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燕赵老年报》、《党史纵横》、央视网、新华社等权威媒体报道及相关历史文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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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黑龙江某航空兵团机场，晴空万里。
28岁的空军飞行员王宝玉按照训练计划，驾驶编号40307的歼-6战斗机正常起飞，执行低空特技飞行训练任务。
这是一次例行训练，机场塔台的雷达屏幕上显示着编队飞机按既定航线正常飞行的轨迹。
36分钟后的12时45分，这架战斗机出现在500多公里外的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跑道上。
王宝玉走下飞机，向迎面而来的苏联军方人员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要求前往美国。
这一突发事件立即震动了中苏两国最高层。
三天后的8月28日，当王宝玉被苏方人员用眼罩蒙住双眼，被告知即将转移到前往美国的飞机上时，他满怀期待。
舱门打开的瞬间，眼罩摘下的那一刻，等待他的却是一张张严肃的中国面孔。
【一】青岛青年的空军之路
王宝玉于1962年12月出生在山东青岛的一个普通家庭。
这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孩子从小便展现出与同龄人不同的特质，他话语不多但酷爱读书，对各类知识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
1980年代初期，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国家建设各个领域都急需人才，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在全面加速推进。
空军作为高技术密集型军种，对飞行员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选拔程序复杂且淘汰率极高。
1980年7月，18岁的王宝玉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优秀的文化成绩以及过硬的心理素质，成功通过了层层筛选，正式通过招飞考核入伍。
能够成为空军飞行员，这在当时是许多青年梦寐以求的机会，不仅意味着崇高的社会地位，也代表着优厚的物质待遇。
空军航校的生活严格而充实。
从基础的航空理论学习到复杂的实际飞行操作训练，从军事素养培育到思想政治教育，每一个环节都直接关系到未来的飞行安全和作战能力。
王宝玉在航校期间整体表现良好，飞行技术水平达到中上等标准，各科理论成绩也比较扎实，展现出了较好的专业潜质。
1984年10月，经过严格的考察和培养程序，王宝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政治荣誉在当时对于一名年轻军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组织对其思想品格和政治表现的充分认可。
航校毕业后，他被正式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开始了作为正式歼击机飞行员的军旅生涯。
飞行员职业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望，不仅社会地位突出，在各项待遇方面也明显优于其他军兵种。
然而，王宝玉独特的性格特征在具有高度集体性要求的军队环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
同事们观察发现，他平时话语极少，与人交往时显得谨慎甚至略显拘谨，这种性格特点在需要密切团结协作的军队集体中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
部队各级领导注意到王宝玉的这种状况，及时将其列为思想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安排专门的政工干部定期与他进行深入的谈心交流，希望通过组织的关怀帮助他更好地融入集体生活，克服性格上的不足。
【二】职业发展期的心理波动
19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军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干部选拔培养和使用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健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批与王宝玉同期入伍或稍后参军的飞行员开始陆续获得提升机会，分别担任班长、副队长等不同层级的领导职务。
这种人事变化对王宝玉的心理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开始频繁地将自己与其他同事进行各方面的对比分析，认为自己的飞行技术水平并不逊色于他人，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也相当扎实，各项工作表现也算得上中规中矩，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组织上应有的重视和相应的职务提升。
这种认知在他内心深处逐渐固化，逐步演变成对组织人事安排的不满情绪。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在群体环境中的地位感知和相对比较会显著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行为表现。
王宝玉逐渐形成了一种认知偏差，认为自己在组织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种错误想法在他心中越来越根深蒂固，严重影响了他对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正确判断。
1983年，王宝玉作为已婚军人开始面临现实的家庭问题。
他希望组织能够帮助解决妻子的工作安排，实现夫妻团聚和家庭稳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策环境下，军属就业安置确实存在客观困难。
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社会就业岗位相对紧张，军属工作安排问题普遍存在一定难度。
面对王宝玉的实际困难，部队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积极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问题。
经过多方协调努力和上下奔走，最终通过军部系统在驻地为其妻子安排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
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这个工作地点与王宝玉所在部队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客观上造成了夫妻两地分居的局面。
按照正常的认知和情理，王宝玉应该对组织上的关心照顾和积极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理解。
然而他对这一安排的理解却截然不同，认为这种结果是组织故意给他制造困难和障碍，是有人在背后对他进行针对性的打压排挤。
这种极其错误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组织的不信任感和怨恨情绪。
王宝玉开始在一些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言论中带有明显的牢骚和怨气，有时甚至出现一些不当言辞。
这种异常表现很快引起了部队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多名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和政工人员先后多次与他进行推心置腹的深入谈话。
试图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纠正错误认识，重新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三】表面改善背后的暗流涌动
1990年春季，王宝玉的思想状态和日常表现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积极转机。
他不再在公开场合表达对组织的不满情绪，与战友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日常工作态度变得积极主动，各项任务完成情况也比较令人满意。
这种较为明显的变化让部队各级领导感到十分欣慰，普遍认为长期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工作终于收到了实实在在的良好效果。
基于王宝玉在这一时期的良好表现和积极变化，1990年5月，团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正式撤销对他的重点关注，将其从思想工作重点人员名单中移除。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看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为王宝玉确实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令人鼓舞的积极变化迹象。
然而，事后进行的深入调查和详细了解却显示，王宝玉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种种"进步"完全是一种精心策划的伪装行为。
在表面上积极改变的巧妙掩护下，他实际上已经开始为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进行各种秘密的准备工作。
王宝玉充分利用各种训练、学习和执行任务的机会，系统性地收集和研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机场技术资料、详细的航线数据以及相关的气象信息。
他将这些对实施计划至关重要的关键信息牢牢记在心中，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相当详细和周密的具体行动方案。
当有同事或领导询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些看似与日常工作关联度不高的资料时，他总是能够以学习专业业务知识、了解国际军事形势动态、拓宽知识面等看似合理的理由进行巧妙的搪塞和应付。
在最终目标的选择和确定上，王宝玉将自己的注意力和重点集中放在了苏联方向。
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正式访问。
中苏两国关系由此实现了全面的正常化，正式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20年之久的对立紧张状态。
王宝玉错误地认为，在这种新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外交环境下，苏联方面很可能会接受他提出的政治避难申请，并为他最终前往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和中转服务。
这种想法和判断反映了王宝玉对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和外交工作实际情况的严重误解和错误估计。
他过分简单地认为个人的政治行为可以与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发展相提并论，完全忽视和低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深层政治含义、战略考虑以及复杂的操作层面因素。
【四】训练日的突然变故
1990年8月25日，对于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的全体官兵来说，这原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例行训练日。
根据预先制定的训练计划和具体安排，部队将在当天进行低空特技飞行训练，这是每一名歼击机飞行员都必须熟练掌握和不断提高的重要飞行科目之一。
低空特技飞行训练具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和一定的安全风险，对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在操作技能、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等多个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对于具备丰富飞行经验和过硬技术水平的资深飞行员来说，这虽然属于高难度、高风险的飞行科目，但仍然在常规训练的正常范畴之内。
王宝玉被正式安排参加当天的这次重要训练任务。
在训练准备阶段，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寻常但事后回想起来却意味深长的特殊举动：
将自己平时习惯佩戴的手表郑重地摘下来，亲手交给负责飞机交接检查工作的同事，并对对方说这块表留给他作为纪念。
接受这块手表的同事当时对这个细节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简单地以为这只是王宝玉的一个随意性举动，或者是担心手表在飞行过程中可能造成不便。
然而事后仔细回想和分析，这个看似平常的动作显然具有特殊的告别含义，是王宝玉在实施其计划之前的一种心理表达。
当天中午12时09分，王宝玉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计划，驾驶编号为40307的歼-6战斗机准时从机场起飞。
整个起飞过程完全正常，各项技术参数和操作程序都严格按照标准要求执行，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
飞机起飞后随即按照预定程序加入编队，严格按照事先确定的航线向指定的训练空域稳步前进。
在飞行的初始阶段，王宝玉完全按照地面指挥所的各项指令执行相应的飞行操作，与编队其他飞机保持标准规定的安全距离和队形。
地面指挥所通过无线电通讯设备与各架飞机保持正常的联系和指挥，整个训练过程完全按照预定计划有序进行，没有任何人发现异常迹象。
到达预先确定的训练空域之后，编队各架战斗机开始按照训练大纲的具体要求和规定程序执行相应的飞行训练科目。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王宝玉突然做出了令现场所有人员完全意想不到的惊人举动。
他在没有任何预兆和征象的情况下，突然猛烈右转脱离了正常的编队队形，同时迅速将飞行高度从正常的训练高度急剧降低至100米左右的超低空水平，开始实施超低空飞行。
这种特殊的飞行方式主要用于规避地面雷达系统的有效探测，通常只有在执行特殊作战任务或者面临紧急突发情况时才会采用。
地面指挥所的雷达操作员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一严重的异常情况。
在雷达显示屏幕上，原本清晰标示和持续跟踪的一个飞机目标光点突然完全消失，无法继续进行正常的跟踪监控。
按照空军标准的应急处置程序和规定，操作员立即通过无线电通讯系统进行紧急呼叫。
"40307号机，请立即报告你的当前准确位置。"
"40307号机，收到请立即回答。"
"王宝玉，请你立即回归正常编队。"
然而，无线电通讯频道中只有令人不安的沉默。
王宝玉已经彻底关闭了飞机上的所有通讯设备，完全切断了与地面指挥所之间的一切形式的联系。
地面指挥所立即按照相关应急预案启动紧急应对程序。
一方面紧急派遣编队中的其他战斗机进行大范围的空中搜寻，另一方面迅速通知相关地面搜救力量做好随时出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最初的情况判断和分析中，现场绝大多数专业人员都倾向于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意外发生的严重飞行事故。
低空特技飞行训练确实客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
而歼-6型战斗机作为相对较早设计制造的机型，在某些特定的极端飞行条件下确实可能出现突发性的机械故障或操控失效。
加之当时飞机上装备的通讯导航设备相对比较简单，飞行员在面对紧急突发状况时的应对选择和处置手段相对有限。
大规模的搜寻救援行动持续进行了数个小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飞机残骸碎片或者飞行员生存踪迹。
在以往的飞行事故处理经验中，这种搜寻无果的情况确实时有发生，特别是当飞机坠落在偏远山区、茂密森林或者深水区域时，确实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现和定位。
与此同时，王宝玉正驾驶着这架编号40307的歼-6战斗机，严格按照他事先经过精心规划和反复计算的特定路线向北方向持续飞行。
超低空飞行方式虽然有效避开了地面雷达系统的监控探测，但也同时带来了燃料消耗量急剧增加的严重问题。
歼-6型战斗机本身的作战航程和续航能力就相对有限，在超低空飞行这种特殊状态下，发动机的燃料消耗率会比正常飞行时大幅度上升。
王宝玉对这一技术参数早就进行过详细的计算和充分的考虑，他的预定目标是距离相对最近、最容易到达的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
然而当他按照预定计划飞抵目标机场的上空区域时，却意外地发现整个机场跑道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维修改造工程，完全无法满足飞机正常降落的基本条件。
这一完全在计划预期之外的突发状况，使得本就因为超低空飞行而燃料消耗巨大、油料储备极其紧张的飞行任务变得更加危急和困难。
面对燃料即将完全耗尽的极端危险形势，王宝玉在这种紧急关头不得不迅速调整原定计划，紧急改飞位置相对较近的另一个苏联军用机场——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这座机场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地区，主要承担苏联空军轰炸机部队的驻防任务，拥有足够长度和宽度的混凝土跑道，完全能够满足战斗机紧急降落的技术要求。
当地时间12时45分，在燃料几乎完全耗尽的极限状态下，王宝玉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成功将战斗机强行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的主跑道上。
由于这是一次非计划性的强迫着陆，加上飞机本身已经处于燃料极度短缺的危险状态，飞机在接地滑行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损伤，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飞机双侧减速板系统出现故障，无法按照正常程序收回到位。
更加令人感到意外和难以置信的是，这架明显属于外国军队的战斗机在苏联重要军用机场的突然降落，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引起苏联防空警戒系统和机场安全部门的应有警觉和及时反应。
王宝玉将飞机按照标准程序滑行至指定停机坪区域并完全关闭发动机后，独自一人在狭小的驾驶舱内等待了长达十余分钟，期间竟然没有任何一名苏联军方人员主动前来进行检查或询问。
这种异常状况暴露了苏联远东地区防空预警体系和机场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重大漏洞和严重缺陷。
要知道，就在几年之前，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轻型民用飞机擅自飞入苏联领空并最终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的惊人事件，已经让整个苏联防空系统颜面尽失，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现在又发生了外国军用战斗机在完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降落在重要军用机场的严重事件，这对于苏联军方的专业声誉和国际形象而言无疑是一个更加沉重的打击。
王宝玉最终采用了相当直接的方式来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
他打开飞机座舱盖，向停机坪远处正在执行日常巡逻任务的一名苏联士兵用力挥手示意。
这名士兵走近后，当他看到这架明显不属于苏联空军制式装备、涂装完全不同的外国战斗机时，立即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和紧急性，迅速向其上级军官进行紧急汇报。
很短时间内，一辆苏联军用车辆快速驶向飞机停放的位置，车上下来一名中级军官和数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当这些苏联军人通过近距离仔细观察确认这确实是一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歼击机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极度的震惊和不可思议。
现场指挥的苏联军官立即安排技术人员架设专用登机梯，小心翼翼地协助王宝玉从飞机驾驶舱中安全下来。
苏联军方紧急调来专业的翻译人员，开始与王宝玉进行初步的沟通交流。
当翻译向现场军官汇报说这名中国飞行员正式提出政治避难申请，并明确表示希望最终前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时。
现场的苏联指挥官立即意识到这一事件的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军事事故的范畴，必须立即向苏联最高军事指挥当局进行紧急上报。
这起完全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在苏联军方各个层级内部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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