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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党团合并工作包括成立专门工作机构、人事安排、移交档案名册、团籍转为党籍、财产移交等内容。在成立专门工作机构方面，各省都成立了“党团合并统一委员会”，由九人组成，一般按照“党五团四”的比例分配，并由派往各省的党团统一组织视察员任主任委员。
该委员会负责召开各省党团统一会议，进行各省的党团合并事宜。
在人事安排方面，合并后的省市党部一般按照“党正团副”的原则组成，即由党方出任主任委员和书记长，由团方出任副主任委员和副书记长。到12月底，大多数省级单位都完成了党团合并工作，成立了新的省市党部。
罗氏在就任时，宣称“以非常热烈而沉重的心情，迎接重庆市党团统一顺利完成”。重庆市党团统一组织视察员曾扩情表示，希望“党团统一后，应切实做到精诚团结，水乳交融”。
上海的党团合并则由于双方的矛盾而趋于流产。为了合并后市党部组训组长人选问题，上海党团双方展开激烈争夺。党方坚持由原任组训处长的陈保泰蝉联，团方则坚决主张由一个中立的与党、团双方都有情谊的人出任，互不相让，合并无法进行。
国民党中央先派蒋经国来沪督导，几经协商，无结果而返。陈立夫乃亲自出马，于1948年1、2月间来沪，作最后努力，亦毫无进展。陈氏返南京后，未经与团方协商，即令派谢大荒任组训处长(谢原为团方人，后投靠党)，即日就职，办理合并。吴绍澍认为此系对他的嘲弄，表明协商之门已闭，愤而离去。除少数人外，团方骨干范锡品、姜梦麟、毛子佩、何惕庵等人亦随吴离去。
各省支团结束时，许多团干都情绪激动，感到悲伤。甘肃支团干事长寇永吉、书记张开选在党团合并办公前，集中支团部全体工作人员讲话，讲话者感情激动，在场听者都放声大哭。“三青团甘肃支团的活动，就在这一哭声之后正式结束了。”
湖北支团部在党团合并结束前，举行了有一百多名上层骨干参加的聚餐会，被称之为“最后的晚餐”。聚餐前有数人发言，尽是牢骚激愤之词：支团书记刘先云在发言中也感情冲动，痛哭失声。
财产移交方面，则遇到了许多阻碍。
于是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各支团都以各种名目将部分团营企事业单位转为“民营”，拒不上交。如甘肃支团就把有经济收入的兰州青年馆、兰州青年合作社、青年园艺场和《兰州日报》社等单位，继续把持不予移交。湖北支团部在结束前召开的干事监察联席会议中，决议成立“湖北新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藉此联络同志，保持革命力量。事实上，这是青年团一个变相组织”。
各县的党团合并工作最为困难。由于各县党团一向对立，而且摩擦非常激烈。按照所谓“党正团副”的原则，合并后的县党部也应当由党方担任正书记长，由团方出任副书记长。团方分子对此深感不满，极力争取更多的正职。因此，县级党部的职务成为党团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
在各省党团合并过程中，湖南支团部曾提出全省半数县党部书记长应由原县分团干事长担任；甘肃支团部最初提出全省72个县、市、局党部，应有一半由团方担任正职，后减为三分之一，最后减至三至五县。但因遭到党方的坚决反对，团方的目的大都未能达到。
陕西支团部后来还乘机将沿渭河一带各县国民党方面的原书记长统统免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双方同意将全陕西的县党部按数均分，各占一半，专责领导，避免摩擦。
当时国民党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实行人事精简，因而在党团合并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编余人员”。许多团干和工作人员遭到裁撤遣散，失去了工作，整日栖栖惶惶地寻找出路。
此时在社会各界担任职务的原三青团干部不得不想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工作，予以安插，但也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问题。
后来蒋介石指示：“目前国内失业的青年团干部，可做有计划的转业，转入部队担任政工人员，以充实部队力量，加速完成戡乱工作。”欲让其充当反共内战的炮灰。这批编余失业的团干及工作人员，满腹牢骚怨言，也成为“党团合并一股极大的反弹力量”。
地方党部、团部虽然实现了合并，但彼此之间依然互不信任，钩心斗角，争执不休，令国民党当局极为头痛，如山东支团，“党和团形式上合并了，而存在的问题，仍无法解决。例如济南的情况，除办公地点和办公用具归拢在一起外，档案名册等仍各自经营，以致到团员甄别转正等问题，经久未得处理。遇事总是意见分歧，争执不休。团的干部认为是被党合并了，特别因为是主张合并是由山东省党部最初发动的，他们的仇恨心情便集中于山东省党部的负责人身上。所以从党团合并开始到济南解放，为时仅半年多就这样吵吵闹闹地完结了”。
又如甘肃支团，“党团分子们互相之间，成见很大，情感非常恶劣。合并过去之后，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原来党方分子自认为他们才是国民党的正统骨干，对接受过去的副牌人员，冷嘲热讽，另眼相待。原来业务性的工作，仍由党方人员一手经办”。
党团虽然实行了合并，但“双方的壁垒依然很森严”，双方各有自己的内部组织。如兰州支团合并后，原支团干事长寇永吉亲自制定今后采取“无组织的组织、无联络的联络”的方针，继续保持一定的组织关系。具体的联络办法是以会餐为名，作不定期的聚会。会餐时不下请帖，不分宾主，不讲话，个别串联，心照不宣。
连国民党的立法院都是如此。以原来三青团的重要干部为中心，在立法院成立了“新政俱乐部”，以与CC分子所组成的“革新俱乐部”相对抗。
成立当日，俱乐部成员之一、原湖北支团书记刘先云在日记中写道：“此百余立委，为团之菁英，能否彻底团结，在政治上发生影响，全靠自己今后之努力以为断。”
三青团组织被取消后，许多团干并不甘心，时刻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三青团能够“复辟”。他们之所以保持秘密联系，成立各种团体也是为此作准备。据原甘肃支团书记张开选回忆，党团合并后，“三青团的骨干，上自中央，下至省县，都有不甘心的表示。当时西北军政最高负责人、曾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的张治中，曾对寇永吉和我说：‘你们不要灰心，团迟早是要恢复的，或以团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出现。’寇永吉和我有了这一线希望，都感到了莫大的兴奋”。
这种“复辟”希望和活动，持续了一年多才最后销声匿迹。
合并后国民党的状况较之合并前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糟糕。各级党部成了无人问津的“衙门”，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原湖北支团书记刘先云回忆说：“党团统一后的省党部，士气极为低落，工作毫无效率。省党部办公室也显得死气沉沉，经常我一早到省党部，枯坐了老半天，却无公可办。”
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规定，党团合并后要实行全体党团员重新登记，并限于45天内完成。
据统计，合并前国民党有党员535万人，三青团有团员134万人，合计有党团员669万人；而合并后重新登记的党员只有267万人，党员人数减少了五分之三。鉴于这种情况，有人对党团合并进行了反思检讨，谓“党团统一前，党团对立的情形很不好；但是党团统一后，党务反而废弛，似乎也不是当初所期望的情形。现在检讨，当初党团是否应该冒然统一，实在值得斟酌，或许有一段过渡时期，再谈党团统一可能会较好些”。
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国民党当局宣布三青团组织取消后，国民党将在中央党部成立青年部，在各省党部成立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青年运动。
三青团一直将中央青年部和各省青年运动委员会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志在必得。当时团方重要干部就曾表示：“党团统一后中央之人事与机构，吾人所寄以最大希望者，一为青年部办理团方过去有关青年福利业务，使吾人过去之业务不致中止；二为中央成立训练委员会，其中委员多以本团负责人担任，今后党的新生当寄希望于新干部之培植。”
后来青年部的人事安排与三青团的预期基本相符。
9月17日，国民党党团统一委员会通过《青年部组织规程》，规定：
青年部于必要时得设立各种委员会。次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陈雪屏为青年部部长，郑通和、赵仲容为副部长。10月1日，青年部与中央团部举行交接手续。6日，青年部开始正式办公。
其组织机构如下：第一处处长张兴周，副处长张八甫；第二处处长刘真；第三处处长孙元曾；第四处处长任国荣；第五处处长戴铁群，副处长倪志操。
随后又任命了各省青年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如湖南胡庶华、湖北余拯、贵州袁世斌等，从各级负责人到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团方骨干，所以时人称青年部和青年运动委员会为“团方的专利品”，将其看成原来中央团部和地方团部的“微缩品”；“原来的三青团中央团部，形式上缩小为国民党中央党部里的‘青年部’，可是完全掌握在原来的三青团方面的人手里。
在各省，则原来的支团部，形式上缩小成为国民党省党部的‘青年运动委员会'。它也完全掌握在原来的支团部方面的人手里。”
蒋介石国民党之所以成立青年部，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当时日益严重的学潮。因此蒋介石在各级党团组织合并时，就特地发布手令：“各学校团部在最近期间不宜有所变动，应全部受青年部之指挥，保持其原有之力量。”
陈雪屏能够当选青年部长，除了胡适的极力推荐之外，也与他具有处理昆明、北平学潮的经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有关。
知情者说：
但此时国民党政权已是四面楚歌，日暮途穷，对付日趋高涨的学生运动只能更加依靠殴打、逮捕、杀害等镇压手段，连陈雪屏也对人感叹：“青年部毕竟与宪兵、警察不同，宜站在青年的立场为青年多讲话。”
青年部和各省青年运动委员会大都设在原来三青团团部的大楼上，但此时它们所面对的却已是人去楼空、西风残照的景象了。
三青团作为一个组织，虽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一个派系集团，却名亡而实存，党团斗争依然在继续。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承认：“去秋之党团合并与党员登记，均未能达到预期之目的。”
对于党团合并后的困境，蒋介石也非常清楚。他在南京召见原青年团干部座谈时曾说：“党团双方成见太深，决难继续合作，今后党务须谋彻底改造。”
1949年7月，蒋介石在对国民党中常会的讲话中承认：“党团统一组织，在实际上，不能达成政治革命性的改造目的。并且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排挤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
在这种无休止的内讧中，百孔千疮的大陆国民党政权终至彻底倾覆。
在大陆，三青团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几乎完全被人遗忘。
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三青团却有了一个相似的继承者——青年救国团。蒋介石到台湾后，痛定思痛，一再总结失败的原因。鉴于以往“领导青年”的受挫，他决心重建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青年团体，来加强对于台湾各界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政治控制，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其子、时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来担任。
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简称“青年救国团”）在台湾正式成立，由蒋经国任主任。先后在该团担任重要职务的胡轨、李焕、杨尔瑛、吴兆棠、包遵彭、许素玉等人，都是原来三青团的重要干部，也是蒋经国在不同时期的亲信。
国民党政府规定：高中以上学生一律加入青年救国团，年龄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的社会青年，凡合于规定者也必须加入。在国际冷战、海峡两岸严重对立条件下成立的青年救国团，具有浓厚的反共色彩，它宣称以蒋介石为领袖，提出要“效法领袖，以领袖作为典型”，团结全国青年，“完成中兴大业的第三次中国青年大结合”。
据称台湾校园近40年未发生学潮，与青年救国团的存在和活动有很大关系。蒋经国本人担任该团主任长达20年之久，直到1972年他就任“行政院长”时，才将这一职务让给李焕。李焕长期担任总团部主任秘书，是团务的实际主持人。
台湾时期的青年救国团与大陆时期的三青团具有某种历史联系。从其干部、方针和活动方式上，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所以有人把青年救国团称为“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社会的转型，青年救国团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它已由一个政治团体逐步转变为一个社会团体，更加强调教育性、服务性和公益性。原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断弱化，有人主张将原来组织名称中的“反共”字样取消，受到很多人的赞同。救国团参加了台湾许多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大陆政策开放后，该团在台湾举办了“大陆经贸投资班”，还多次组队到大陆举行学术研讨、座谈等活动。
值得指出的是，青年救国团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积极参加了“保钓”运动和反台独活动，并提出“台独是当前大敌，故救国团必须反台独，必须让青年不要搞台独”。时至今日，青年救国团仍是台湾地区规模最大、最为活跃的青年团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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