一篇《论经验》所言,“我却同样相信人的嘴巴说的和人的手写的,我还知道无论说话或写字都可能会没有见识;我尊重当代有如我尊重过去的年代”。
善是好的,可“好的意愿过了头,会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论信仰自由》)
食人部落听起来是恶的,可“我觉得在那个部族里,没有任何的不开化或野蛮,除非人人都把不合自己习惯的东西称为野蛮。当然,对于何为真理,何为理性,我们无可借鉴,只有把自己国家的主张与习惯当作楷模和典范。”(《论食人部落》)毕竟,宗教裁判所火烧异端,残忍野蛮有过之而无不及。
蒙田对各种权威有着天然的警惕,无论它有着多么正义的旗帜,无论它起初多么温和谦恭。一旦剥夺他人的自由,那都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渴望自由,就像鱼儿巴望着水一样。
生而为人,从牙牙学语的那一刻,我们就注定要带上枷锁。语言、习俗、各种各样的观念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体系、制度、法律构成的种种规则制约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是它们的主人还是奴隶呢?
为了自由,蒙田隐居。
他卖掉高级法院的工作,然而蒙田城堡便是一所世外桃源吗?
蒙田继承了的领主爵位和土地,他的母亲、妻子与他共同生活在这儿,此外还有佣人、农夫、工人和佃农。田产要管理,契约要更新,依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也要管理。繁琐的事务性工作绝不会变少。
于是,蒙田也疏离了家庭。他和妻子分居,他的6个女儿夭折了5个,他甚至记不清夭折孩子的数量。
在塔楼外,庄稼在成熟,佣人在劳作,邻居们在打官司。在法国大地上,天主教在与新教在发动内战,圣巴托罗缪之夜流淌的血水让法国人10年不敢吃淡水鱼。
1580年,蒙田离开塔楼,走向外面的世界。
隐居是为了自由,出发也是为了自由。
毕竟,世上哪里有纯粹的自由呢?至清的水里长不出鱼啊。蒙田隐居10年,塔楼也许已经成为新的束缚。
1581年,在意大利旅行的蒙田被选为波尔多市长。这并不符合他追求自由的初衷。不过,国王亨利三世的亲笔信让他不得不接收了这一职位。1583年,他再次被选为波尔多市长。
1585年6月,蒙田的第二任市长任期即将结束,波尔多爆发了鼠疫。蒙田携家人狼狈逃离。尽管市政官吏还在一封接一封给他写信,他也未曾回来。他一直是个不错的市长,没有野心,不贪钱财,内战时,武装波尔多,做好防御准备。然而,就像他一开始上任时所告诫选民的那样,他们不应该期待他会毫无保留地献身。他从没有打算做英雄和殉道者。
1585年12月,蒙田返回了城堡。此后的岁月里,他继续探索自我,书写随笔集。当然,他依然被时代召唤着。
(亨利四世)
1587年10月,蒙田受未来的亨利四世(纳瓦尔的亨利)委托,前往巴黎为他和亨利三世斡旋。1588年5月,为了促使纳瓦尔的亨利与亨利四世和解,蒙田再次来到巴黎。
1589年,纳瓦尔的亨利继承法兰西王位,成为亨利四世。蒙田祝贺之余,也委婉表示他不能为朝廷效劳。
1592年,蒙田在起居室听弥撒时去世。
(茨威格)
茨威格大约是羡慕蒙田的,羡慕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够平静的离开。
彼时的茨威格,人在巴西。身为犹太人,他被第三帝国驱逐;身为拒绝参加反对纳粹政治活动的文学家,他被左派敌视。他不想做英雄,他只想做谨言慎行,不参与、不关心政治的艺术家。可惜,命运并没有给他一座城堡。
一条热爱自由的鱼能离开水吗?蒙田不能,茨威格也不能。
然而,如果这水有毒呢?充满了偏见、暴力、血腥的水里,热爱自由的鱼能呆下去吗?是否可以像蒙田一样,屏蔽外部,认识自己,寻求一处栖身之所?逃离吧,只要活着,命运也许会有更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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