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有重视“河图洛书”“左图右史”的学术传统，以及强调“图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自述其研究方法是“试从常识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据此，沈从文从历代服饰图像资料中精选了200帧（组）作为正图、另配151帧作为插图，通过这些图像资料深入探讨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问题，形成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如果仅限于用图像来说明文献研究已经作出的论断，或以图像充当文字插图的“读图”，而非从图像自身特征和属性出发，重视图像本身所蕴含价值的“鉴图”，则无法做到真正的“图史互鉴”。
“读图”不足以跨越图文关系的复杂性
1961年，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一文利用人物图像探讨民族族属关系，为深入判断云南地区民族族属问题提供了可信的结论。当然，这种利用人物图像探讨民族族属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就晋宁石寨山的出土文物而言，图史互证法成效显著。究其原因，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人物图像多达二三百幅，通过观察图像的各个细节，能够还原其所处的真实历史场景，从而将这些图像置于特定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冯汉骥认为，这些出土文物在考古学发现中极其少见。由此看来，“图史互证”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如果强行进行不符合科学研究逻辑的互证，则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邓菲《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研究中的图像艺术》一文指出，“许多研究者很容易出现‘以图证史’的危险，他们用图像来说明文献研究已经做出的论断，或以图像充当文字的插图。这使得历史学科对视觉艺术材料的引用呈现出明显的‘史料化’‘文本化’倾向”。运用“图史互证”研究方法不能忽视图像作为视觉语言本身的价值，史学研究者的误区往往是先入为主地将研究内容放在首位，试图说明从这些图像中可以直接全面地观测历史，此时图像的作用只是进一步验证研究者已得出的结论。
这里被忽略的重要问题是图像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属性，图像与历史真实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视觉艺术有其风格和技巧，探讨图像相关问题离不开图像本身的构图、线条、色彩、比例等。更重要的是，图像资料本身蕴含的思想、价值和观念等，可能远远比辅助理解文献资料更有意义。葛兆光指出，“从图像学研究的角度看，构图、变形、位置、设色等等恰恰是图像与文字文献的差异所在，从思想史研究角度看，这些方面的图像学研究才是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地方”。他认为，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各种图像，是人们对于各个时代思想的重要反映，在图像创造过程中，人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设计和构图，对某种主题的偏爱、色彩的选择、形象的想象、图案的设计、图像比例的构成等，均隐藏着不同时代的观念、价值、思想等。从图像自身特征出发所观照的问题，才是值得历史研究者关注的。从传说中梁元帝绘《职贡图》，到《四库全书》收录《皇清职贡图》，中国历代都有职贡图的创作，而职贡图的图像主题与异域来使朝觐密切相关，这其中无疑隐含着统一的政治思想、社会观念和价值表达。以图像自身特征为切入点进行历史研究是有难度的，需要历史研究者对图像艺术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否则只能将图像作为文献资料的附属。
从读图到鉴图实现真正的“图史互证”
如果将图像作为可“读”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仅是忽略了图像本身所蕴含的价值，那么对图像的误读和误解则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错误结论。例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史学家常以此考据衣冠文物制度等相关问题，但现存的《韩熙载夜宴图》并非原作，而是摹本，假设后世临摹者有意无意加入或篡改画中物象，是否会导致研究问题出现偏差？此外，受制于材料和技术（如壁画褪色、木刻版画失真等），且可能在流传中被修补或重构，导致早期图像信息失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石窟的艺术风格成为敦煌晚期石窟断代的主要依据，一批石窟因此被判定为西夏石窟。但这批图像史料的真实性没有得到充分考证，导致在西夏美术史中建构了一段充满争议的历史表象，并影响了敦煌晚期石窟的断代。
无论读图还是鉴图，“图史互证”运用的前提之一是图像的客观真实性，研究者往往倾向于首先主观认可所见图像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图像是对历史真实和历史真相的直接呈现吗？类似各类材质的造像、印于纸质的图像等，都是经过作者主观选择、艺术加工甚至意识形态过滤的产物，其客观性已打折扣。另外，早期图像的创作者和倡导者多是统治阶层、社会精英或宗教机构，其代表的并非全社会所有人群，底层视角、边缘群体的真实生活往往被遮蔽。
“图史互证”运用的前提之二是图像与历史文献之间的一致性。但如果图像与历史文献相互冲突或相互矛盾，这种情况下对二者冲突或矛盾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比单纯追求图史一致性更有价值。南宋萧照绘绢本《中兴瑞应图》以严肃典雅的画风，用类似连环画的叙事方式，描绘了宋高宗接任皇位是授之天命，同时还有曹勋的“瑞应故事”与《中兴瑞应图》相呼应。“中兴”“瑞应”都是对宋高宗接任皇位所预设的吉兆，经历了徽宗、钦宗被掳掠北上之难，宋高宗试图以宫廷绘画向世人传达其即位的合理性，并以“中兴”“瑞应”宣告其统治期间宋朝由衰转盛。但事实上，不仅宋高宗即位备受质疑，其统治期间所期望的时世清明和国家振兴也并未实现。有时候图像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性很大，如果《中兴瑞应图》从图像真实出发，得出的结论则是君权神授和政治清明稳定。
“图史互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还有不少值得反思的方面。尽管目前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势，但学科之间的隔阂和排斥现象依旧存在，一些研究者也不愿轻易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究其原因，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精通两个及以上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对研究者而言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果研究者尚且不能做到对本学科精通，遑论跨学科。
如果读图不能真正解决“图史互证”两极关系中的平衡问题，那么要实现图像对历史问题的科学论证和有效分析，全面、精确、科学的鉴图方法则成为研究的关键。要做到科学鉴图，基于图像生成、图像受众、图像载体等专业多维度的分析是必须的。如汉代画像砖，除对画像内容进行全面解读外，对画像地域特征、制作工艺、印模色彩选择、雕刻技法、画像砖在墓室中的空间布局、生死观念呈现等图像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进行系统完整的图像资料收集和保存工作，是实现图像独立、完整、准确呈现的基础。立足数字化和AI技术的蓬勃发展，建立可供参考的图像大数据、大模型，搭建人工智能图像技术分析平台，以技术助力图像分析，建立图像解释尤其是中国图像解释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形成一套图像解释的概念、论述方法、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从而使图像能够作为独立的论据，推动研究者尝试从图像出发进行问题研究并得出有效结论。
作者系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武雪彬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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