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美国《军事时报》1日报道称，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军海外军事行动显著增加。根据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提供的数据，自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至今，美军至少发动了626次空袭，超过前总统拜登四年任期内555次空袭的总和。这一数字迅速在美国国内外引发关注，也让特朗普自诩的“和平总统”形象受到质疑。
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美军打击行动几乎遍布多个地区，涉及反恐、地区冲突、所谓禁毒行动以及直接针对主权国家的军事行动。美媒认为，这种高频率的军事使用，正在重塑美国对外用武的节奏和边界。
特朗普曾多次强调自己不是“发动战争的总统”，并将军事行动定义为“以实力求和平”。但从公开数据看，这一说法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正在被不断放大。626次空袭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意味着几乎每天都有美军在海外执行打击任务。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美军首先在索马里展开空袭行动，目标是当地极端组织。五角大楼称此举旨在削弱“伊斯兰国”策划恐怖袭击的能力。随后，美国主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发动空袭，击毙极端组织高层人物。紧接着，空袭范围迅速扩大到也门、叙利亚、尼日利亚等地。
这些行动大多以反恐或维护地区安全为名，但并未形成清晰的整体战略。目标不断变化，打击理由各不相同，却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趋势：使用军事力量的门槛正在降低。
3月中旬，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空袭。五角大楼称打击对象包括指挥系统、防空设施和武器储存点。在阿曼斡旋下，美方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但空袭已经完成了其展示力量的政治目的。这类行动往往来得快、停得也快，却持续积累地区紧张局势。
真正引发国际震动的，是6月下旬的伊朗行动。美军出动B-2隐形轰炸机，对伊朗深埋地下的核设施投掷钻地炸弹。特朗普随后宣称伊朗的铀浓缩能力被“彻底摧毁”，而五角大楼的评估却相对谨慎，只承认伊朗核计划可能被推迟约两年。这种表态差异，反映出军事行动与政治叙事之间的张力。
进入下半年，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持续展开致命打击行动，官方理由是打击跨国贩毒集团，并阻止委内瑞拉毒品流入美国。但这些行动已经明显超出传统执法范畴，逐渐演变为高强度军事介入。
12月，美军空袭叙利亚以报复美军人员死亡，同时打击尼日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目标。2026年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空袭，并配合特种部队行动，直接控制并移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这一行动，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外用武方式的进一步升级。
与此前的“定点清除”不同，委内瑞拉行动带有明显的政权更迭色彩。特朗普随后公开表示，美国将“管理”委内瑞拉，直到完成所谓安全过渡。这一表态引发多国谴责，也在美国国内激起激烈争论。
从626次空袭的数据来看，美军行动已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常态化操作。特朗普政府并未为这些行动逐一寻求国会授权，而是依靠行政权力快速决策、迅速执行。这种模式在短期内降低了政治阻力，却不断侵蚀美国国内关于战争权力的制度边界。
对特朗普而言，高频军事行动具有明显的政治便利性。空袭不需要长期驻军，不涉及大规模地面作战，也不会迅速转化为国内伤亡压力。在舆论层面，它们更容易被包装成果断、强硬和高效的领导力展示。
但对国际社会而言，这种做法正在制造持续的不确定性。空袭并不能解决深层矛盾，却容易激化冲突、制造报复循环。尤其是在伊朗、委内瑞拉等高度敏感地区，美军的任何一次行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频用武并未遭遇足够强烈的制度约束。只要行动被定义为“有限打击”或“防御性措施”，就可以在没有正式战争宣告的情况下反复实施。这让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
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加速了这一趋势。他倾向于用直接行动替代长期谈判，用军事威慑取代复杂外交。这种方式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从长期看，正在让军事力量成为首选工具，而非最后手段。
626次空袭所暴露的问题，不仅关乎特朗普个人，也关乎美国对外政策的整体走向。当如此高密度的军事行动可以在一年内完成，却仍被描述为“避免战争”，这种叙事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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