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门37毫米高射炮拖出来，平射！”
一九六七年夏天，重庆杨家坪的空气里全是火药味，这一声怒吼划破了闷热的街道。
所有人大吃一惊，这可不是什么电影拍摄现场，也不是边境战场，而是就在咱们的城市中心，两派群众组织杀红了眼，直接动用了兵工厂里的重武器。
这一炮下去，对面那栋钢筋水泥的大楼瞬间就被削去了一角，曾经繁华的商业区，眨眼间就成了废墟瓦砾。
01
说起枪支泛滥，大家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肯定是美国。
毕竟在大洋彼岸，买枪跟买菜似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是一场令人咋舌的枪击案。
但要是把时间轴往回拨个几十年，在咱们这片土地上，那场面可比美国人“狂野”多了。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中国民间的火力密度，简直能让现代人惊掉下巴。
这事儿还得从民国那会儿的广东说起。
那时候的世道，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乱。
北洋政府在北京唱戏，南边的国民政府也不消停，各路军阀就像走马灯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城头变幻大王旗。
在这种环境下，老百姓想活命，手里没点“家伙”是真不行。
特别是在广东，那可是风气之先，也是混乱之源。
据一九二四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光是广东全省，流落在民间的枪支数量就高达四百万支。
这是个什么概念。
当时广东全省的人口也就两千多万，换句话说，平均每五个人里头，就有一把枪。
你走在大街上，看那挑担子的货郎，腰里可能别着一把驳壳枪；看那坐在村口的族长，家里地窖里可能就藏着几箱子弹。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当时的“广州商团”。
这帮做生意的老板，因为手里有钱，又怕军阀抢劫，干脆就自己拉起了队伍。
他们打着“自卫”的旗号，其实干的是武装割据的勾当。
一九二四年八月，这帮商人竟然直接联系了国外的军火商，弄了一艘名为“哈佛号”的商船，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广州港。
这船上一打开，负责查验的人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整整四千八百支长枪，四千八百支短枪，这还不算完，里面甚至还藏着四十挺机枪和数百万发子弹。
这哪里是什么保安队，这火力配置，比当时正规的一个师还要猛。
当时的商团团长陈廉伯，仗着这批军火，那是相当嚣张，根本不把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
双方就在广州街头对峙，商团的士兵架起机枪，直接封锁了街道。
那时候的广州，白天是繁华的商埠，到了晚上，就是各方势力火并的战场，枪声一响，黄金万两，全是带血的生意。
02
你以为建国了，这事儿就立马画上句号了？
并没有。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虽然公安部门发了《枪支管理暂行办法》，但这网眼儿，确实稍微有点大。
那时候为了防特务、防破坏，再加上“全民皆兵”的战备思想，很多公营工厂、学校的保卫科，甚至是部分干部，只要申请批准，那也是可以配枪的。
这种“半公开”的持枪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年代。
随着那场众所周知的动荡开始，潘多拉的魔盒被彻底打开了。
尤其是在重庆，这座重工业城市，直接把“武斗”这个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重庆那是啥地方，那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大后方的兵工厂扎堆的地方。
这里的工人，造枪造炮那是把好手，闭着眼睛都能把一把冲锋枪拆了再装上。
一九六七年的那个夏天，两派群众组织——咱们姑且叫他们“815”和“反到底”——一开始也就是拿钢管、木棍互殴。
但打着打着，有人脑子一热：咱们守着兵工厂，手里拿烧火棍干嘛。
于是，兵工厂的大门被踹开，仓库被强行接管。
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轻机枪被一箱箱搬了出来，甚至连还没出厂的重武器都被拖到了街头。
那场面，简直就是现代战争的缩影。
有亲历者后来描述，当时在杨家坪，甚至出现了坦克在街上横冲直撞，履带碾压过路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江面上，经过改装的炮艇在游弋，时不时对着岸上的据点来上一发。
最吓人的还是高射机枪。
这玩意儿原本是用来打飞机的，射速快、威力大，打在人身上那直接就是碎了。
结果在武斗里，这玩意儿被放平了射击。
咚咚咚一梭子下去，对面的楼房墙壁跟纸糊的一样，瞬间被打成马蜂窝，钢筋都露了出来。
整个杨家坪烟尘滚滚，几千人伤亡，无数房屋变成了废墟，著名的百货大楼被打得千疮百孔。
当时的周总理听到汇报后都震惊了，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严令停止武斗，上缴武器。
那段日子，是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人性在失去约束后最疯狂的释放，谁能想到，自己亲手造出来的武器，最后竟然对准了自己的邻居和工友。
03
城市里的硝烟散去了，农村也没闲着。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宗族观念重的南方，枪这玩意儿，那是保命的“传家宝”，也是争夺生存资源的“硬通货”。
以前是为了防土匪，现在是为了争地盘、争水源。
两个村子因为一块地的界线，或者一条河的灌溉权谈不拢，往往不是上法院，而是直接上“战场”。
而且这装备也在不断升级。
一开始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鸟铳、土枪，后来发现这玩意儿威力不够，干脆集资买好的。
一九四七年那会儿，福建晋江两个村子打架，竟然有人直接掏出大把的美元，从菲律宾买回了全套的美式装备，汤姆逊冲锋枪都有。
到了六十年代末，安徽某地的农村械斗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两个宗族几百号人对峙，手里拿的可不是锄头镰刀，而是自制的“土炮”。
这种土炮虽然做工粗糙，就是铁管子塞火药铁砂，但近距离轰一下，那也不是闹着玩的，一炮下去，一大片人都得倒下。
当时有个下放干部，是个老地下党，一看这架势，急眼了。
他心里清楚，这一炮要是响了，那就是几十条人命，这仇就算结下了，几辈子都解不开。
老爷子也是硬气，抄起一把锄头就冲到了两拨人中间，大吼一声：“谁要想打，先把我崩了！”
也就是这一嗓子，把两边打红眼的人给震住了。
大家伙一看，这书记连命都不要了，这才悻悻地收起了火药枪。
但这毕竟是个例。
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种涉枪的暴力案件在某些地区依然时有发生。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造枪的“地下兵工厂”，青海化隆、贵州松桃等地，一度成为了非法枪支的代名词。
那些手工敲打出来的仿制手枪，虽然精度不高，但杀伤力一点不含糊，顺着地下网络流向了全国各地。
04
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世纪之交。
国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不彻底收缴民间枪支，社会治安永远是个定时炸弹，老百姓的日子永远过不踏实。
于是一九九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正式出台。
这部法律堪称史上最严，它明确规定：除了极少数特殊岗位，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持有枪支。
紧接着，公安机关开始了大规模的“缉枪治爆”行动。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那些藏在床底下的猎枪、埋在后院的土炮，被源源不断地搜了出来。
在很多地方的广场上，收缴上来的枪支堆成了小山。
然后是集中销毁，炼钢炉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把这些曾经夺人性命的凶器，变成了建设高楼大厦的钢筋。
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全民持枪”闹剧，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那以后，中国的治安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走夜路都得提心吊胆，现在大半夜出去吃个烧烤、撸个串，根本不用担心有人突然掏出一把枪来。
这种安全感，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
这世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把那些危险的玩具，从你身边拿走了而已。
05
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在西部某个偏远山村，警察还在一位老猎户家里搜出了一杆用了几十年的老火枪。
那枪管都磨得锃亮，枪托上满是岁月的包浆。
老猎户坐在门口抽着旱烟，看着警察把枪带走，眼神里有点落寞，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他说：“这玩意儿，留着是个祸害，交了也好，以后孙子辈不用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短短几十年，从全民皆兵到全面禁枪，这背后的路走得并不容易。
每一次收缴，每一次立法，都是在和那种根深蒂固的暴力思维做斗争。
好在，我们赢了。
那些曾经在杨家坪街头咆哮的坦克，那些在广东商团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军火，终究都成了历史课本里的一行字，或者是博物馆里冰冷的展品。
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无声地诉说着那个疯狂年代的荒唐与血腥，警示着后人：和平这东西，看着像空气一样普通，其实比金子还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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