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1年的夏天，部队招待所里的空气是黏稠的。
风扇有气无力地转，搅不动一屋子烟味、汗味和隐约的酒精味。
穿着褪色军装的男人们，脸上都挂着一种焦躁的亢奋。
未来就像招待所门口那条被太阳晒得发软的柏油路，看得见，但不知道踩上去是软是硬。
“铁饭碗”这个词，在空气里飘来飘去，比苍蝇还多。
去哪儿，去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是那段时间所有人的命根子。
高驰拎着两瓶啤酒，手里还攥着一把油乎乎的花生米，一屁股坐到我的床沿上。床板“咯吱”一声，像是在抱怨。
“劲松，喝点。”他把一瓶啤酒递过来，瓶身上挂着水珠。
我接过来，没说话。
他自己拧开一瓶，灌了一大口，发出满足的叹息。然后他压低声音，身子往前凑了凑，一股酒气混着花生味扑过来。
“我跟你说个事，我爸那个老战友，在南边市工商局的，给我安排妥了。进去就是正式编制，管市场的。”
他眼睛里闪着光，那种光，我只在演习时占领了高地后，战友们的脸上见过。
“你也赶紧动一动啊！你档案那么漂亮，立过功，又是技术骨干。找找人，递个话，去上海、广州的政府办公室，问题不大。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选错了，后悔一辈子！”
我捏着冰凉的啤酒瓶，看着他。高驰的嘴一张一合，说出来的每个字都像一颗烧得发烫的子弹，打在周围每个人心坎上。
上海，广州。那两个词，就像是庙里供着的菩萨，人人都想去拜一拜。
我只是喝酒，听着。
第二天，转业分配意向表发下来。薄薄一张纸，比我们的档案袋轻，但比所有人的前途都重。
招待所里安静得反常。男人们像应付一场大考，趴在桌子上，趴在床板上，趴在自己的膝盖上，填写那张纸。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作响。
高驰的位置已经内定，但他还是装模作样地写了半天。写完，他溜达到我旁边，看我的。
我的那一栏里，已经填好了。
两个黑色的钢笔字：新疆。
后面还有补充：伊犁地区。
高驰的眼睛瞬间瞪圆了，像被人从背后猛推了一把。他一把抢过我的表，凑到眼前，好像那几个字会咬人。
“你疯了？！李劲松，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他声音不大，但尖利，把周围几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没疯。”我说。
“没疯你填新疆？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戈壁滩！鸟不拉屎！你一个搞机械的副连长，跑去那边干嘛？放羊吗？”
我从他手里把表拿回来，放平整。
组织部门的干事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拿到我的表，也愣住了。他扶了扶眼镜，把表递回来。
“小李，你可想清楚了？这不能开玩笑。你这履历，去个内地市里完全没问题。那边条件很苦的。”
“想清楚了，首长。”我站得笔直。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好像要从我脸上看出点什么毛病来。最后，他叹了口气，在我的名字后面画了个圈。
这事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池塘。
我成了那批转业军官里最大的一个笑话。
有人说我肯定是在部队演习的时候，被炮弹震坏了脑子。
有人说我八成是失恋了，想不开，自我放逐。
高驰气得好几天没跟我说话。再开口时，是临走前一晚。他又拎着酒来了，这次是白的，二锅头。
“李劲松，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图个啥？”他眼睛有点红。
“那边有机会。”我只能这么说。
“机会？机会在大城市！在机关！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你跑去那一片黄沙里找机会？你找得到个屁！”他一拳砸在桌子上，酒瓶子都跳了一下。
我没法跟他解释。我没法告诉他，一年前我在边境线上协助勘察地形，亲眼看见一个穿着破旧军大衣的苏联士兵，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枚军功章，跟我们的一个边防战士，换走了一整箱的方便面和一个红双喜的搪瓷暖水瓶。
我也没法告诉他，我跟一个会说几句中文的苏联军官聊过天，对方的眼神，就像伊犁深秋的天空，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光。
他指着对岸他们那边，说：“那里什么都缺，除了伏特加和失望。”
我更没法说，我有一种直觉。那不是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分析，就是一个士兵的直觉。
我觉得那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快要生锈转不动了。一旦它停摆，老百姓的日子就得自己想办法。边境线上，就是他们想办法的地方。
我不知道什么是地缘政治，不懂什么叫经济转型。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一个搪瓷暖水瓶，在那边，比一枚军功章还值钱。
这，就是我要找的机会。
这些话，我说不出口。说出来，高驰会觉得我病得更重了。
我给家里打电话。
电话“滋滋啦啦”地响了很久。是我爸接的。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他。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长得让我以为信号断了。我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爸？”
“你自己的路，自己走。”他说完这句，就把电话挂了。没有骂我，也没有问为什么。但那句硬邦邦的话，比骂我一顿还让我难受。
两天后，我收到了未婚妻的信。她是我在家乡的邻居，一个在县医院当护士的姑娘。信不含糊，就一页纸，字写得很用力。
她说她想嫁的是一个能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的男人，不是一个要去边疆开荒的傻子。她说我们到此为止，祝我前程似锦。
信纸的最后，有一滴泪痕化开的墨点。
我把信烧了，灰烬冲进下水道。
走的那天，高驰来送我。他往我手里塞了两百块钱，还有一个上海产的电子表。
“劲松，到了那边，要是不行，别硬撑着。给我写信，我给你想办法。”他拍着我的肩膀，用了很大的力气。
我点点头，上了那趟开往西边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
窗外的景色，从绿色的田野，到黄色的平原，最后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夹杂着灰褐色的戈壁。
天和地，就像一个巨大的灰色盖子，扣在这片土地上。
伊犁的县城，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至少有楼房。但街上到处是灰尘，风一刮，眼睛都睁不开。
我被分到县农机站，当副站长。
站长姓孙，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头发稀疏，笑起来一脸褶子。他给我泡了杯茶，茶叶末子在搪瓷缸里浮浮沉沉。
“小李啊，咱们这地方，就是熬日子。”老孙头一口浓重的本地口音，“你年轻，别急。慢慢熬，就习惯了。”
农机站里除了老孙头，还有三个老修理工。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发配过来的囚犯，带着点同情和疏远。
我的工作，就是管着仓库里几台快报废的东方红拖拉机，和一堆生锈的零件。大部分时间，我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那份慢了三天才到的《伊犁日报》。
老孙头说得没错，这里就是熬日子。
巨大的失落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不是来熬日子的。
晚上，我躺在单位分的简陋宿舍里，能听到风刮过窗户缝隙的声音，呜呜的，像哭。
我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在县城里转悠。后来胆子大了，就骑着站里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往几十公里外的口岸跑。
口岸比县城热闹，但也更乱。
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那里。有扛着大包的本地人，有说话带各种口音的外地“倒爷”，还有一些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老外”。
空气里混杂着劣质烟草、羊肉膻味和柴油的味道。
我像个局外人，在这里看。看他们怎么交易，怎么讨价还价，怎么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吵得面红耳赤。
我发现，这里的水太深了。一个外地人，一句话就能露怯，然后就会被当成肥羊宰。我试着跟一个卖皮夹克的贩子搭话，问他这货从哪儿来，准备卖给谁。对方斜着眼打量我半天，吐了口唾沫：“管得着吗你？”
我碰了一鼻子灰。
高驰的信来了，信纸是单位的稿纸，带着印刷的红头。
他说他分到了工商局的市场科，每天跟着老同志检查市场，清闲得很。
晚上单位有食堂，周末跟同事去舞厅跳跳舞。信的最后，他写道：“劲松，上海真大，霓虹灯一亮，跟白天一样。你那边晚上能看清路吗？”
我把信揉成一团，又慢慢展开，铺平，夹进了一本书里。
转机来得很突然。
那天下午，我正骑车从外面回来，看见路边围了一群人。一辆半旧不新的嘎斯69吉普车停在那，前盖开着，冒着白烟。
车主是个维吾尔族汉子，四十岁上下，穿着一件皮夹克，满头大汗，正冲着几个修理工大吼大叫。
我停下车，看了一眼。那几个修理工一脸为难，摆弄着发动机，束手无策。
车主更急了，绕着车转圈，嘴里不停地骂。
我懂这车。部队里有几辆，都是我带着人保养的，里面的构造我熟得很。
我推着车走过去，拨开人群。
“我来试试。”我说。
那个维吾尔族汉子，也就是巴哈提，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全是怀疑。
“你？你是干啥的？”
“农机站的。”
他撇撇嘴，没抱什么希望，但还是让开了。
我脱掉外套，把袖子挽起来，一头扎进发动机舱。一股机油和焦糊的味道。我没用他们的工具，从自己车上取下随身带的一套小扳手和螺丝刀。
问题不复杂，是化油器堵了，加上点火线路老化，接触不良。
我花了半个多小时，拆开化油器，用嘴吹干净，又重新接了线路，用胶布缠好。
“打火。”我对巴哈提说。
他将信将疑地坐进驾驶室，拧了钥匙。
发动机“吭哧”了两声，然后“突突突”地怒吼起来，声音比之前顺畅多了。
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小小的惊呼。那几个修理工脸上挂不住，悄悄溜了。
巴哈提跳下车，脸上写满了惊讶。他绕着车走了一圈，听着发动机平稳的声音，然后走到我面前。
“兄弟，多少钱？”
“不要钱，顺手的事。”我擦着手上的油污，准备走。
“那不行！”他一把拉住我，“我叫巴哈提。今天这个情，我记下了。晚上，红旗饭店，我请你吃饭！你必须来！”
他的态度很坚决，不像是客套。
晚上，我去了。
红旗饭店是县里最好的馆子。巴哈提点了一桌子菜，烤肉，抓饭，还有大盘鸡。
他开了瓶伊力特曲。
“兄弟，我巴哈提说话算话。今天你帮了我大忙，这车货要是耽误了，我损失就大了。我敬你！”他端起酒杯。
我们喝着酒。他不问我单位的事，我也不说。
几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了。我没绕弯子，直接问他边贸的事。
他眯着眼睛看着我，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李兄弟，你想做这个？”
“想学学。”我说。
“这行水深，淹死过不少人。你一个拿工资的干部，犯不着冒这个险。”
“闲着也是闲着。”
巴马提沉默了一会儿，又给我满上一杯酒。
“行。既然你想知道，我就跟你说道说道。”
那一晚，巴哈提给我上了边贸的第一课。他说，现在那些在口岸零敲碎打的“倒爷”，都是小打小闹，挣个辛苦钱，还不够应付各路神仙的。真正的生意，是易货贸易。
“对面的集体农庄、小工厂，缺东西。缺什么？咱们的轴承、三角带、农机配件，甚至一口铁锅，他们都当宝贝。他们有什么？有好东西。羊毛，皮革，还有一些我们这边见不着的金属。用我们的东西，换他们的东西，这才是大头。”
我听明白了。这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可是，怎么搭上这条线？”我问。
巴哈提笑了，露出两排白牙。
“李兄弟，你今天修好了我的车。我这条线，就是你的线。”
他告诉我，他有个远房亲戚，在对岸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集体农庄当副主席。对方正需要一批农机配件，特别是拖拉机上用的三角带和轴承。
“他们想用羊毛来换。五卡车最好的春季羊毛。你有兴趣没？”
我心里一动。
“本钱要多少？”
“三卡车的配件，加上打点上下的费用，怎么也得两三万。”
两三万。在1991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我把转业安家费全拿出来，又厚着脸皮给高驰和另外几个战友写信，编了个理由，说家里要盖房子，一人借了一两千。
钱凑齐的时候，我手心都在冒汗。这是我全部的身家。
巴哈提是个讲信用的人。他拿到钱，很快就从内地联系好了货源。三辆解放卡车装得满满当当。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我和巴哈提一人跟一辆车。
路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土路坑坑洼洼，车子颠得像要散架。走到一半，一辆车陷进了泥坑。我和司机，还有巴哈提，四个人，在寒风里用铁锹挖了半宿，才把车弄出来。
到了口岸，更是麻烦不断。
报关的手续繁琐得让人头疼。一沓一沓的表格要填。管运输的“队头”是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不给他塞两条好烟，他就有的是办法让你的车排在最后。
好不容易过了关，把货交给对岸来接头的人，又在口岸等了两天，才看到那五辆拉着羊毛的卡车慢悠悠地开过来。
羊毛像云彩一样，堆得高高的。
我们把羊毛拉到乌鲁木齐附近的一家毛纺厂。厂长验了货，当场拍板，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价钱。
钱货两清，我和巴哈提坐在厂子门口的小饭馆里，数着那一沓厚厚的、带着各种味道的钞票。
刨去所有成本，我们每个人，只赚了不到五千块钱。
巴哈提有点不好意思。
“李兄弟，让你受累了。这第一趟，主要是探路，打通关节的钱花得多了点。”
我却不这么想。我看着手里的钱，心里很踏实。我不仅赚了钱，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从头到尾的流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坑，都亲身走了一遍。
我跟巴哈提说：“这生意，能做。但得搞大点，不然利润全耗在路上了。”
巴哈提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佩服。
“李兄弟，你跟他们不一样。”他说。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面的路顺畅了不少。
我们又合作了几次。用中国的皮夹克、羽绒服、白酒，换回了苏联产的望远镜、手摇钻，甚至还有一批成色不错的牛皮。
每一次，我们都亲自押车。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在混乱嘈杂的口岸，在烟雾缭绕的谈判桌上，我们之间的信任，就像卡车轮胎下的路，被一遍遍碾压，变得越来越结实。
我的口袋渐渐鼓了起来。我不再是那个在农机站熬日子的闲人。老孙头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带着点羡慕和敬畏。
1991年底，冬天来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消息，像西伯利亚的寒流，一夜之间席卷了整个边境。
苏联，没了。
那面红色的旗子，从克里姆林宫上降了下来。
对我们这些在边境线上讨生活的人来说，这个消息意味着一件事：天，变了。
口岸彻底沸腾了。
旧的规则正在崩溃，新的秩序还没建立。这是一段混乱的、野蛮的、但又充满了黄金般机会的时期。
巴哈提变得异常兴奋，他跑来找我，手里挥着一份电报。
“劲松！大机会！天大的机会！”他舌头都有点打卷。
电报是他的那个远房亲戚发来的。亲戚所在的地区，新成立了一个水果罐头厂。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产设备。
他们看中了中国内地一家食品机械厂生产的全套设备，从清洗、切块到封罐、杀菌，一整条生产线。
“他们要我们帮忙把这条线弄过去。钱，不是问题！”巴哈提把电报拍在桌子上。
我看着电报。这笔单子，金额是我们以前做过的所有生意加起来的好几倍。
“他们怎么付款？”我问，这是最关键的。
“信用证！国家银行开具的信用证！”巴哈提的眼睛亮得吓人，“劲松，你懂不懂？这是最稳妥的法子！只要我们把货送到，把单据交到银行，银行就必须给钱！赖都赖不掉！”
信用证（L/C），这个词我听说过。在国际贸易里，它就是信誉和黄金的代名词。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这是一个能让我们一步登天的机会。
我们凑了凑手头的钱，还差一大截。
我找到了农机站的老孙头。我把这事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把风险和利润都摆在台面上。老孙头听完，沉默了很久，抽了半包烟。最后，他把烟头在鞋底摁灭。
“小李，我信你。我把这辈子的积蓄都拿出来，跟你干了！”
巴哈提也发动了他的关系，几个在县里做生意的同乡，也都投了钱进来。
我们凑齐了全部的资金，那是一笔在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巨款。
我亲自跑了一趟内地那家食品机械厂，签了合同，付了定金。
一个月后，设备造好了。两辆加长的解放卡车，把机器部件装得满满当当。
我和巴哈提站在车队旁边，看着工人们用粗大的绳子和篷布把货物捆扎结实，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激动又紧张。
这批货，押上了我们所有人的全部身家。
巴哈提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咧着嘴笑。
“劲松，干完这一票，阿拉木图最大的餐厅，我包下来请你！让你尝尝最地道的马肉肠！”
车队出发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跟车。巴哈提留在伊犁，负责跟口岸那边协调。我则留在县城，等消息，准备随时去银行办手续。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
每一天，我都跑到邮电局，看有没有电报。
一个星期后，电报来了。
货已安全抵达对方工厂。
又过了十天，第二封电报来了。
设备安装调试完毕，运转良好，对方非常满意，签收回执和信用证正本已通过专门渠道送回。
我拿着电报，手都在抖。
成功了。
几天后，一个从哈萨克斯坦回来的商人，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交到我手上。
里面是全套的单据，还有那张决定我们命运的、由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开具的信用证。
我把它拿出来，在灯下仔仔细细地看。上面印着复杂的纹路，盖着红色的印章，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我和巴哈提拿着这个信封，像是捧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们去了地区分行。这是整个伊犁地区唯一能办理国际业务的银行。
银行里很安静，只有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响声。
我们被领到了国际业务部的柜台。
一个年轻的女柜员接待了我们。她接过我们递过去的信用证和单据，开始低头审核。
我和巴哈提坐在对面的长椅上，紧张得不敢大声喘气。
女柜员看得非常仔细，一项一项地核对。然后，她拿起电话，接通了某个内部线路，低声汇报着什么。
过了很久，她放下电话，又拿起一份文件，跟我们的信用证反复比对。
她的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
我心头一紧。
巴哈提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坐直了身子。
女柜员又打了个电话。这次，时间更长。我们能听到她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放下电话后，她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眼神里有些同情。
“两位请稍等一下，我们经理要见你们。”
我和巴哈提对视一眼，心里都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我们被请进了一间挂着“行长办公室”牌子的房间。
一个五十多岁、戴着眼镜的男人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一人倒了杯水，然后坐到我们对面，手里拿着我们那份信用证。
他沉默地看了我们一会儿，似乎在斟酌词句。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滴答，滴答，每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心脏上。
巴哈提忍不住了，他搓着手，问：“经理，是不是……手续有什么问题？”
经理叹了口气，把手里的信用证放到桌上，往前推了推。
“两位，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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