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妈指着窗外说,你要是不娶隔壁那个寡妇,她就从这五楼跳下去。
我梗着脖子说,你跳啊,我李卫国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捡这个破烂。
后来,寡妇的爹找上门,一句话没多说,就闷头抽烟,烟抽完了,他说:“陪嫁一辆崭新的凤凰28大杠。”
我为了那辆能让全厂小伙子都眼红的自行车,点了头...
我们那片儿是厂区,一排排的红砖筒子楼,像码得整整齐齐的火柴盒。
我叫李卫国,在镇上的红星机械厂当学徒,二十二岁,不好不坏地混着。
每天的日子,就是听着厂里“咣当咣当”的冲压机声起床,骑着我爸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去上班,下了班就跟王胖子、猴子他们几个钻进街边的小饭馆,二两白酒,一盘花生米,吹牛吹到天黑。
我觉得日子就该这么过。
那天我刚跟猴子他们喝完酒,哼着小曲回家,一推门,我妈坐在小板凳上,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我爸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咋了这是?谁惹你们了?”
我妈没说话,拿袖子抹了把泪。
我爸把烟头在地上摁灭,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挺复杂。他说:“卫国,给你说了门亲。”
我一听,乐了:“说亲是好事啊,哭啥?哪家的姑娘?机修车间的还是纺织厂的?”
我妈哇地一声又哭了出来:“是你隔壁……周家的玉芬。”
我的笑僵在脸上。
隔壁周玉芬。
这个名字像一根刺,一下子扎进了我的耳朵里。
周玉芬,三十岁,比我大整整八岁。一年前,她那个跑长途运输的男人翻车死了,留下她和一个六岁的闺女。
一个寡妇。
我们这片楼里,背地里都叫她“白虎星”,说她克夫。男人们看她的眼神都带着点不清不楚的颜色,女人们聚在一起,吐着瓜子皮,说的闲话能把她淹死。
我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
“你们疯了?给我找个寡妇?还带着个拖油瓶?我李卫国是没人要了还是缺胳膊断腿了?”我声音都变了调。
我妈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卫国,你听妈说,玉芬那孩子人好,勤快,会过日子……”
“我呸!她再好也是个二婚头!我娶了她,以后在厂里还怎么抬头?王胖子他们不得笑死我?我这辈子都完了!”我一把甩开我妈的手。
我爸吼了一声:“嚷嚷什么!过日子是看人,不是看那些虚头巴脑的!”
“我不管!反正我不同意!你们要是逼我,我就去跟猴子下广州,这辈子都不回来了!”我摔门就想走。
我妈死死抱住我的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那几天,家里就像个战场。我妈一见我就哭,我爸见我就叹气。我干脆不回家了,晚上就跟王胖子他们挤在单身宿舍里。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黄了。
没想到,一个星期后的傍晚,隔壁的周老伯,也就是周玉芬的爹,竟然亲自上门了。
他提着一瓶老白干,两个罐头。
我爸赶紧让他坐下。
周老伯是个退休的老钳工,背有点驼,手上全是老茧。他话不多,给自己倒了杯酒,也给我爸倒了一杯,然后看着我。
他的眼神很平静,没有一点求人的意思。
“卫国,这事,我知道你委屈。”他开口了,声音沙哑。
我把头扭到一边,不吭声。
“玉芬命苦,我们不强求。”他又喝了一口酒,酒气混着烟味在小屋里弥漫开。“但你要是点头,愿意娶她,我这个当爹的,也没啥大本事。”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展开。
那是一张“凤凰”牌自行车的票。
“陪嫁,一辆全新的,凤凰28大杠。”周老伯把票推到桌子中间,一字一句地说。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凤凰28大杠。
1992年,这玩意儿就是年轻人的脸面,是身份的象征。比什么手表、缝纫机都带劲。我那帮哥们儿,谁要是能骑一辆半旧的飞鸽都够吹半年的,更别提一辆票都难搞到的全新凤凰。
我幻想着我骑着那辆锃亮的黑车,车铃“叮铃”一响,从厂门口一路骑到家,王胖子他们跟在后头吃灰的场景。
那虚荣心,像一把火,在我心里烧了起来。
我妈在旁边赶紧说:“卫国,你想想,一辆自行车呢,全新的!玉芬嫁过来,家里里里外外都不用你操心,你还白得一辆车,多好的事……”
我看着那张票,又看了看周老伯那张布满皱纹但异常平静的脸。
我心里天人交战。一边是丢不起的面子,一边是巨大的诱惑。
最后,那辆锃亮的凤凰牌自行车,压倒了一切。
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我娶。”
婚礼办得特别简单。
就在我们家那不到二十平米的客厅里摆了两桌。来的都是些沾亲带故的亲戚。厂里的哥们儿一个没请,我丢不起那人。
周玉芬穿着一件半新的红上衣,站在我旁边。她一直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她那个叫丫丫的女儿,死死地抓着她的衣角,像只受惊的小兔子,看着满屋子的人。
整个过程,我一句话没说,脸绷得像块铁板。敬酒的时候,我就跟完成任务一样,一杯接一杯地灌。
街坊邻居都在窗户外面伸着脖子看热闹,那眼神,有同情,有嘲笑,有幸灾乐祸。我感觉自己像个动物园里的猴子。
晚上,亲戚都走了。
我妈把一床新被子抱进我的房间,小声说:“卫国,对玉芬好点,她是个好女人。”
我没理她。
周玉芬带着丫丫在洗漱,水声哗哗的。
我看着房间里那张一米二的单人床,心里一阵烦躁。我抱起一床旧被子,扔在客厅的破沙发上,脱了衣服就躺了上去。
周玉芬收拾完出来,看到我睡在沙发上,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关了灯,带着丫丫回了房间。
从那天起,我和她就成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头疼得要裂开。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早饭,一碗小米粥,两个白面馒头,还有一小碟咸菜。
周玉芬正在厨房里给丫丫梳辫子,动作很轻。
我一言不发地吃完饭,就看到了立在墙角的那辆自行车。
黑色的烤漆,在晨光里亮得晃眼。车把上的镀铬件闪闪发光,车座是牛皮的,崭新。车铃上还系着一小块红布条。
我心里的那点不痛快,一下子就被这辆车冲淡了。
我推着车出了门。
“叮铃铃——”
我故意把车铃按得震天响。整栋楼好像都听到了。
果然,刚到楼下,就碰到了几个早起的大妈。她们的眼神一下子就黏在了我的新车上。
“哟,卫国,这是……你的车?”
“嗯。”我故作平淡地应了一声,心里却爽开了花。
“凤凰牌!新的啊!哎哟,这得多少钱啊!”
我没说话,跨上车,脚下一蹬,车子“嗖”地一下就窜了出去,把那些羡慕嫉妒恨的眼神远远甩在后面。
到了厂里,王胖子和猴子他们眼睛都直了。
“我操!卫国你小子发财了?哪搞来的?”王胖子围着车转了好几圈,手想摸又不敢摸。
我把车梯一打,靠在车上,从兜里掏出烟,递给他们一人一根,慢悠悠地说:“我结婚了。”
他们都愣住了。
猴子问:“结婚?跟谁啊?怎么没听你说?”
“隔壁周玉芬。”我说得云淡风轻。
空气瞬间安静了。
王胖子脸上的表情很精彩,想笑又不敢笑,憋得通红。
猴子碰了碰我:“卫国,你……你没开玩笑吧?那个……三十的?”
我弹了弹烟灰,指了指自行车:“陪嫁。”
他们俩对视一眼,再看那辆车,眼神就变了。从嘲笑,变成了赤裸裸的羡慕。
“值!”王胖子一拍大腿,“太他妈值了!一个娘们换一辆凤凰,你小子是天才!”
那一整天,我都是厂里的焦点。
下班的时候,我骑着车,慢悠悠地往家走。心里那点因为娶了个寡妇而产生的憋屈,几乎已经烟消云散。
我觉得这笔买卖,不亏。
回到家,门一开,一股饭菜的香味就飘了出来。桌子上摆着三菜一汤,一盘炒土豆丝,一盘白菜炖豆腐,还有一碗炒鸡蛋。丫丫坐在小板凳上,自己拿着勺子吃饭,很乖。
周玉芬在厨房里忙活。
我把车推进屋里,立好,擦了擦上面的灰。
吃饭的时候,谁也不说话。丫丫好像很怕我,头埋得低低的,偶尔抬眼飞快地瞟我一下,然后又赶紧低下头。
周玉芬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饭,放在我面前。
我吃我的,她吃她的。
吃完饭,我把碗一推,就回了客厅,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黑白电视机雪花点一片,但我也看得津津有味。
周玉芬默默地收拾碗筷,洗碗,擦桌子,扫地。然后烧了热水,倒在盆里,端到我面前。
“洗脚吧。”她小声说。
这是我们结婚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愣了一下,把脚放进热水里。水温正好。
她就蹲在我面前,一声不吭。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自在。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和周玉芬,不像夫妻,更像是房东和租客。我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她负责我的一日三餐和所有家务。
我每天最快活的时候,就是骑着我的凤凰牌自行车出门。车铃一响,所有人都看我,那种感觉,比喝了二两酒还上头。
王胖子他们天天找我借车,骑着去泡妞。我虽然不乐意,但为了面子,还是捏着鼻子借给他们。
他们都说我走了狗屎运。
“卫国,你老婆真行啊,把你伺候得跟个大爷似的。”王胖子一边擦着我的车,一边羡慕地说,“哪像我们家那婆娘,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
猴子也说:“是啊,你回家就有热饭吃,衣服有人洗。我们回家跟上坟一样,冷锅冷灶的。”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挺得意,但嘴上还是说:“好个屁,还不是图我年轻。”
其实我知道,周玉芬不是图我什么。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好早饭,然后送丫丫去几里地外的子弟小学。回来后就开始忙活,缝缝补补,接点零活,赚点丫丫的学费和零花钱。她好像永远有干不完的活。
她很少说话,脸上也总是没什么表情。只有看着丫丫的时候,眼神里才会有一点温柔。
丫丫还是怕我。我一回家,她就躲到周玉芬身后。有时候我逗她,她就吓得快要哭出来。
我对这个家,没什么感情。它就是一个我晚上回来吃饭睡觉的地方。
有一次,我跟厂里的一个兄弟因为一个零件的归属问题吵了起来,对方人多,把我堵在下班路上揍了一顿。
我鼻青脸肿地回到家,一肚子火。
周玉芬看到我脸上的伤,吓了一跳,赶紧过来扶我。
“你滚开!别碰我!”我一把推开她,吼道,“看见你就晦气!”
她踉跄了一下,撞在门框上。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但还是什么都没说,默默地去给我找红花油。
丫丫吓得躲在床底下,一声不敢吭。
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心里那股火突然就没那么旺了。
她把红花油递给我。
我没接。
她就拧开盖子,用棉签蘸了,小心翼翼地想给我擦。
我躲开了。
她手悬在半空,愣了片刻,然后默默地把瓶子放在桌子上,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脸上火辣辣地疼。我听见里屋有很小声的抽泣声,是周玉芬在哭。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个冬天,我得了重感冒,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我躺在沙发上,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火炉里,浑身烫得要命,又冷得直打哆嗦。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一直在给我换额头上的毛巾。湿毛巾一搭上来,就舒服一点。过一会儿又热了,又有人给换掉。
我还感觉有人在撬我的嘴,往里喂水。水是温的。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烧退了。我睁开眼,看见周玉芬坐在我旁边的小板凳上,眼睛里全是血丝,一脸疲惫。她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衣服。
床边的脸盆里,是浑浊的水。
我妈来看我,跟我说:“你烧了一宿,玉芬一晚上没睡,就这么守着你。大半夜的,还跑出去敲开卫生所的门,给你请来了医生。医生说再晚点,就得烧成肺炎了。”
我看着周玉芬,她正低着头,给丫丫的旧棉袄上打补丁。她的手指被针扎了好几个小红点。
我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中午吃饭的时候,桌上有一盘肉丸子。这是过年才舍得吃的菜。
我吃了一个,周玉芬没动筷子。
丫丫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用她的小勺子,小心翼翼地从自己碗里,挖了一个肉丸子,放到了我的碗里。
她做完这个动作,就飞快地把头埋了下去,不敢看我。
周玉芬的身体僵了一下。
我看着碗里的那个肉丸子,不知道为什么,眼睛有点发酸。
我没说话,把它夹起来,吃掉了。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肉丸子。
从那以后,我对她们母女俩的态度,好了一些。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但回家不会再摔摔打打了。丫丫好像也没那么怕我了,有时候我回家,她会小声地叫我一声“叔叔”。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不好不坏地过下去。
但我错了。
九三年的春天,风向变了。
厂里开始流传一个词,叫“优化组合”。说白了,就是要裁员。
人心惶惶。
我没当回事。我师傅是车间的老人了,技术也好。我觉得怎么也轮不到我。
我还是每天骑着我的凤凰车,在厂里招摇过市。
王胖子他们都愁眉苦脸的。
“卫国,你小子一点不愁啊?”王胖子说。
我撇撇嘴:“愁什么?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结果,第一批下岗名单下来,贴在厂门口的公告栏上。红纸黑字。
我吃完午饭,溜达过去看热闹。
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我挤进去,从头往下看。
然后,我看到了我的名字。
李卫国。
三个黑色的宋体字,像三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了我的脑袋上。
我懵了。
怎么可能?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十几遍,还是李卫国。
旁边有人拍我的肩膀:“卫国,你也……唉。”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人群的。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我只觉得天旋地转。
我被下岗了。
我成了无业游民。
我回到家,一句话没说,把自己关进厕所里。我看着镜子里那张苍白的脸,觉得无比陌生。
我完了。
我所有的骄傲,所有的面子,在那张红纸面前,都碎成了渣。
没了工作,我就是个废物。我那辆引以为傲的自行车,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一个靠老婆陪嫁才有车骑的废物。
那天晚上,我出去喝了好多酒。
我喝得东倒西歪,回到家,周玉芬过来扶我,被我一把推开。
“滚!”我冲她吼。
我的怒火和屈辱,需要一个发泄口。而她,就是最合适的那个。
“都是你!你这个扫把星!要不是为了娶你,我至于这么倒霉吗?我他妈工作都没了!你满意了?”我指着她的鼻子骂。
我把所有不顺,所有怨气,都归结到了她身上。
周玉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灯光下,她的脸白得像纸。眼泪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她没说话,也没哭出声,就那么默默地流泪。
丫丫被我的吼声吓坏了,躲在门后,发出小猫一样的呜咽。
我没理她们。我一脚踹翻了桌子,盘子碗筷碎了一地。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毁了。
毁在了这个女人身上。
毁在了那辆该死的自行车上。
接下来的日子,我彻底废了。
我每天不是躺在沙发上发呆,就是出去找人喝酒。以前那帮哥们儿,现在看到我都躲着走。王胖子他们偶尔会塞给我几块钱,眼神里全是同情。
我最恨同情。
我把那些钱都拿去买了最劣质的白酒,把自己灌得烂醉。
周玉芬默默地收拾我留下的烂摊子。我吐了,她就收拾干净。我没钱喝酒,她就把自己做针线活攒下的几块钱、几毛钱,放在桌子上。
她越是这样,我越是烦躁。
我开始打她。
有时候是喝多了,有时候是清醒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那张逆来顺受的脸,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她从来不还手,也不求饶,只是抱着头,默默地承受着。
只有一次,我又要动手的时候,丫丫突然从房间里冲了出来,张开小小的手臂,挡在了周玉芬面前。
她哭着冲我喊:“不准你打我妈妈!你是坏人!”
我举起的手,僵在了半空。
我看着丫丫那张又怕又倔的小脸,看着周玉芬躲在女儿身后,浑身发抖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人。
我像个疯子一样冲出了家门。
那天晚上,我在外面待了很久。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酒醒了,心里却更难受。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
屋里没开灯,黑漆漆的。
我摸索着进了屋,一眼就看到了墙角的那辆自行车。
在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下,它依然泛着幽暗的光。那么新,那么亮。
就是它。
就是这辆车,让我鬼迷心窍,娶了个寡妇,成了全厂的笑话。
就是这辆车,在我下岗之后,像一根刺一样,天天扎我的眼,提醒我有多失败,多没用。
一股邪火,从我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今天就要毁了它!
我冲了过去,抬起脚,卯足了劲,就想朝它最脆弱的车轮踹下去。
脚在半空中停住了。
我借着月光,突然注意到自行车后座的车架连接处,有点不对劲。
那里有一颗螺丝帽,比其他地方的螺丝要新一点,而且拧合的缝隙里,好像被黑色的油泥糊得严严实实。
我每天都擦这辆车,把它当宝贝一样。但我从来没注意过这个细节。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这颗螺丝就这么跳进了我的眼睛里。
一股说不清的邪劲和好奇心涌了上来。
我晃晃悠悠地走进我爸妈那屋,从他们的工具箱里,翻出了一把活扳手。
我要把它拆了。
我回到客厅,蹲在那辆车旁边。酒劲还没过,我手有点抖。
我把扳手卡住那颗螺丝帽,用力去拧。
很紧。
比我想象的要紧得多。
我骂了一句,用上全身的力气。扳手和螺丝帽之间发出“咯吱咯吱”的摩擦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咔哒”一声。
螺丝松动了。
我把它拧了下来,拿在手里。然后我试着去拉动那根钢管。
我发现,这根用来固定后车座的钢管,竟然是中空的,而且可以往外抽出来一小截。
我心里一动,这是什么设计?
我用力把那截钢管抽了出来。
随着我的动作,一个用油布和塑料纸裹得严严实实,像一根粗蜡烛一样的小卷,从钢管的空心处滑了出来,“啪”的一声,掉在了水泥地上。
我愣住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谁会把这种东西藏在自行车的钢管里?
我弯下腰,伸手去捡那个小卷。
就在我的手指快要碰到它的时候,里屋的门突然开了。
周玉芬端着一盆水从厨房那边走过来,应该是起夜,顺便想把我昨晚吐的地方再擦擦。
她一眼就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脚边的自行车零件,和我手正要碰的那个油布卷。
她脸上的血色,“刷”的一下就褪得干干净净。
她手里的搪瓷盆“哐当”一声巨响,砸在了地上,水花四溅,冰冷的水溅了我一裤腿。
她的声音发着抖,带着一种我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惊恐和绝望,冲我尖叫起来。
“卫国!别打开!快把它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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