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初的清晨，北戴河的潮声刚刚盖住夜色，陈毅拄着手杖走下石阶，嘴里嘀咕：“海风够咸，可别把我这身辐射味儿吹跑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看海，而是去见老战友朱德。
说一句“老战友”，其实掺了很多复杂。回想两年前，1969年10月，为了备战防空，北京成了敏感地带，中央把几位开国元勋外放。原本陈毅被指定去开封，徐向前看他脸色蜡黄，硬是同他换到石家庄，“离京近，出事好回”。一句话，足见真情。
石家庄的冬天干冷，陈毅的胃肠开始失灵，腹痛像闹钟一般准时。1970年7月，张茜再也坐不住，劝他回京。九届二中全会一结束，两人立刻进城，却发现医院的门并不好敲。林彪系统留了话：先把“二月逆流”的人晾着。于是，堂堂元帅，硬是在家熬了七天才拿到住院条。
住进医院不等于安心。体检、灌肠、再体检——结论都是“小毛病”。12月出院后疼痛加剧，陈毅干脆自嘲：“医生说我没病，那可能就是我心理有鬼喽。”张茜暗暗着急，悄悄联系301和中南海门诊，依旧查不出结果。
1971年1月13日，会诊组一致意见：盲肠炎，要开刀。周恩来当夜拍板手术。刀口拉开，医生愣住——是结肠癌，且已扩散。五个小时的抢救后，电话直通中南海。周恩来沉声训斥秘书：“盲肠炎还能变癌？告诉院方，能调谁就调谁。”
两个月静养收效有限，但陈毅脾气倔，4月底便嚷着要“到大学讲国际形势去”。五一那天，他竟气势汹汹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握住他的手：“陈老总，身体怎么样？”陈毅立正敬礼，大嗓门回：“主席，我好了，彻底好了！”
其实并未好转。七月伊始，癌细胞转移，必须做放射治疗。陈毅向周恩来请示去北戴河疗养。总理笑道：“海水澡别洗，见到朱老总替我问好。”陈毅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准备拿它来逗人。
来到北戴河，他先喘了口局促的海风，随后直奔朱德住处。门一推开，他故作郑重：“朱老总，我奉周总理之命，专程来检查看看你！”朱德哈哈大笑：“你这小陈，自己骨头都快散架了，还来‘检查’我？”一旁康克清打趣：“好好说话，别让老朱又弄糊涂了。”气氛顿时轻松。
两位老人聊得杂，打日本、渡长江、进京赶考，一桩桩全掰开。说到“二月逆流”，陈毅眯眼假装发问：“老总，你怎么看？”朱德本想开口，被康克清抢白：“别理他，他就是拿话刺你。”陈毅抚着肚子笑得直喘气，海风把笑声吹得四散。
北戴河疗养持续了近两个月，放射线把陈毅整得面色灰白，但他精神倒有些亢奋。九月中旬，林彪外逃坠机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急召北京开座谈。陈毅带着三万多字稿子进会场，讲到激昂处，嗓音嘶哑、面色通红。末了，他抬手擦鼻，一片鲜血染红稿纸。
当天夜里，他被送回日坛医院，之后再未站起。年底时，皮肤浮肿，大包遍体，连粥都难以下咽。1972年1月上旬，毛泽东得知情况，低声告诉周恩来和叶剑英：“’二月逆流’是假问题，别再提。”叶剑英带着主席手书意见赶到病房，念给昏迷中的陈毅听。医生说，陈毅眼角似乎动了一下。
北戴河那场玩笑，成了陈毅最后一次大声畅笑。海风、石阶、朱老总的笑声，和周总理那句叮嘱，一并停留在1971年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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