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在日本千叶县，有个叫金子安次的老头，七十一岁了，正端着茶杯坐在自家客厅里。
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这老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语气平稳得就像在聊今天晚饭吃啥，结果他说出来的话，直接让屋里的气温降到了冰点。
他说：“在中国打仗那会儿，我自个儿算过，一年最少要强奸一百个中国妇女。”
这不是喝多了在那吹牛，也不是被人拿枪顶着脑门逼供。
这是一个神智清醒的老兵，在给自己那段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算总账。
镜头怼到他脸上，你会发现他眼神里甚至没有太大的波澜，仿佛说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当年出海打了多少斤鱼。
这种把罪恶当成日子过的平庸，比那些咋咋呼呼的恐怖片更让人心里发毛。
把时间倒回去，回到一九四〇年。
那时候金子安次才刚满二十岁，就是个东京湾边上的穷小子，家里祖祖辈辈都在浦安市打渔。
要是没打仗，他这辈子顶多也就是个在风里浪里讨生活的渔民。
这支部队在山东、山西那一片可是出了名的狠，干的活儿全是那种“治安扫荡”的脏活累活。
很多人觉得鬼子是到了中国才变坏的，其实不是。
在那个军国主义的大染缸里，从这帮年轻人踏上运输船的那一刻起，脑子就被洗空了，填进去的全是“人形兵器”的指令。
上头灌输的逻辑特别简单粗暴：中国女人是生“抗日分子”的源头，得斩草除根。
但这事儿最让人恶心的地方，还不光是那种兽欲，而是一笔算得精精明明的“经济账”。
我查了一下当年的数据，那时候一个日本陆军上等兵，一个月拼死拼活，扣掉乱七八糟的费用，到手也就5日元左右。
而日军随军搞的那个慰安所，进一次就要1.5日元。
这账谁都会算，对于底层的大头兵来说，去那儿根本就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于是部队高层为了维持士气，干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示士兵去村子里“自行解决”。
金子安次后来回忆说，每次扫荡都在凌晨，先把村子围了，男人杀掉或者抓苦力，剩下的妇女就成了不需要花钱的猎物。
说白了，这就叫“免费午餐”。
在那帮长官眼里，底下的兵要是有了这种不要钱的“娱乐”，打仗才更卖命。
那个年代的山东农村，真的就是人间炼狱。
金子安次所在的部队里，老兵欺负新兵那就是家常便饭。
新兵蛋子想要不挨揍，想要融入那个圈子，就得交“投名状”，最快的办法就是对中国妇女下手。
金子安次也承认，刚开始他也哆嗦，不敢动，但架不住老兵在后面骂，再加上周围人都这么干，没多久他就麻木了。
一年一百个，两年就是两百个，这还只是他一个人的“战绩”。
要是把第59师团上万号人的罪行加一块儿，那个数字大到让人根本不敢看。
这跟南京大屠杀那种短时间的集中爆发还不一样，这种发生在广大农村、持续好几年的日常暴行，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割肉，慢慢地把无数个中国家庭给毁了。
这种疯魔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才算停。
但这还没完，金子安次先是被抓去西伯利亚挖了五年煤，后来又被移交到了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地方可是个关键。
中国共产党没像日军那样搞虐杀，反而是把他当个人看，给他治病，给他饭吃。
这种巨大的反差，直接把金子安次的“军国主义脑壳”给敲碎了。
在抚顺待了六年，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当年干的根本不是什么“圣战”，那是连畜生都不如的事儿。
这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悔恨，比杀了他都难受。
一九五六年，金子安次回到日本，结果发现自己成了个“异类”。
那时候日本社会正忙着搞经济，大家都想把那段脏历史忘得干干净净，右翼势力更是跳着脚否认大屠杀。
作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一员，金子安次选择了“自爆”。
他不光在集会上讲，还跑到法庭上去作证。
周围全是骂他是“卖国贼”的声音，甚至还有人往他家扔石头，但他不管，坚持要把那些脏事儿抖搂出来。
他心里明镜似的，承认自己是强奸犯、杀人犯，晚年肯定名声扫地，连家里人都得跟着抬不起头，但他觉得这是欠下的债，不死就得还。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这老头活成了一个行走的“罪证”。
他在法庭上作为慰安妇诉讼案的证人，当着受害者的面，一五一十地承认当年部队的暴行；他接受像西里扶甬子这样有良知的日本学者采访，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在案。
他的证词，直接扇了那些说“慰安妇是自愿的”、“日军纪律严明”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的那个年代荒谬，一个人要想说真话，竟然得先承认自己是魔鬼。
二〇一〇年，金子安次走了，终年89岁。
参考资料：
熊育群，《己卯年雨雪》，花城出版社，2016年。
金子安次证言，《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档案》，1990年代录制。
纪录片《日本鬼子：日中15年战争·原皇军士兵的告白》，松井稔导演，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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