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润
文：风中赏叶
2023年11月7日 周二 阴
下午三点十七分，这个时间我会记一辈子。
我在公司会议室里，正对着PPT口干舌燥地讲解第四季度预算方案。手机在桌上震动，屏幕亮起——是妈的号码。第一次我没接，用眼神向参会领导致歉，继续翻到下一页图表。
三十秒后，手机又开始震。嗡嗡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抱歉，紧急电话。”我抓起手机冲出会议室。
“小峰……你爸……你爸他突然不会说话了……”妈的声音在发抖，背景里有嘈杂的人声和金属碰撞的响声，“我们在人民医院急诊，医生说、说是脑……”
“脑什么？妈您慢慢说。”
“脑……脑梗还是脑出血，他们还在看片子……你爸刚才还好好的，我们就去菜市场买条鱼，他说头有点晕，坐在路边石凳上歇会儿，突然就、就歪倒了……右边胳膊和腿都不会动了，说话也含含糊糊的……”
我脑子“轰”的一声。上周回家吃饭，爸还在饭桌上跟我争论国际形势，中气十足地说我看问题太幼稚。那天他清蒸了一条鲈鱼，鱼眼睛特意夹到我碗里，说吃这个明目。
“我马上过来。妈，把电话给医生，我跟医生说两句。”
我冲回会议室，语无伦次地说了情况，抓起外套就往车库跑。等红灯时才发现，自己握着方向盘的手在抖。
晚上七点四十三分
CT结果出来了：左侧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大面积脑梗死。片子挂在灯箱上，那一大片白色区域刺得我眼睛发疼。
“血栓堵住了主要的血管，脑组织正在缺血坏死。”神经内科的刘医生指着片子，“目前病人嗜睡，右侧肢体完全偏瘫，失语。考虑到发病在4.5小时时间窗内，我们建议立即进行静脉溶栓治疗。”
“溶栓是什么意思？有风险吗？”妈问。
“就是用药物把血栓溶解掉，恢复血流。但主要风险是可能引起出血，尤其是颅内出血。如果发生严重出血，可能会危及生命。”刘医生语气平稳专业，“需要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我看着同意书上那些风险描述：“可能发生全身各部位出血，严重时可导致死亡”。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外星文字。
“成功率多高？”我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
“如果溶栓成功，血管再通，神经功能可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但大面积脑梗的预后本身就比较复杂。”刘医生顿了顿，“不过，如果不溶栓，脑水肿高峰会在48-72小时到来，这么大脑梗面积，情况会非常危险，可能需要去骨瓣减压。”
“去骨瓣……是开颅吗？”妈的声音更抖了。
“对，切除一部分颅骨，给肿胀的脑组织腾出空间。但那是在发生危及生命的脑水肿时才会考虑的抢救措施。”
我和妈对视了一眼。她的眼睛通红，但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决：“治。医生，我们治。老陈他……他那么要强的一个人，不能就这么瘫了不能说啊……”
我接过笔，在同意书上签了字。笔很轻，字签得歪歪扭扭。
深夜十一点二十
溶栓进行到第二小时，爸的右手手指突然动了一下。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你看！你看！你爸手指动了！”
但刘医生来看过后，表情并没有放松：“还需要观察。溶栓要持续24小时，关键是看明天早上的复查CT。”
监护仪的“滴滴”声规律地响着，像是某种倒计时。
11月8日 上午九点
噩梦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复查CT显示：颅内出血。那片本该恢复血流的区域，现在出现了新的、不该有的出血灶。
“溶栓后出血转化。”刘医生的语气沉了下来，“目前出血量还不算巨大，但位置不好。病人意识水平在下降，我们需要紧急评估是否需要手术。”
我扶着妈坐下。她整个人都在发软。
“手术……是什么手术？”我问。
“清除血肿，同时去骨瓣减压。简单说，就是开颅，把血肿清理掉，再把一部分头骨暂时取下来，等脑水肿消退后再放回去。”刘医生语速加快，“但现在病人情况不稳定，手术风险极高。而且即使手术成功，以目前的出血位置和脑梗面积，术后最好的情况也可能是……重度残疾，长期昏迷。”
“最坏的情况呢？”我的声音干涩。
“下不了手术台。”
短短五个字，像五把锤子砸在我胸口。
“如果不做手术呢？”妈颤声问。
“脑水肿会继续加重，出血也可能扩大。颅内压力不断升高，最终会形成脑疝，压迫脑干——那是生命中枢。一旦脑疝发生，就……”刘医生没说完，但我们都听懂了。
“手术成功，我爸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我必须问清楚。
“植物状态。或者重度残疾，完全依赖他人照料。清醒且有质量生活的可能性……非常低。”刘医生看着我们，“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你们必须尽快决定。时间拖得越久，手术意义越小。”
我和妈被带到一间小小的医患沟通室。桌子上放着一盒皱巴巴的抽纸。
“妈……”我刚开口，喉咙就哽住了。
“你爸今年才六十八啊。”妈喃喃地说，眼泪无声地往下淌，“上个月他还在计划退休后自驾去新疆，地图都研究好了……他说要去看秋天的喀纳斯，说年轻时就想去……”
我抱住妈，她的身体很瘦，在我怀里抖得像一片叶子。
手机响了，是姑姑打来的。我简单地说了情况，姑姑在电话那头哭出声：“救啊！当然要救！那是你亲爸！多少钱我们都凑！你爸那个人……他得多想活啊……”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画面：爸教我骑自行车，他在后面扶着跑得气喘吁吁；我高考前夜，他默默给我削苹果，手指被割了个口子；我婚礼上，他穿着那身不合身的西装，致辞时紧张得忘了词，最后只说了一句“要幸福”，就匆匆下台……
“签吧。”妈突然说。她用手背用力抹掉眼泪，眼睛里有种近乎凶狠的光，“你爸一辈子没认过输。就算只有一口气，我们也得给他争回来。植物人怎么了？植物人也是活着的！只要他还有心跳，还能呼吸，我就伺候他一辈子！”
我看着妈。她小学毕业，跟了爸四十二年，吵过闹过，但从没想过离开。此刻她眼神里的决绝，让我想起爸常说的一句话：“你妈啊，看起来软，骨子里硬得很。”
“好。”我听见自己说。
手术知情同意书比昨天那张更厚。风险列了二十多条：麻醉意外、术中大出血、术后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长期植物生存状态……
我签下名字时，想起小时候爸教我写名字的情景。他的手很大，包着我的小手，一笔一划地写。“陈峰，你看，‘峰’字要有山的样子，要有向上的气势。”
现在，我在决定他生死的纸上，写下这个名字。手没有抖，但心里某个地方塌了。
11月9日 凌晨两点
手术进行了七个半小时。
我和妈、姑姑、舅舅几个人在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等着。夜里医院的走廊很长，灯光惨白。每扇门开合的声音都让我们惊跳起来。
凌晨一点四十，手术室的门开了。主刀医生走出来，手术帽和口罩还没摘，眼神里满是疲惫。
“手术做完了。”他说，“血肿清除了，骨瓣也去除了。但术中血压一直不稳，脑组织肿胀得非常厉害。目前靠呼吸机维持，直接送ICU。”
“医生，我爸爸他……”我问不出口。
“先闯过接下来的72小时吧。关键是看脑水肿能不能控制住，以及有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医生顿了顿，“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即使能闯过急性期，神经功能的恢复……会非常非常有限。”
妈抓住医生的白大褂袖子：“医生，他还活着对吗？心脏还在跳对吗？”
“是的，心脏在跳。”
妈松开手，长长地、颤抖地呼出一口气，整个人滑坐到地上：“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月12日
今天是爸进ICU的第三天。按照医生的说法，他“闯过了第一关”——没有出现严重的颅内感染，没有发生再出血。
但我们见不到他。
ICU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探视时间，而且只能进一个人。我和妈轮流进去。她第一次进去出来后，脸色惨白，半天说不出话。
今天我进去了。
我爸躺在最里面的床位，身上插满了管子：气管插管连着呼吸机，规律地打着气；颈静脉置管、锁骨下静脉置管输液；尿管、胃管……他的头被纱布裹着，右半边颅骨的位置明显凹陷下去。眼睛闭着，脸上有些浮肿。
我喊了声“爸”。他没有反应。
护士在旁边调节泵入的药物，轻声说：“跟他说说话吧，虽然现在可能听不见，但有的病人后来回忆，说昏迷时能听见亲人的声音。”
我握住他的手。那双手曾经能修好家里所有电器，能做出整条街最好吃的红烧肉，能稳稳地抱着刚出生的孙子。现在，它软软地瘫在我手里，只有温热的触感证明生命还在。
“爸，是我。”我声音发哽，“妈在外面，她很好，你别担心。我们都等着你。”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
我的心猛地一跳：“爸？你能听见吗？”
但那之后再无反应。护士说，那可能只是不自主的肌肉抽动。
11月20日
ICU医生谈话室。这是我们最怕来的地方。
“病人目前生命体征趋于稳定，但意识没有恢复的迹象。”主管医生调出最近的CT和脑电图，“脑干反射基本存在，但高级皮层功能……脑电图显示主要是慢波和抑制性波形。从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共同评估来看，病人目前处于慢性意识障碍，也就是通常说的植物状态。”
“植物人”三个字，终于被正式说出来了。
“接下来怎么办？”我的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半个月来，我从最初的恐慌，到后来的麻木，现在只剩下一片死寂的平静。
“可以考虑转入康复医学科或者神经科重症康复病房，进行促醒治疗和并发症的预防。但实话实说，像这种大面积脑损伤后植物状态，促醒的可能性……不大。更多的治疗是维持生命，防止感染、压疮、深静脉血栓这些并发症。”
“促醒治疗包括什么？费用呢？”我必须问。
“药物、高压氧、针灸、电刺激等等。但效果因人而异。费用……如果完全自费，加上护理，一个月几万到十几万不等。而且这不是短期治疗，可能需要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医生还说了些什么，但我耳朵里嗡嗡作响。只记得最后他说：“你们家人需要商量一下。是继续在ICU，还是转出到普通病房或康复医院。也要考虑长期的治疗目标和家庭承受能力。”
承受能力。这四个字真重啊。
晚上，家里。
妈、我、妻子小雅坐在客厅。茶几上摆着这半个月的医疗费用清单——已经二十一万元了。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自费药、材料费、ICU每天的费用，像流水一样往外淌。
“我查过了，爸的退休金每个月四千二。我的退休金三千。”妈的声音很平静，“我们还有一套老房子，租出去一个月能收两千五。加起来，刚好够请一个护工，白天照顾。晚上我自己来。”
“妈，钱的事您别担心，我有。”我说。
“你有你的家要养。”妈看着我，“童童马上要上小学了，学区房还有贷款。小雅刚升职，工作那么忙。不能把你爸这个无底洞，全压在你身上。”
小雅握住妈的手：“妈，我们是一家人。爸的治疗费，我们一起来承担。”
妈摇头，眼泪终于掉下来：“我知道你们孝顺。但小峰，小雅，你们听我说。我不是在逞强，我是想明白了。你爸要是知道，他变成这样，把全家拖垮了，把孙子上学的钱都花了，他会恨死自己的。”
“那您呢？您一个人怎么照顾？”我眼眶发热。
“我身体还好。你爸那个人……爱干净，要面子。别人照顾，我不放心。”妈抹了把脸，“医生不是说，有的病人好几年后还能有点意识吗？万一……万一你爸能听见我们说话呢？我得让他知道，我没放弃他，这个家没散。”
11月25日
我们决定将爸转入康复医院的神经重症病房。
转院那天，妈趴在ICU的病床栏杆上，轻声对昏迷的爸说：“老陈，咱们换个地方，那里阳光好。我天天去陪你说话，给你擦身子，给你放你最爱听的《智取威虎山》。你得争气，听见没？”
爸依旧静静地躺着，只有胸廓随着呼吸机的节奏起伏。
2024年1月15日
爸在康复医院住了快两个月。妈真的天天去，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雷打不动。她学会了吸痰、鼻饲、翻身拍背、处理大小便。护士都夸她比护工还专业。
爸的情况没有恶化，但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医生说，这就是植物状态的特点：生命维持系统可以工作很久，但意识的那盏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亮，甚至可能永远不亮。
医疗费每个月稳定在三万左右。我和小雅拿出积蓄，妈卖掉了那套老房子的一部分产权。钱像沙子一样从指缝流走，但我们谁也不敢提“放弃”两个字。
1月20日 深夜
我在书房加班，妈轻轻推门进来。
“小峰，跟你商量个事。”她手里拿着一个铁皮盒子，那是爸以前放重要证件用的。
盒子里是两份文件。一份是爸很多年前立的遗嘱，很简单：所有财产归我妈，希望她晚年幸福。另一份，是去年爸悄悄去公证处做的“预先医疗指示”。
我翻开那份预先指示。上面清楚地写着：
“如果我因疾病或意外陷入不可逆转的昏迷、植物状态或临终状态，且恢复无望，我拒绝为维持生命而进行的过度医疗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长期呼吸机支持、血液透析、手术干预等）。我希望能自然、有尊严地离开。”
公证书的日期是2023年3月15日。爸的签名苍劲有力。
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淑珍（妈的名字），儿子，对不起要你们做这个决定。别怪我自私，我只是不想那样活着，更不想那样拖累你们。爸字。”
我抬起头，妈已是满脸泪水。
“他早就想到了……这个死老头子……他什么都想到了……”妈泣不成声，“他跟我说过，要是他得了治不好的病，别花冤枉钱，别让孩子为难。我那时还骂他乌鸦嘴……我没想到……他真的……”
我们母子俩在深夜的书房里，对着这份文件，哭了很久。
那是爸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爱，也是最残酷的一份爱。
1月28日 家庭会议
这次除了我、妈、小雅，还叫来了姑姑和舅舅。
我把爸的预先指示复印件放在桌上。大家传阅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哥他……真是太要强了。”姑姑擦着眼泪，“一辈子不愿意麻烦人，连走……都想自己安排好。”
“可他现在还活着啊！”舅舅红着眼睛，“心跳、呼吸都有，身体是温暖的。我们怎么能……怎么能主动放弃？”
妈开口了，声音很轻但很坚定：“这不是放弃。这是尊重你哥自己的选择。你们不了解他吗？如果他现在能说话，他会愿意躺在这里，毫无知觉，靠管子维持，拖累老婆孩子吗？”
“嫂子，那不一样啊！他现在没有知觉，他不知道痛苦！”
“他不知道，但我知道。”妈看着舅舅，“我知道他每天要承受多少医疗操作，我知道他身上的肌肉在萎缩，我知道他如果意识清醒，会多么痛恨自己现在的样子。我每天给他擦身、跟他说话，我比谁都希望他能睁开眼睛，叫我一声‘淑珍’。可是……两个月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医生说，时间越长，希望越渺茫。”
妈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们：“我是他妻子。这世上，我最懂他。他签了字，把选择权交给我们，是因为他知道最后替他做决定的，一定是我。他信我。”
她转过身，脸上有泪，但眼神清明：“我也信他。信他的选择，信他不想这样活。”
2月3日
我们签署了“不进行心肺复苏”和“限时治疗试行”的同意书。这意味着，如果爸再次出现心跳呼吸停止，不再进行抢救；如果发生严重感染等并发症，只进行减轻痛苦的姑息治疗，而不进行激进的生命维持干预。
签字的时候，我的手很稳。这一次，我知道我不是在决定爸的生死，我是在执行他早就做好的决定。
3月至今
爸还在康复医院。撤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药物和监测，只保留基本的营养支持、护理和止痛镇静。
妈依然每天去，给他擦身，按摩四肢，跟他说话。有时候说说新闻，有时候回忆过去，有时候只是静静地握着他的手，坐一个下午。
医生说，爸的血压心率一直很平稳，身体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植物状态的患者，如果护理得当，可以存活很多年。”
很多年。这三个字曾经让我们绝望，现在却让我们感到一种复杂的平静。
昨天下午，我去看爸。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我握着他的手，忽然感觉到他的手指，极其轻微地，勾了一下我的掌心。
我屏住呼吸，紧紧盯着他的脸。但他的眼睛依然闭着，面容平静，仿佛刚才的触碰只是我的错觉，或者，只是又一个不自主的神经反射。
可我还是俯身在他耳边，轻轻说：“爸，我知道你很辛苦。如果你能听见，如果你想休息了……就安心睡吧。妈有我，这个家也有我。”
他的眼角，缓缓滑下一滴泪。
我喊来护士，护士看了，轻声说：“这是典型的无意识泪溢，植物状态患者常见的生理现象。”
但我愿意相信，那是他听见了。
写下这些文字时，爸已经以这种方式“活着”了将近一年。账单还在继续，妈的白发多了很多，我的职业生涯因为频繁请假而停滞，小雅默默扛起了更多家庭责任。
我们都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选择——在生死之间，在希望与尊严之间，在情感与理性之间。没有人能准备好。
唯一支撑我们的，是那张公证纸上的字迹，和那个签下名字的人，曾经那么努力地想要保护我们所爱的人间烟火。
有些选择，家属永远准备不好。我们只能带着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在漫长的余生里，学习如何与这份重量共存。并在每一个疲惫不堪的深夜里，对着虚无祈祷：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愿那里的他，能够自由行走，谈笑风生，并且原谅我们，曾经如此艰难地，尊重了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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