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前提下，在野阵营出现反扑，本身就是政治逻辑上的正常反应。如果执政党一开始愿意把沟通做实，把在野力量当成可以协调的对象，很多冲突并不一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话说到这里，他才提到过去并非没有协调经验，问题不在有没有空间，而在执政党愿不愿意低头、愿不愿意把姿态真正放下来。

也正因为这样，黄国昌在民众党内部已经不只是一个职务或头衔，更像是把组织撑住的关键支点。也正因为如此，当外界开始热炒各种合作想象时，白营内部更关心的其实是，这样的走向会不会动摇最基本的稳定。

等事情办完了，合作关系随时可能被切断，甚至原本的司法压力也可能继续存在。把这套逻辑摆出来后，那些把“绿白合”说得很热闹的声音，就被迫回到一个更硬的现实问题：如果合作只是工具性的，白营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所谓“焦土”，在他的描述里并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一套具体的对抗方式：在“立法机构”全面阻挠绿营的预算案、法案和人事案，地方上发动“小草”造势，让执政体系陷入持续消耗，哪怕两败俱伤也不退。这里他并没有把话说成某种道德判断，而是把它当作政治对抗的成本计算，意思是你要把白营逼到组织崩盘，那白营就会把对抗的代价拉到你也难以承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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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些环节串起来，“绿白合”看起来就很难真正落地。真走到那一步，不只是两党握手那么简单，而意味着制衡链条被拆散，执政党在“立院”的阻力显著减少，政治冲突会以另一种更激烈的方式回到台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