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8年的夏天，陈家沟的空气里弥漫着三种味道：干裂的黄土味，牲口棚里经久不散的氨水味，以及即将成熟的玉米杆散发出的甜闷气息。
这三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就是我十八岁以前的全部世界。
我叫陈默，人如其名，不爱说话。高中毕业证被我爹用一个空酒瓶压在炕头柜上，那张纸宣告了我读书生涯的终结，也开启了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我们家穷，穷得叮当响，供我读完高中，已经是爹娘勒紧了裤腰带，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村里的日子像一口枯井，一眼能望到底。每天天不亮就下地，伺候那几亩薄田，直到太阳把人的脊梁骨都晒得发烫，才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家。日子过得没有波澜，唯一能激起些许涟漪的，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
那段时间，村里的风言风语都绕着我大伯陈建军。
“听说了没？建军要给他家那傻小子买媳妇了！”井边洗衣的婆姨们压低了声音，嘴角却咧着藏不住的兴奋。
“真的假的？他哪来那闲钱？”
“听说是五百块！我的天爷，五百块能盖两间大瓦房了！”
五百块，这个数字像一颗惊雷，在陈家沟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炸开。对我家来说，那是我爹娘刨一辈子地也未必能攒下的天文数字。
我大伯的执念，全村人都懂。大娘走得早，他一个人把傻堂哥陈浩拉扯大。陈浩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脑子，二十二岁的人，心智还停留在七八岁的光景。眼瞅着堂哥一年年长大，传宗接代这四个字，就成了压在大伯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他不能让陈家的香火在自己这一脉断了。
为此，他几乎是疯魔了。他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能下地的老黄牛，又挨家挨户去借，点头哈腰，说尽了好话，最后还把奶奶留下的一对银镯子也当了出去，才凑齐了那要命的五百块。
我爹不止一次在饭桌上叹气，说大哥这是昏了头。娘则在一旁抹眼泪，说造孽。
但我知道，没人能拦住大伯。那五百块钱，是他作为一个父亲，为自己傻儿子未来所能做的，最笨拙也最悲壮的豪赌。
她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被大伯领回来的。
那是一个燥热的黄昏，晚霞把西边的天空烧得一片通红。大伯陈建军领着一个女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陈家大院的土门。
我正蹲在院角喂鸡，听到动静抬起头，第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很瘦，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还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蓝布褂子，头发枯黄凌乱，脸上沾着灰，像是在泥地里滚过。她低着头，整个人都缩着，唯唯诺诺地跟在大伯身后，像一只被猎人捉住后，吓破了胆的小鹿。
她和陈家沟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我们这里的女人，常年劳作，皮肤黝黑，骨架粗大，嗓门也亮。而她，除了那双在黄昏下显得格外空洞惊恐的眼睛，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不属于这里的羸弱。
我大伯的脸上是一种复杂的神情，既有完成了一桩大事的得意，又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心虚和疲惫。他清了清嗓子，对着院里的人喊：“都出来看看，这是浩子的媳妇！”
我爹娘从屋里走出来，看着那个陌生的女人，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娘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过身去，悄悄拿衣角擦了擦眼睛。
傻堂哥陈浩听到动静，也从他那间黑乎乎的屋里跑了出来。他看见她，并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咧开嘴傻笑，然后献宝似的从自己那脏兮兮的口袋里，掏出一颗被手心汗水捂得有些融化的水果糖，递到她面前。
她被这个举动吓了一跳，猛地向后缩了一下，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大伯一把打开陈浩的手，不耐烦地吼道：“一边去！”然后推着她，往陈浩的房间走去，“以后，你就住这儿。”
那晚的饭桌上，气氛诡异得能拧出水来。大伯破天荒地开了一瓶劣质白酒，自顾自地喝着。
她被安排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碗高粱米饭和一碟咸菜。她始终低着头，一动不动。
“吃啊！”大伯粗声粗气地催促。
她还是不动，像一尊泥塑的菩萨。
“跟你说话呢！耳朵聋了？”大伯的酒劲上来了，一拍桌子，碗筷都跟着跳了一下。
她被吓得浑身一颤，但依旧没有碰那碗饭。
“嘿，这婆娘，还挺犟！”村里来看热闹的一个长辈啧啧称奇，“建军啊，别是个傻子吧？正好配你家浩子，一对儿。”
大伯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那晚，她最终什么也没吃。大伯骂骂咧咧地把她锁进了陈浩的房间。我躺在自己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着院子，我仿佛能听到从那间黑屋子里传来的，压抑到极致的、无声的哭泣。
接下来的几天，她就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囚犯。
大伯看得死死的，生怕这五百块钱买来的“财产”长腿跑了。除了上茅房，她几乎不被允许踏出房门半步。
大伯大概觉得我年纪小，又是个闷葫芦，心思“单纯”，不会惹什么乱子，于是每天给她送饭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让我有了近距离观察她的机会。
她确实不说话，大部分时间都缩在房间最暗的那个角落，抱着膝盖，一坐就是一天。但她绝对不傻。我每次端着饭碗进去，都能感觉到一双眼睛在暗处悄悄地打量我。那不是一双傻子的眼睛，那里面有警惕，有恐惧，还有一丝我当时读不懂的、深藏的锐利。
我开始留意到一些细节。
她会通过门缝观察院子里的人来人往。每当听到村口传来拖拉机“突突突”的轰鸣声，她的耳朵就会微微动一下，眼神会飘向声音远去的方向。她还会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微光，观察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影子的移动，像是在计算时间。
她不是麻木，她是在伪装，在蛰伏，在等待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机会。
一天中午，我去送饭。阳光从门缝里挤进来，正好照在她抬起的手腕上。我清楚地看到，她那纤细的手腕上，有一圈深紫色的、被粗绳勒出来的旧伤痕。那印记像一道丑陋的烙印，无声地诉说着她之前的遭遇。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趁着大伯下地、爹娘午睡的空当，鬼使神差地溜进我娘的房间，从她的梳妆小木盒里，偷拿了那盒她自己都舍不得用的蛤蜊油。
傍晚送饭时，我把那只小小的圆形铁盒，藏在了粗瓷碗下面。当我把碗递给她时，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僵了一下。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放下碗就匆匆退了出来。
那一整晚，我都心神不宁，生怕被她“告发”，也怕被大伯发现。
第二天我去收碗的时候，碗筷摆放得整整齐齐。在门槛边上，放着那个已经空了的蛤蜊油盒子，上面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油污。
我把空盒子揣进口袋，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之间没有说一个字，但我觉得，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对话。
一颗信任的种子，在我和这个无名女人的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如果说，大伯的禁锢是一座坚实的牢笼，那么我那个傻堂哥陈浩，就是这牢笼里唯一的、一扇没有上锁的窗户。
陈浩不懂什么叫“买来的媳妇”，也不懂“传宗接代”的沉重。在他那孩童般的世界里，她只是一个新来的、长得很好看的“伙伴”。
他不像村里其他男人那样，用一种混杂着同情和欲望的眼神看她。他的目光是清澈的，像山里的泉水。
他会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都拿给她。
有时候是他在田埂上摘的一捧不知名的野花，他不进屋，就悄悄放在她门口的石阶上，然后躲在远处看。看到她开门时发现了花，他就会咧开嘴，露出满足的傻笑。
有时候是他从村里其他孩子那里赢来的一颗漂亮的玻璃弹珠，他会把弹珠在自己衣服上擦了又擦，然后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塞进去。
还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弄来一只翅小膀受了伤的麻雀，用一个破柳条筐罩着。他把筐子拿到她门口，献宝似的指给她看，嘴里咿咿呀呀地，似乎在说他会把它养好。
她一开始对陈浩的接近充满恐惧和防备，但慢慢地，她似乎也发觉了这个“丈夫”的无害。她依然不说话，但当陈浩再次把野花放在门口时，她没有立刻关上门。她会站在门口，静静地看一会儿那捧花，然后才把它拿进屋里。
陈浩的这种单纯和善良，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悲哀。
我内心的煎熬与日俱增。我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解救被拐少女”的故事。她被困的地方，不是一个由恶魔看守的地狱。
这是一个由一个固执而绝望的父亲，和一个天真无知的傻儿子组成的，可悲、可叹，甚至有些可怜的家庭。
我要带走的，是这个家庭倾家荡产换来的、唯一的“希望”。
每当我看到大伯因为凑钱买媳妇而更显苍老的脸，看到陈浩因为有了一个不会骂他、不会躲着他的“伙伴”而露出的纯真笑容时，一种巨大的道德负罪感就像藤蔓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的心脏，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到底该怎么做？
帮她，就是背叛我的亲人，毁掉大伯最后的念想。
不帮她，眼睁睁看着她的一辈子就这么葬送在这个贫穷的村庄，葬送在我傻堂哥的炕上，我的良心又将如何安宁？
我像被架在火上烤，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压垮我心中犹豫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猝不及防。
那是一个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路过大伯的屋子，听到里面有说话声。我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贴在窗根下。
是村里的几个长辈，在跟大伯“出主意”。
“建军啊，这都快十天了，那女娃还是不言不语的，也不是个事儿啊。”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是啊，夜长梦多。你得赶紧让你家浩子跟她圆了房，生米做成熟饭，她就是想跑，也没脸跑了。”另一个声音附和道。
“我看了看日子，后天就是个好日子，宜嫁娶。干脆，那天晚上就让他们把事儿办了。咱们几个老家伙帮你看着，保证出不了岔子。”
我听得浑身冰冷，手脚都开始发麻。
圆房。
这两个字像两根烧红的铁钉，狠狠地钉进了我的脑子里。我无法想象，当那扇门被锁上，当几个男人守在门外，当我的傻堂哥在别人的教唆下，对她做出那种事……那将是怎样一幅地狱般的景象。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个念头在一瞬间变得无比清晰和坚定。所有的犹豫、挣扎、负罪感，在这一刻都被一种更强大的情绪所取代——愤怒，以及一种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决心。
我必须带她走。立刻，马上。
我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唯一的希望，就是院子里那台老旧的东方红拖拉机。我时常开着它去镇上交公粮、拉化肥，对它的性能和村子通往镇上的每一条路都了如指掌。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脑中成形：后天凌晨，天亮之前，我以去镇上赶早集拉货为借口，把她藏在拖拉机的车斗里，送出村子，送到去往火车站的三岔路口。
剩下的，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最难的一步，是如何把这个计划告诉她，并取得她的信任和配合。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后半夜，我悄悄爬起来，在灶房里找到一张揉皱了的香烟纸。我用一截被我削了又削的铅笔头，在纸的背面，极其用力地写下了五个字：“后半夜，拖拉机。”
为了不让字迹被轻易发现，我又在上面涂了一层锅底灰。
第二天送饭的时候，我把那张小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了一个白面馒头的裂缝里。我的心跳得像擂鼓，手心全是汗。
我把碗递给她，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和暗示。
她接过碗，手指在那个藏着纸条的馒头上不经意地碰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没有了之前的恐惧和麻木。我看到了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和一丝微弱的，重新燃起的希望之光。
我知道，她懂了。
那个夜晚，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陈家沟陷入了沉睡，只有几声零星的狗吠和不知名的虫鸣，在寂静的夜色里回荡。每一丝声响，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紧绷的神经上。
我躺在炕上，睁着眼睛，竖着耳朵听着院子里的动静。爹娘沉重的呼吸声，大伯房里传来的鼾声，甚至堂哥在梦里的呓语，都清晰可辨。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是煎熬。
终于，当窗外的月亮偏西，院子里的老槐树影子拉到最长的时候，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后半夜，大概凌晨三点。
我像个贼一样，悄无声息地爬起来，连鞋都没敢穿，赤着脚，一点点挪到门边，拉开了那扇会发出“吱呀”声的木门。
院子里一片漆黑，只有微弱的星光。
我刚走到院子中央，就看到一个黑影从堂哥的房门后闪了出来。是她。她也一夜没睡，在等着我。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借着星光对视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指了指停在院子角落的拖拉机，做了个跟我来的手势。
那台东方红拖拉机像一头蛰伏的钢铁巨兽。我让她爬上后面的车斗，藏在那些干草和破旧的麻袋下面。我压低声音，用气声对她说：“记住，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声，千万不要。”
她点了点头，瘦小的身子很快就消失在杂物堆里。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我跳上驾驶座，握住了冰冷的摇把。我的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摇。
“吭……吭哧……”
拖拉机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没能发动。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冷汗从我的额头渗了出来。
我又试了一次，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
“吭哧……吭哧……突突突突突——”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抖动，这头钢铁巨兽终于苏醒了。它发出的巨大轰鸣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仿佛要把整个村子都震醒。
我不敢有片刻耽搁，立刻挂上档，猛踩油门。拖拉机“哐当”一声，冲出了院门。
我能感觉到背后屋子里似乎有了一些动静，但我不敢回头看。我只有一个念头：快，再快一点！
拖拉机颠簸在漆黑的乡间土路上，车灯像两把利剑，劈开前方的黑暗。我的双手死死地攥着方向盘，手心里的汗让它变得又黏又滑。
突然，车斗里传来一声轻微的、被压抑住的咳嗽。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别出声！”我几乎是用牙缝挤出这三个字，声音小的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就在这时，前方不远处，一个手电筒的光柱晃了晃，直直地射向我们。我的心脏猛地一缩，下意识地踩了踩刹车，拖拉机的速度慢了下来。
一个人影从路边的果树林里走了出来，是村里看果园的刘叔。
“陈默？你这娃，大半夜不睡觉，开着这铁牛要去哪？”刘叔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嘴上已经编出了谎话：“刘叔，去镇上赶早集，占个好位置卖点山货。”
“赶集？现在才几点？”刘叔眯着眼，手电筒的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刺得我睁不开眼。
“早点去，位置好。”我强装镇定，心脏却像要从胸腔里撞出来。
就在这时，车斗里又传来一声细微的金属碰撞声，像是铁桶碰到了车厢。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夜里，清晰可辨。
刘叔的眉头皱了起来，手电筒的光柱越过我，射向我身后的车斗：“后面拉的啥？叮当响的。”
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
“没……没什么，就一些捡来的废铁，想顺道带去镇上卖了换几个钱。”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声音有些发颤。
“废铁？”刘叔显然不信，他迈开步子，朝车斗走过来，“我看看，要是好铁，我正好缺块垫桌子腿。”
完了。这个念头在我脑中炸开。只要他掀开那块麻袋，一切都完了。
我急中生智，猛地从口袋里掏出昨天特意买来壮胆的一包“大前门”香烟，那是我准备路上抽的。我跳下车，拦在刘叔面前。
“刘叔，这么晚了还守着，辛苦了。来，抽根烟，暖和暖和。”我抽出烟递过去，又给他点上火。
刘叔接过烟，美美地吸了一口，但眼神里的怀疑并没减少：“你小子，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他绕过我，还是坚持要往车后走。
我脑子一热，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我一个箭步冲回驾驶座，猛地一脚油门踩到底，同时胡乱地扳动着几个档位杆。
“轰——！哐啷！！”拖拉机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咆哮和剧烈的抖动，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
“哎呀！不行了刘叔，这破车要熄火了！我得赶紧走，不然扔半道上了！”我扯着嗓子，对着他大喊。
刘叔被这巨大的噪音和震动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嘴里骂骂咧咧：“你这破玩意儿！吵死个人！滚滚滚，赶紧滚！”
我如蒙大赦，立刻挂上正确的档位，拖拉机像离弦的箭一样蹿了出去，把刘叔和他手电筒的光柱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不敢再有丝毫停留，一路狂奔。那十几里路，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程。每一棵从我身边掠过的树，每一个路边的土堆，都像是会随时跳出来抓捕我们的人。
终于，在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三岔路口。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周围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
我跳下车，走到车斗后面，掀开麻袋。她从干草堆里爬了出来，脸上、头发上都沾满了草屑，但那双眼睛，在晨曦中却亮得惊人。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所有的积蓄——皱巴巴的二十几块钱，还有几张全国粮票，一股脑地塞到她手里。
我指着那条通往县城火车站的大路，嗓子因为紧张而沙哑得厉害：“快走，去车站，买票去哪都行，越远越好。记住，千万别回头！”
她没有接钱，只是定定地看着我，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情绪翻涌，我看不懂。
“拿着！快走！”我几乎是在吼她，语气里满是焦急和不容置疑。我强行把钱和粮票往她那冰冷的手里塞。
她却猛地把手缩了回去，摇了摇头。
“你干什么？！”我急了，声音都变了调，“没有钱，你连车站都进不去！你想饿死在路上吗？！”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每个字都敲在我的心上：“我不要。”
“你……”我被她噎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把钱再次往她面前推，“这不是让你还的！你拿着，就当……就当我借你的！”
她抬起手，轻轻地，却不容抗拒地，将我的手推了回去。
“你留着。”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无法理解的复杂情绪，“你比我更需要它。”
我愣住了，完全无法理解她的逻辑。她一个孤身女流，身无分文，竟然说我比她更需要钱？
我抓住她的手腕，几乎是在恳求：“你别犯傻了行不行！你听我的，拿着钱，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她挣脱了我的手。
她深深地看了我最后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有歉意，还有一种我当时无法解读的……承诺。然后，她一言不发，转过身，迈开双腿，朝着晨雾弥漫的大路跑去。她瘦弱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雾中，仿佛从未出现过。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被她拒绝的钱，直到再也看不到她的影子。一股巨大的虚脱感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我靠在冰冷的拖拉机轮胎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成功了。
但接下来，我该如何面对那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般的一切？
我开着拖拉机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我故意在车斗里装了一些柴火，装作真的是去赶早集的样子。我爹已经起床了，正在院子里用一根磨秃了的牙刷蘸着盐沫子刷牙。他看见我，只是含混不清地皱眉骂了一句：“大半夜不睡觉，折腾什么！”
我低着头，不敢说话，心里像揣了一窝兔子。我把拖拉机停好，一声不吭地卸下柴火，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生怕弄出一点不该有的声响。
早饭的桌子上，气氛压抑得可怕。一碗稀粥，一个窝头。我根本咽不下去，只是用筷子徒劳地在碗里搅动着。
“不合胃口？”我娘看出了我的反常。
“没，就是……有点累。”我找了个蹩脚的借口。
我爹放下碗，锐利的目光扫了过来：“累？你半夜开着拖拉机出去兜风不累，吃个饭倒累了？”
我把头埋得更低了，不敢接话。每一秒都是煎熬。
真正的风暴是在早饭后降临的。
大伯陈建军端着一碗饭，像往常一样走向那间禁闭的屋子。院子里很安静，我能清晰地听到他拔下门栓的声音，然后是推门的“吱呀”声。
片刻的死寂。
紧接着，那一声凄厉的嘶吼，像一把生锈的刀子，划破了陈家沟清晨的宁静。
“人呢？！人跑了——！”
那声音里充满了不敢置信的惊恐和彻底的绝望。
碗摔碎在地的清脆声响，伴随着大伯踉跄冲出房门的脚步声。整个陈家大院瞬间炸开了锅。
我爹娘立刻从屋里冲了出来。
大伯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在院子里咆哮着，咒骂着。他冲进那间空屋，把那床破旧的被褥掀翻在地，又把唯一的桌子踢倒。
“人呢！我的五百块钱！”他嘶吼着，冲到院子里的水缸前，发了疯似的把盖子掀开，探头往里看。
傻堂哥陈浩被这阵仗吓到了，也从屋里跑出来，看到他爹疯狂的样子，他害怕地缩到门边，嘴里咿咿呀呀地，不知道在说什么。
大伯的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最后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我家。他猛地冲了过来，一把抓住我爹的领子。
“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你们把她放跑了？！”他的唾沫星子喷了我爹一脸，“你们早就看我不顺眼了！看我给浩子娶了媳妇，你们嫉妒！”
我爹被他问得莫名其妙，随即也火了，一把推开他：“大哥！你疯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媳妇没了！”大伯根本不听解释，又像困兽一样冲到我家门口，想往里闯。
我娘死死地拦在门口，哭着说：“大哥，你讲点道理，这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就在这时，大伯的目光穿过我娘的肩膀，像两把尖刀一样扎在了我的身上。我正躲在屋里，透过门缝往外看。
“陈默！”他嘶吼着我的名字，“是你！一定是你！”
他猛地推开我娘，几步冲到我面前，一把揪住了我的衣领，把我从屋里拖了出来。他的力气大得吓人，手指像铁钳一样掐着我的脖子。
“说！是不是你？！”他眼睛里的血丝多得吓人，“我昨天晚上就听见拖拉机的声音了！是你开着拖拉机把她送走的！是不是？！”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恐惧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拼命地摇头，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说话啊！”他怒吼着，把我顶在墙上。
“不是我……我……我是去镇上赶集……”我终于从喉咙里挤出这句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赶集？你放屁！”大伯的脸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你赶集拉什么了？车斗里除了几根破柴火还有什么？！”
我爹冲过来，用力拉开大伯的手：“你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你别吓着他！”
“孩子？他心眼多着呢！”大伯指着我的鼻子，“这些天就他去送饭！肯定是他跟那婆娘串通好了！”
院子里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村民，他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我就说嘛，五百块钱买来的，哪能靠得住。”
“建军这下可是人财两空了，真是造孽。”
“活该，谁让他干这缺德事。”
那些曾经奉承他“有本事”的人，此刻都换上了一副看好戏的嘴脸。人性的凉薄，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大伯听着这些风言风语，身体晃了晃。他松开了我，不再嘶吼，只是用一种绝望到极致的眼神看着我，又看看我爹。
最后，他什么也没找到，什么证据也没有。他像一头被抽掉了脊梁骨的困兽，颓然地瘫坐在院子中央的泥地上。他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呜咽。
一夜之间，他仿佛老了十岁。
我被我娘拉回了房间，她死死地关上门，把我护在身后。
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听着院子里的一切，大伯压抑的哭声，村民们无情的议论声，还有我爹为了维护我而与人争吵的声音。
我的心里被无边的愧疚和恐惧啃噬着。我不敢出门，不敢看大伯那张绝望的脸，甚至不敢和我爹娘的目光对视。
那一天，我水米未进。嘴里尝到的，全是苦涩的滋味。
第二天，我以为风波会慢慢平息，但心里的石头却越来越重。我强迫自己拿起锄头，去院子后面的那片地里干活，试图用繁重的体力劳动来麻痹自己快要崩溃的神经。
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大地，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叫得人心烦意乱。
我一下一下地挥动着锄头，脑子里乱成一团麻。她现在到哪里了？上火车了吗？会不会被坏人骗？她身上那点钱，够她去哪里？
就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村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影，正逆着晃眼的日光，沿着那条我昨天凌晨送她离开的土路，一步一步，走了回来。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沉到了不见底的深渊。
是她！
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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