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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
本文系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全球Smallibrary书屋2025年“3个月精读10本书”挑战计划（每本书要求30万字及以上）活动的书友阅读心得评价，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平台观点。
PART 1 打卡记录
分享人： 黄淑婷
读完时间：2025年12月1日
书名： 《现代世界的建构》
作者：〔中国〕 陈方正
译者：/
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字数：30 万
评分：10分（10分制）
PART 2 读后分享
本书是陈方正老师的文章合集，每篇文章都立论新颖，文字顿挫有力，史论结合，可读性强！本书从“现代化”这一术语起笔，讨论世界主要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开篇即指出当前对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误解，“完全依赖社会经济数据的对比，忽略了文化和历史因素，忽略了人作为现代化原动力的重要性”，这种追求机械理性的现代化历程，在近代的俄罗斯、日本，乃至中东的土耳其共和国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烙印，本质上，这些失去现代化动力的经济发展迟滞，在于他们“在底子里并未脱离西方中心意识”，在自上而下推行西式先进理念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摧毁了本土社会自我更新与修复的活力。现在世界诸国面对的，是“在全球化大潮下，如何各自凭借本身优势，克服本身的深刻缺陷，来相互竞赛、力争上游的局面”。
基于上述的宏大论题，陈老师剖析了中西文明历史上具有变革性的“现代化”改革与革命。
他为光荣革命“翻案”：我们通常认为光荣革命指的是，国王詹姆士二世被驱逐，威廉入主英国，在短短几个月内确立起君主立宪政体，是一场不流血、最高效率的政治变革。而根据平卡斯的《1688：第一场现代革命》，光荣革命前的英国经历了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的清教徒革命，从1640年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君主与共和制度更迭，直到查理二世复辟，短暂中止了英国国内此起彼伏的政治权力纷争。实际上，英国的宪政与议会传统也可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至17世纪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发展历史。光荣革命并不是局限于1688年前后那一段时间的高效率变革，而是放在英国历史上长达世纪之久的宪政尝试，它是英国“大革命”的终点，继承了此前长达百余年革命的惨痛教训，故而诞生了成熟稳定的立宪政体。他将光荣革命放到更广的时间维度，是为英从专制天主教国家转向民主、宪政、新教国的革命终途，其间必有流血革命、权力倾轧。由此可见，现代化转型在于体制、文化、传统的颠覆性转变，国家/政府的调控程度与社会/民众间的自发性力量对比，决定了在这一转型长征中是温和改革还是流血革命。
在对比五四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功过时，陈指出，西欧的启蒙运动是相当缓和、渐进的，经历了“12世纪早期文艺复兴”、13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返归希伯来教宗与民族化的宗教改革、科技革命，直至启蒙运动，这一过程始终建立在社会自发的创新之上，推翻了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在文化乃至世俗政治的主宰地位；中国的五四运动则略显独特，它是在强大外来势力的冲击下，由于强烈的危机感而产生的与儒家文化的“决裂”。由于中国的儒学是现世性的，不像基督教那样，在脱离政治后，依旧有庞大普世统治力，所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与皇朝政治、教育、官僚体制融合得更为紧密，作为宗教的“传统阻力”可以在根除有神论逻辑、削弱罗马教廷控制力、重执民族教会解释权等外在手段下慢慢破除，而儒家文化深入到中国上至朝廷合法性、下至士绅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没有可以破除的机制，其变革阻力可想而知。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元性（道统服务于政统），使得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一束缚后，国内的思想“道统”就迅速分化崩解了。
在奥托曼帝国改革与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这一板块，作者按历史时间顺序，梳理了奥托曼帝国在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文化桎梏下转型的三个阶段。奥托曼帝国能够威胁欧洲文明四世纪之久，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力量核心是近卫军团，军团反映的是帝国的立国精神，包括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突厥民族的征服欲，伊斯兰教对外的“圣战”信仰，以及由奴隶扩充而成的近卫军团所固有的忠诚精神。这也导致奥托曼帝国的君主苏丹-哈里发在长期高度军事动员中，能够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君权。转型的第一阶段在卡尔洛维茨战役后，苏丹意识到需要改革，但1718—1826年的五次革新每次都引发了近卫军团、教士的消极抵制、言论对抗乃至公开叛乱等各种形式的反动。1826年，穆罕默德二世发动“吉祥事变”，摧毁了近卫军团这一传统军事体制和以伊斯兰教士为骨干的旧社会体制，“军事神权国”被改造为类似于俄国的大一统王朝。
第二阶段是长达四十年（1839-1878）的“新秩序运动”（Tanzimat）。继任苏丹颁布“居尔哈内御诏”（Gülhane Rescript），宣布自由平等原则，将改革从军事推向政治与社会体制，借以赢得西方各国好感与支持。同时，施政大权也从苏丹下移到“国务院”（The Sublime Porte），交付给经过“翻译局”洗礼的大臣。雷什德（Mustafa Reşit）、阿里（Mehmet Ali）和富阿特（Keçecizade Fuat）三人轮流执掌首相与外相职位。这一转变赢得了英、法两国的好感，支持奥托曼防范俄国南下地中海。在这段相对自由的时期，出现了“奥托曼青年”（Ottoman Youth）运动，这些中上层官员办报探讨帝国出路，鼓吹宪政，其中格卡尔普的“土耳其主义”更是推崇放下奥托曼一统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回归民族根源。最后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被拥戴登基之后，宪政终于得以实现，但一年多之后就宣告结束。
自此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帝国恢复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大权独揽的局面。他努力继续推行实务改革，且颇见成效，但这仍然无法挽回帝国颓势和阻止革命的爆发。革命的种子是在“奥托曼青年”运动失败时就已经播下的，秘密革命团体“联进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简称CUP）的主导力量转移到从中下层涌现的爱国志士，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即所谓“土耳其青年”（Young Turks）。他们在1908年起义，目标仅限于温和的君主立宪。联进会掌权只有短短十年（1908-1918）：在前半期他们与军政元老组织联合政府，由于在军事劣势下众议纷纭，举棋不定，丢掉了整个巴尔干和马其顿广大地区；在后半期以革命党专政，外交上却犯了致命错误，在一战中投向德、奥等失败一方，导致战后帝国面临瓜分命运。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联进会一个被同袍排挤的军官凯末尔（Mustafa Kemal）脱逃到安纳托利亚东部，发起召开“国民会议”，领导国民军击溃入侵的希腊大军，自己当选了总统。他极有决断力，大权在握之后进一步废除苏丹制度，以高压手段改变各种社会体制、习俗乃至文字，缔造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成为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现代土耳其从奥托曼帝国的废墟中诞生。凯末尔全盘俗世化改革是否明智？伊斯兰信仰在土耳其民众间是根深蒂固的，当时被压制，到了21世纪又趁着西方大力推行“民主化”政治有抬头之势，土耳其现代化阻力仍存。
俄罗斯的现代化根植于“圣洁与邪暴”的二元政治传统，专制统治自伊凡三世起延续，彼得大帝、凯瑟琳大帝等均受其影响。基辅公国时期，亲王朝政存在继承混乱与内战问题；13世纪蒙古铁骑西征后，莫斯科公国逐步崛起，德米特里亲王在库利科沃大败金帐部，为俄罗斯争取到发展空间。伊凡大帝时代，不仅击败蒙古军、启用“沙皇”称号，还通过集权手段终结诺夫哥罗德的民主体制，推动军事改革却也因残暴统治引发社会动荡。彼得大帝掌权后推行西方化改革，建舰队、设新式机构，虽让俄罗斯跻身欧洲强国，却仍依赖精英阶层、抑制资本主义；凯瑟琳大帝以启蒙思想行“开明专制”，对外扩张却加剧农奴制矛盾。19世纪农奴制改革不彻底催生革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掌权，苏俄先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时期建立高度集权体制，推动工业化却也造成巨大民生代价，最终苏联因体制僵化与民众不满走向解体。
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与自身文化传统、对外学习密切交织。16世纪火器已影响日本军政，但德川幕府为维持武士地位压制先进科技；18世纪“兰学”在日本学者中发展，幕府晚期幕府开启实业与军备建设，为后续变革埋下伏笔。1868年明治维新爆发，萨摩、长州的中下级武士推翻幕府，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新政权废除封建等级、收回藩地，推行“文明开化”全面学习西方，打破旧有思想体系。文化层面，佛教于6世纪传入日本并与本土神道融合，17世纪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官学；明治时期儒学“华夷中心”思想刺激民族情绪，兰学与启蒙思想则推动日本突破传统，不过儒学道德原则仍在新思想体系中保留控制地位，日本现代化始终在传统与西化的调和中推进。
不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展现出多样的成败逻辑与深层问题。俄罗斯虽地缘临近欧洲，17世纪就踏上了现代化道路，却因“帝国情结”与民众制衡力薄弱，仅靠改革强化军力而缺乏社会内生动力，文化精英的错误认知也导致现代化难以扎根。西班牙因民主保守势力强大，17世纪后王室衰落、社会混乱，改革难以突破传统桎梏。日本火器的兴衰与中国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的失败，印证了仅学技术却不改变体制的改革无法触动根本。欧洲的现代化则依托军事、资本发展形成“富”与“强”的资本主义逻辑，市场化资源调配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效果。最后，陈老师也指出，“富”“强”平衡需在开放的政治环境中建立，在国家调控与社会内生活力的平衡中，找到文明进步的内生性动力。
PART 3 书屋咨询
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SL小书屋感兴趣，欢迎联系书屋负责人王盖盖（微信号：GDYT-2017），请务必备注清楚：书屋咨询-实名制姓名-单位部门/学校院系所专业-学历。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
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围绕“大外交”“青年”“智库”三大核心展开探索与创新发展。
2017年，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青年驿站起步，坚持青年原创与社群研讨，稳扎稳打筑造智库基座；
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后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
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GDYT HN），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院，该院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
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院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落地深圳市宝安区，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
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该院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启动中国外交风险评估项目组；
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院（该院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院、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该部门于2023年创办《中华内参》内刊）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该共同体于2024年创办《全球统战》内刊），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
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院、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后于2025年创办《基式外交研究》电子刊），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创办“湾山友（WSY）”户外爬山徒步读书研讨国际精英俱乐部；
2024年，成立新型智库研究院、企业出海研究院（整合全球创业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等三大中心于一体）、“荔林读书会（LOC）”（整合“国关读书会”“华湾读书会”“湾山友读书会”“全球4%读书会”等四大读书会于一体）；
2025年，成立统一战线研究院、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大外交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文化外交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设立上海联络处、厦门联络处、北京联络处、邯郸联络处、英国联络处、韩国联络处、墨西哥联络处、西班牙联络处以及埃及联络处等海内外联络处。
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思想交流、政策分析与企业出海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湾山友俱乐部粤港澳国际精英户外实践交流”系列活动、“荔林读书会”国际前沿思想沙龙等等。
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提供内参、为企业国内外发展提供商业咨询、为国际问题智库建设提供调研路径、为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提供咨询等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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