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光辉研究员在政务舆情与网络社会治理领域深耕多年，形成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撰写的多篇智库报告与咨询建议得到相关部门采纳。这种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经历，使作者能够以更宏观的视野、更深入的思考来审视古今舆情治理的内在规律。
向 东
国务院研究室原副主任
2025 年9 月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舆情传播的速度、广度与深度空前增强，网络舆论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政府决策和国际形象的重要领域。然而，舆情治理并非全新课题，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从先秦的“采诗观风”，到汉代开始经唐宋发展成熟的“谏议制度”，再到明清的“奏折密报”，历代统治者与思想家都在不断探索如何倾听民声、引导民意、化解矛盾。这些历史经验不仅反映了古人对舆情规律的认知，也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治理哲学。
一、古代舆情考究
“舆”字的本义与演变，蕴含着中国古代舆情观念的原始密码。从甲骨文形态来看，“舆”字最初表示“车厢”，其字形象地描绘了众人抬举车厢的场景（图2.1）。《说文解字》中“舆，车舆也”正是此意。早期，“舆人”主要是指造车的工匠，《周礼·考工记》载“舆人为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舆人”逐渐从单纯的职业群体演变为一种社会角色的代称，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听舆人之谋”，杜预注“舆，众也”，这里的“舆人”就不再是指造车的工匠，而是指普通民众、众人。《国语·晋语三》云“舆人诵之”，韦昭注“舆，众也，不歌曰诵”，这里的“舆人”也是指大众群体，他们通过“诵”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情感。这种转变表明“舆”已从器物指代升华为群体意志的象征。
“舆”字的演变
舆情在中国古代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表2.1）。先秦时期，舆情以祭祀、歌谣、谏言等形式萌芽，如尧、舜设“谏鼓谤木”，周代“采诗观风”以察民情，诸子百家则通过思想传播影响舆论。秦汉时期，统治者既建立谏议制度，又推行思想控制，如秦朝的“焚书坑儒”、汉代的“腹诽”之罪，奠定了舆情管理的双重模式。魏晋至隋唐，舆论表达趋于多元，士人通过清谈、诗文议政，佛教传播也拓展了公共论辩空间。宋元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小报、说书、戏曲成为舆情新载体，尽管官方审查严格，但世俗化表达日益活跃。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强化，特务机构、文字狱彻底压制舆论，舆情被迫转入地下，如秘密结社、隐晦民谣等。从早期的原始民意表达，到后来的制度化采集和多元化扩张，再到明清时期的压制与衰落，古代舆情的演变始终与古代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及文化思想的变迁息息相关。总体而言，古代舆情的发展既反映了统治者对民意的利用与管控，也展现了社会在高压下寻求表达的韧性。
表 古代舆情的发展脉络
二、先秦时期：舆情萌芽与民本初兴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舆情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以宗法制为基础，政治权力与血缘关系紧密相连，而舆情的表达则主要通过祭祀、歌谣、谏言等原始形式呈现。
在尧舜禹时期，统治者通过巡狩、观风问俗等方式了解民情，倾听百姓的声音。如《管子·桓公问》中提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表明当时已有专门的场所供民众表达意见。此外，《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说明当时统治者通过设置特定的媒介来收集民众的意见和批评。
“行人”采诗
资料来源：李志恒、张扬绘制
周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解民情，设立了专门的采诗制度。《诗经》中的《国风》便是各地民歌的汇编，其中既有对美好生活的歌颂，也有对苛政的讽刺，如《魏风·硕鼠》以老鼠喻贪官，表达了对剥削的不满。这些民间歌谣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社会舆情的直接反映。周王室通过“采诗观风”来考察地方治理的得失，进而调整政策，使统治更加稳固。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诸侯争霸，诸子百家通过游说、著书等方式传播思想，塑造社会舆论。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强调统治者应以道德教化民众，而非单纯依靠刑罚；孟子则进一步发展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民心向背。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实践，也为后世舆情观念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擅长利用舆论造势，通过游说各国君主影响国家间局势，展现了舆论在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作用。
三、秦汉时期：制度成型与管控强化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舆情制度化的关键阶段，统治者通过建立系统的信息收集与舆论管控机制，使舆情管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朝虽国祚短暂，但开创了中央集权下的舆论控制模式。一方面，秦朝设立谏议大夫，“掌论议，无常员，多至数十人”，来开放言路 ；另一方面，实行“焚书坑儒”，使舆论高度统一于朝廷意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种矛盾显示了统治者在舆情管理上的复杂心态。
东汉太学生刘陶上书
资料来源：刘权锋、十里绘制
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对舆情管理进行了调整与完善。汉代完善了谏官制度，设立专职的谏大夫，除此之外，光禄大夫、太中大夫等也能在皇帝身边起到谏议的作用。《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太中大夫东方朔进谏时，言语看似轻松诙谐，实则切中时弊，汉武帝经常采纳他的意见。然而，汉代对舆论的管控同样严厉。《汉书·酷吏传》记载张汤以“腹诽”之罪处死颜异，体现了汉代对思想言论的严格管控。这种“制度建构”与“严苛管控”并行的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舆情管理的基本范式，其影响延续至后世各朝。
四、魏晋至隋唐时期：舆情多元与管控放松
魏晋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舆情发展的重要转型阶段，呈现出多元化和表达相对开放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阶层的崛起和佛教的进一步传播，社会舆论突破了官方单一控制的格局，形成了多层次的表达空间。例如，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名士如嵇康等通过玄学讨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其《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作品，反映了当时士人在高压政治下通过思想和文学表达对现实的批判；而南朝刘宋时期的谢灵运、颜延之等文人则通过乐府诗反映社会矛盾。当时，佛教的进一步传播更催生了《弘明集》《广弘明集》等佛道论争文献，形成了宗教领域的公共论辩空间。南北朝民歌《木兰诗》与《敕勒歌》的流传，则体现了民间舆论通过口头文学自发传播的现象。
魏晋风华的代表：竹林七贤
资料来源：刘权锋、张扬绘制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士人阶层的政治参与度显著提高，舆论表达更加活跃。唐代谏议制度的发展尤为突出，《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的治国理念，设立谏官制度鼓励臣下进言。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反映了文人通过诗文参与时政评论的普遍现象。
五、宋元时期：市井扩张与世俗转向
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中国古代舆情呈现出显著的世俗转向。这一时期，舆论表达的主体从传统的士人阶层扩展至市井细民，舆论传播的载体也因印刷术的普及而发生革命性变化。北宋时期，汴京（今开封）等大都市出现了专门的“小报”，这些民间出版物突破官方邸报的限制，成为传播市井舆论的重要媒介。此外，宋朝的说书艺术在舆论传播中也扮演着特殊角色，《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的汴京瓦舍中的“说三分”（讲述三国故事）等讲史活动，往往隐含着对时政的评议。
“乌台诗案”致苏轼被贬
资料来源：刘权锋、张扬绘制
元代戏曲艺术的繁荣为舆情表达提供了新的舞台。虽然元代实行严格的出版审查，《元史·刑法志》记载：“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文艺作品可能引发的社会批评的警惕。但是，诸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等元代杂剧依然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成为民众表达不满和诉求的重要途径。
六、明清时期：专制高压与舆情式微
明清两代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使古代舆情发展遭遇系统性压制。明代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的设立，构建了严密的言论监控网络。《明史·刑法志》记载了锦衣卫“缉访谋逆”的职能，而西厂将监控范围甚至延伸至“民间斗詈鸡狗琐事”。朱元璋颁布的《大诰》更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定为死罪，这种极端的思想控制政策彻底改变了传统士人的议政生态。
清代更是通过制度精密化将舆情管控推向了巅峰。军机处的设立使政务决策转为皇帝与亲信密议，传统朝议名存实亡。文字狱的泛滥形成了深远的寒蝉效应。庄廷鑨明史案牵连千余人，徐述夔仅因“明朝期振翮”的诗句就被治罪，这种严苛的文字审查制度使士人噤若寒蝉。更具系统性的舆情管控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在整理典籍的同时政府对所谓“违禁”书籍进行了大规模销毁或篡改，完成了对思想领域的制度性整肃。
莫谈国事
资料来源：李志恒、张扬绘制
在这种极端压制下，舆情表达被迫转为各种隐蔽形态。民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通过隐语的方式传递出对政治腐败的批判和对清政府的不满；天地会借“木立斗世”谶纬暗喻清朝统治即将终结；老舍的《茶馆》描绘的清末裕泰茶馆中“莫谈国事”的告示则成了压抑符号，催生更多地下舆情。这些畸形的表达方式，恰恰反衬出专制政权对正常舆情渠道的彻底破坏。明清五百余年的高压统治，最终使中国传统的舆情表达机制走向了全面衰微。
古代舆情的生发与演变，并非单一力量所能决定的，而是深嵌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理念与技术条件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之中。其驱动机制，既源于经济基础中土地兼并、赋役失衡所激化的阶层对抗，亦得益于民本思想与士人群体所构筑的价值引领与议政传统；既受统治集团政策得失与廉政水平的直接牵动，亦与外患天灾等突发冲击形成共振。更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传播技术的迭代——从简帛到纸张，从雕版到活字，乃至驿传体系的扩展——持续重构着舆论表达的规模与速度，使得舆情得以跨越时空阻隔，不断寻求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释放通道。诸力交织渗透，共同推动着古代舆论场域的生成与变迁，使其呈现出多源驱动、动态平衡的历史特征。
历史舆情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权力、技术与社会的复杂互动。从先秦的“乡校议政”到近代的报刊论战，历代治理者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代舆情治理提供了深刻的镜鉴。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重新审视历史舆情的运行逻辑，既是传承治理智慧的需要，更是应对“后真相时代”挑战的必由之路。
舆情治理之道: 从历史智慧到当代启示
王光辉 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10
ISBN 978-7-03-082886-6
《舆情治理之道——从历史智慧到当代启》融合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维视角，以中国历史为脉络，系统研究舆情的内涵演变、治理策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深入历史场域解析传统治理智慧，构建传统治理经验与现代传播格局的对话空间，为数字时代的舆情治理创新提供历史镜鉴与理论支撑。
全书分为三篇，共十六章，以“历史梳理—治理哲学—未来展望”为逻辑主线，逐步展开对舆情的多维分析。
一
第一篇“内涵演变：历史脉络与现代诠释”聚焦舆情的概念界定与形态变迁。从古代的口耳相传到近代的报刊广播，再到现代的网络空间，舆情载体与表达方式的变革始终与社会结构、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本部分通过对古代、近代、现代舆情范畴的对比分析，揭示舆情演变的深层动力，并梳理现代舆情研究的学术流派，为后续讨论奠定理论基础。
二
第二篇“凭史探源：历史回溯与治理哲学”是全书的核心。本部分以朝代更迭为序，从先秦至近代，逐章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舆情特点、治理策略及其社会影响。通过典型案例还原历史场景，提炼古人在舆情引导与危机应对中的智慧。
三
第三篇“面向未来：发展趋势与研究展望”立足当下，探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下舆情的新形态和面临的新挑战。网络社群的分化、人工智能的介入、地缘政治的叠加，使得舆情演化更加复杂。本书最终回归现实，提出构建和谐舆情生态的路径，并呼吁学界在理论创新与跨学科合作中探索中国特色的舆情治理模式。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的舆情应对能力，更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舆情治理之道——从历史智慧到当代启示》的出版恰逢其时，必将引发学界对中国特色舆情治理理论的深入思考。
作为一部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该书既保持了历史研究的严谨性，又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爬梳典籍、考证史料，并立足当代实践提炼治理启示。期待该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的舆情治理理论体系。
张 平
国务院参事、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5 年9 月
本文摘编自《舆情治理之道: 从历史智慧到当代启示》（王光辉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10）一书“第二章 古代舆情的概念范畴”“前言”“序一”“序二”，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82886-6
责任编辑：徐 倩
本书系统梳理了舆情从古至今的内涵演变、历史脉络及未来展望。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剖析舆情的内涵演变，包括其定义、构成要素及古今概念范畴的演变，并总结了现代舆情研究的四大流派；第二篇凭史探源，以朝代为主线，分析先秦至近代舆情的时代特点、传播形式及典型案例，揭示历史舆情的现实价值；第三篇面向未来，探讨舆情发展的新趋势及研究展望。本书将历史视角与现代理论相结合，既注重舆情的理论建构，又通过丰富的历史案例提供实践启示，为理解舆情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
本书面向舆情研究、公共管理、新闻传播等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也适合对社会治理与传播现象感兴趣的政府工作人员、媒体从业者及其他读者阅读。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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