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深冬，金陵城，秦淮河畔。寒风如刀，从破损的窗纸缝隙间挤入，呜咽着灌满这间低矮破败的屋舍。六十六岁的王安石蜷在一床旧衾下，瘦骨嶙峋，气息微弱如将尽的残烛。屋内几乎空无一物，唯有一张瘸腿的木案，几卷散乱的旧书，空气里弥漫着尘灰与药石混合的枯败气味。屋外，几个孩童清脆的嬉笑声不合时宜地传来，他们拍着手，反复唱着一首俚谣。词句尖刻，语调戏谑，分明是汴京勾栏瓦肆里编排出来，嘲笑他“拗相公”和那些已成泡影的“新法”的。那声音穿透寒风，一字一句，敲打着他早已麻木的耳膜，却像冰锥，扎进心里某个尚未完全冷却的角落。
他的眼皮颤动了一下，浑浊的目光投向虚空。那童谣的调子渐渐模糊、扭曲，幻化成另一种水波荡漾的声响，是桨橹欸乃，是清朗的笑语……眼前破败的屋顶，仿佛化作了三十余年前西子湖上那片开阔的、被夕阳染成金红的天空。
那是嘉祐年间，最好的年华。他，王安石，与司马光，同舟泛于湖上。朝廷英才，并称“嘉祐四友”之二，胸怀锦绣，意气相投。他们谈论经史，针砭时弊，酒至半酣，指点江山。司马光，那时还是温厚诚挚的君实兄，面庞被酒意和霞光映得发亮，他举起酒杯，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声音里满是诚挚与憧憬：“介甫，你我皆知这天下积弊已深，非猛药不可去疴。他日，若这锦绣山河能因你我之辈同心戮力而澄清寰宇，海晏河清，你我当再泛舟于此，不醉不归！”
“当再泛舟于此……”王安石的嘴唇无声地嗫嚅了一下，枯槁的脸上掠过一丝极其微弱、难以捕捉的波动，像是冰封的湖面下曾有一尾鱼轻轻摆过尾鳍，旋即重归死寂。同心戮力？澄清寰宇？如今想来，那誓言清澈得近乎天真，也遥远得如同前生。江山未改，河山依旧，只是那曾举杯对饮的人，早已在翻涌的政潮中，站成了势不两立的巍然壁垒，将他，连同他半生的理想，一同抛掷在这秦淮河畔的凄风苦雨里。
那场始于治平、炽于熙宁的变法，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他，王安石，是那个奋力投石的人。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一道道诏令颁下，一本本《三经新义》刊行，他要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绝，为这个看似富庶、实则内里已被“三元”（元官、元兵、元费）蛀空的大宋，强行续命，重开生机。神宗皇帝年轻而炽热的眼神，是他最初也是最大的支撑。朝堂之上，他言辞犀利，逻辑缜密，将一个个守旧大臣驳得哑口无言。新党聚集，吕惠卿、章惇、曾布……他们口称“相公”，眼中燃烧着对权位与新秩序的渴望。一时间，“王安石”三字，成为革新最耀眼的旗帜，也成了所有旧秩序维护者眼中最刺目的钉。
反对的声浪从未止息，且愈演愈烈。最初的异议还围绕着法令本身的得失：青苗贷款是否真的惠及贫农，还是成了地方官吏盘剥的新工具？市易法是否平抑了物价，还是窒息了民间商业的活力？但很快，争论便滑向了更危险的深渊——人身攻击与阵营划分。
王安石并非没有预见阻力，但他或许低估了这阻力所蕴含的毁灭性能量。他性格中的执拗（时人谓之“拗”），在推行新法时是利器，在应对复杂人际与政治绞杀时，却成了致命的弱点。他越来越刚愎，听不进不同声音，将许多原本中间甚至同情变法的士大夫推向了对面。他信赖的助手，如吕惠卿，后来却因利益反目，给了他背后重重一击。神宗皇帝的决心，也在太皇太后、皇太后日夜涕泣的“王安石乱天下”的哭诉中，在接连不断的天灾（被旧党解读为“天变示警”）面前，开始动摇、犹豫。
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流民图直呈御前，旧党舆论汹汹。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虽然后来短暂回朝，但皇帝的信任已大打折扣，新法推行步履维艰。熙宁九年（1076年），爱子王雱病逝，给了他致命的情感打击。他再度罢相，彻底退出了汴京的权力中心，回到金陵，筑“半山园”隐居。他试图远离政治，著书立说，但“王安石”这个名字，早已是党争最核心的符号，如何能真正超脱？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英年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她素来厌弃新法，立刻起用司马光为相。旧党卷土重来，势头更猛。一场对熙丰新法与新党人物全面、彻底、甚至是不顾一切的清算与反攻倒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以“更化”为名、充满报复色彩的政治清洗。
司马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急迫与彻底。他提出“以母改子”，否定神宗朝政，要求将新法“如救焚拯溺”般尽速废除。即便是一些已被证明略有成效、或弊端可调的新法内容，如免役法，旧党内部如苏轼等人也曾提出可保留其合理内核，但司马光一概不听，力主尽废。短短数月间，耗费了王安石与神宗十数年心血的各项新法，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逐一废止。随之而来的，是新党官员的大规模贬黜、流放。章惇、曾布、吕惠卿等，皆遭远窜。朝廷重要职位，悉数被旧党及其子弟门生占据。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最初，他还存有一丝幻想，希望新法能留下些许种子。但当他听闻连他最看重的、旨在为国培养实用人才的“三经新义”都被废弃，科举重回旧轨；当他得知司马光甚至要将他主持编修的《字说》也列为禁书时，他终于明白，这已不是政见之争，而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彻底抹杀。他常常独自坐在半山园中，一坐就是整日，望着北方的天空，不发一语。身体迅速衰败下去，旧疾频发。
悲剧的高潮还在后面。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司马光病逝。旧党失去了最具威望的领袖，但党争并未平息，反而因失去制衡而变得更加混乱与酷烈。旧党内部迅速分裂为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刘挚等人为首的“朔党”，他们之间互相攻讦，倾轧不休，朝政陷入空转。而更致命的逆转，发生在八年之后。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这位年轻的皇帝对祖母高太后和元祐旧臣长期压制深感不满，决心“绍述”（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于是，新党在章惇等人带领下，以更为猛烈的姿态重返朝堂。这一次，轮到旧党成为被清算的对象。新党的报复，比元祐年间更为酷烈。已死的司马光被追贬，险些被斫棺暴尸；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等大批元祐名臣被贬谪到更远的岭南蛮荒之地，许多人病死在途中。朝廷甚至立“元祐党人碑”，将旧党主要人物姓名刻石示众，宣告其“奸邪”，禁锢其子孙。政策上，新法被简单粗暴地恢复，但此时推行新法的，更多是借机揽权营私的投机之徒，早已失却了当初富国强兵的理想内核。北宋的朝堂，彻底沦为了党派报复的修罗场，政治风气、士大夫节操，在这一次次翻云覆雨的循环中败坏殆尽。
这一切，蜷居金陵的王安石都听在耳中。他的“半山园”早已不是世外桃源，朝廷的每一次人事动荡、每一次政策反复，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的耳边。他看到了自己寄予厚望的“新法”，如何在这场无休止的、只为倾轧而倾轧的党争中，被扭曲、被利用、被掏空，最终变成双方争夺权柄、打击异己的工具，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臭名昭著。他为之呕心沥血、不惜与天下士大夫为敌的理想，不是被公平地讨论、修正或取代，而是在这场肮脏的拉锯战中，被反复践踏、碾磨，直至成为权力废墟上一片无人珍视、只余嘲弄的破碎琉璃。
秦淮河的水默默流淌，带走了三十年前的盟誓，带走了熙宁年的喧嚣，也带走了元祐、绍圣的腥风血雨。屋外的童谣不知何时停了，寒风依旧。王安石感到最后的力气正从指尖一点点流走，汇入身下冰冷的席褥。那不是疾病带来的虚弱，而是一种从灵魂最深处蔓延开来的、彻骨的寒冷与空洞。他用尽最后一丝清明，望向窗外那一角灰蒙蒙的、看不到对岸的天空。
没有舟，没有湖，没有那个举杯相约的人。只有无尽的、碾压过一切的虚无，和这首，为他半生理想送葬的、冰冷刺骨的童谣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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