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隐蔽战线春秋》《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历史资料选编》《我的父亲邓小平》

1951年初,南京城的冬天格外寒冷。秦淮河畔的街头,一个摆烟摊的老人裹着破旧的棉袄,在寒风中缩着脖子。

他头发花白,面容憔悴,双手因常年劳作而布满老茧。摊位上摆放着几包廉价香烟和一些零散的火柴,这就是他全部的生计。

这个老人名叫鲍君甫,今年五十八岁。没有人知道,二十多年前,这个如今穷困潦倒的老人,曾经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人物。

他曾经开着别克轿车穿梭于租界和华界之间,出入高级会所,与各方势力的头面人物谈笑风生。那些日子,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

这天午后,几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走到摊位前。领头的人拿出证件,神情严肃地看着鲍君甫。鲍君甫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白炽灯发出刺眼的光。

办案人员翻开厚厚的档案,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鲍君甫的履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法租界巡捕房顾问兼探长、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汪伪教育部编纂处翻译室副主任......

每一个职务,都足以让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更何况,那个调查科,正是后来中统局的前身,是国民党用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

面对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鲍君甫没有辩解,也没有惊慌。他只是平静地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他说陈赓认识他,说周总理知道他。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南京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个案子层层上报。一封加急电报发往北京,发往陈赓所在的地方。

与此同时,鲍君甫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等待着命运的审判。他知道,自己的生死,就系于那封电报能否送到当年的老战友手中。

在寒冷的牢房里,鲍君甫闭上眼睛,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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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乱世中的抉择

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殷实之家。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古老的帝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摇摇欲坠,无数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鲍君甫的家庭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他的父亲是个开明的商人,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在鲍君甫十几岁时就将他送往日本求学。这在当时的广东,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909年,十六岁的鲍君甫来到东京。在那个年代,日本是许多中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强国,这让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既羡慕又警惕。鲍君甫在东京先读了几年预科,后来考入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培养了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在这里,鲍君甫不只学习了现代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

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知识界已有相当影响力,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大学校园里流传。鲍君甫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他的思想视野逐渐开阔。

留学期间,鲍君甫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他不只能读能写,而且能够用日语进行复杂的交流和谈判。这项技能,在他回国后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成为他后来能够在上海滩立足的重要资本。

1919年,二十六岁的鲍君甫学成归国。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份。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鲍君甫一回到上海,就积极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他在街头演讲,撰写文章,抨击卖国政府,呼吁民众觉醒。

凭借在日本积累的学识和人脉,鲍君甫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他先是在日本三井商行工作,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处理中日商务往来。

后来,他又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写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文章。这些工作不只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更让他逐渐在上海的社交圈里有了名气。

人们都知道,上海滩有一个"日本通",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了如指掌。

租界里的外国人遇到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常常会来找鲍君甫咨询或者帮忙。这种特殊的地位,让鲍君甫的人脉越来越广,既认识租界的洋人,也认识上海滩的各色人物。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代表大会,宣布改组,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正在合作,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鲍君甫也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国民党,他希望能够通过参与革命,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理想。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是由上海工人阶级发起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

鲍君甫再次积极投身其中,他为工人们奔走呼号,利用自己与租界方面的关系,尽可能为工人争取权益。

正是在五卅运动期间,鲍君甫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他认识了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顾顺章,认识了中共党员陈养山、李立三等人。这些交往,让鲍君甫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

他发现,这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有很大不同。他们更加关注底层民众,更加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也更有理想和信念。

在五卅运动中,鲍君甫还结识了一个对他后来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杨剑虹。杨剑虹是青帮中人,也是鲍君甫的广东老乡。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友。鲍君甫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看似豪爽的朋友,将来会把他引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27年4月,时局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一夜之间,上海滩血流成河。

鲍君甫目睹了这场血腥的镇压,内心充满震惊和愤怒。他无法理解,曾经高喊"联俄联共"的国民党,为何会突然掉转枪口,屠杀自己的革命同志。

在那段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鲍君甫曾公开对蒋介石的做法表示不满。

他在朋友聚会时说了一些批评的话,认为蒋介石的做法是"独裁",是"背叛革命"。这些话传到了国民党当局耳中,鲍君甫很快被抓了起来。

在看守所里关了一段时间后,经过蔡元培等人的营救,鲍君甫才得以出狱。这段经历让他对国民党的本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开始怀疑,国民党是否真的能够拯救中国。

就在这个时候,杨剑虹找到了鲍君甫。杨剑虹告诉他,陈立夫正在筹建一个新的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需要一些得力的人手。

杨剑虹已经答应帮陈立夫物色人选,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鲍君甫。

杨剑虹说,这个调查科表面上是搜集情报、调查党务,实际上就是要对付共产党。不过,杨剑虹也暗示,在这样的机构里工作,可以掌握很多情报,如果运用得当,也未必只能做坏事。

鲍君甫犹豫了很久。他知道加入这样的组织意味着什么,但他也明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做出选择。

而且,他心里隐隐有一个想法:如果自己在这个组织里,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帮助那些被追捕的共产党员?

就在鲍君甫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个人就是中共党员陈养山。

1927年末,上海的形势极其严峻。大批共产党员被追捕,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陈养山因为暴露了身份,不得不四处躲藏。他想到了自己在五卅运动时结识的朋友鲍君甫。

陈养山知道鲍君甫是个正直的人,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思想倾向进步,对共产党并不敌视。于是,他冒险找到鲍君甫,请求暂时在他家中藏身。鲍君甫二话没说,就让陈养山住了进来。

在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陈养山向鲍君甫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想。

他告诉鲍君甫,共产党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要让劳苦大众真正当家做主。这些话深深打动了鲍君甫。

有一天,鲍君甫向陈养山吐露了自己的苦恼。他说,杨剑虹邀请他加入调查科,但他不想做伤害共产党的事。他问陈养山,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能在国民党那边立足,又不与共产党为敌?

陈养山眼睛一亮。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能把鲍君甫发展成我方的情报人员,让他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那将对革命事业产生巨大帮助。

陈养山对鲍君甫说,其实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可以表面上在调查科工作,暗地里却为共产党提供情报。这样,他不只不会伤害革命同志,反而能够保护他们。共产党不会忘记他的功劳。

这个建议让鲍君甫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他明白,这条路一旦走上,就意味着他要过双重生活,要时刻提心吊胆,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但他也明白,这可能是他能为国家、为民族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经过几天的思考,鲍君甫做出了决定。他同意了陈养山的建议。

陈养山立即将鲍君甫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中央特科。特科是周恩来亲手创建的情报保卫机构,专门负责保卫中央安全、搜集敌方情报、惩办叛徒等工作。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鲍君甫如果能打入调查科,将成为我方获取敌方情报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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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滩的双面人生

1928年5月的一个午后,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鲍君甫见到了陈赓。

陈赓比鲍君甫年轻几岁,但已经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官,是周恩来最信任的助手之一。

这次见面,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要由陈赓亲自与鲍君甫谈,确定合作方式。

两人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是繁华的街景,咖啡馆里飘着咖啡的香气,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两人都明白,他们谈的事情,足以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陈赓详细说明了合作的方式。鲍君甫要继续在调查科工作,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特别是关于抓捕共产党员的计划。

同时,为了掩护鲍君甫,让他在国民党那边站稳脚跟,特科会定期提供一些不重要的、过期的情报给他,让他向国民党方面交差。这样,鲍君甫就能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起"可靠"的形象。

鲍君甫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第一,他需要每月四百元的活动经费。这笔钱不是给他个人用的,而是要用来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关系网络。

在那个年代,官场上的应酬往来都需要花钱,请客吃饭、送礼拉关系,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

第二,他需要一辆汽车。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这个职位,需要经常出入各个机构,没有汽车会显得不够体面,也不方便工作。

第三,他需要有人协助。一个人势单力薄,而且容易出纰漏,需要有可靠的帮手。

陈赓认真记下了这些要求,表示会向组织汇报。几天后,陈赓再次与鲍君甫见面,告诉他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批准。

特科当时的经费非常紧张,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但为了鲍君甫的工作,组织还是想方设法筹集了资金。

不只每月按时给他四百元活动经费,还给他配备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一辆别克轿车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

为了帮助鲍君甫开展工作,特科派遣连德生担任他的保镖。

连德生是个身手了得的人,曾经在苏联接受过专业的特工培训。有他在身边,既可以保护鲍君甫的安全,又可以协助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特科还派了一个名叫张红惠的女同志担任鲍君甫的秘书。张红惠化名安娥,是个聪明能干的地下党员。

她表面上是鲍君甫的秘书,实际上也是特科与鲍君甫联络的重要渠道。多年以后,安娥成为了著名戏剧家田汉的夫人,但在那个年代,她是一名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为了让鲍君甫在国民党方面站稳脚跟,特科精心策划了几次"破案"行动。他们故意透露一些已经停用的地下党据点地址,让鲍君甫带人去"查抄"。

这些据点早就搬空了,里面只留下一些不重要的传单和过期文件。但对国民党来说,这也算是"战果"。

特科还安排了几个"进步青年"让鲍君甫"抓获"。这些人故意在街头散发传单,被鲍君甫"当场抓获"。审讯几天后,鲍君甫就以"教育为主"的名义把他们放了。

这种抓了放、放了抓的做法,既显示了鲍君甫的"工作能力",又体现了他的"仁慈",很快在国民党内部赢得了好评。

这些精心策划的行动很快见效。陈立夫对鲍君甫的"工作成绩"非常满意,认为他是个得力干将。

1928年8月,蒋介石亲自签署手令,正式任命鲍君甫(化名杨登瀛)为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手令上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这份任命让鲍君甫在国民党系统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他成了调查科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手下有一批特务人员,可以调动各种资源。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接触到大量关于国民党行动计划的情报。

为了方便工作和联络,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表面上是鲍君甫的工作场所,实际上也是特科的一个秘密据点。许多情报就是在这里传递的。

鲍君甫凭借广泛的社会关系,很快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要员建立了联系。

他还利用自己"日本通"的身份,与租界巡捕房的洋人头目们打得火热。特别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总监兰普逊,与鲍君甫成了好朋友。两人经常一起打网球、喝咖啡,关系非常密切。

这些关系网络的建立,为鲍君甫的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只要国民党特务机关或租界巡捕房有什么针对共产党的行动计划,鲍君甫总能第一时间知道。他立即通过安娥或者其他渠道,把情报传递给特科。

1929年7月,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杨剑虹因为青帮内部的利益冲突,被人杀害,在家中自杀身亡。

杨剑虹的死,让调查科在上海的工作出现了真空。徐恩曾接任调查科科长后,立即任命鲍君甫为驻上海特派员,全权负责上海的情报工作。

至此,鲍君甫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他表面上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实际上却在为中共搜集情报、保护同志。这种双重身份,让他的工作充满了惊险和挑战。

那段时间,鲍君甫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白天,他开着别克轿车,穿着讲究的西装,出入高级会所,与国民党要员觥筹交错;晚上,他则要秘密与特科人员见面,传递情报,商讨如何营救被捕同志。

这种双重生活需要极高的演技和心理素质。稍有不慎,就会露出破绽。

鲍君甫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绝不能在国民党同僚面前流露出对共产党的同情。他甚至要装出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样子,要在抓捕行动中表现出"积极"和"坚决"。

这种表演让鲍君甫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有时候,他不得不带队去"查抄"地下党据点,虽然这些行动都是事先通知过的,据点里的人早就撤离了,但每次行动都让他心惊胆战。他怕万一有哪个环节出问题,导致真的有同志被抓。

还有更煎熬的时候。当国民党同僚在他面前大肆咒骂共产党,或者吹嘘自己抓了多少"赤匪"时,鲍君甫必须装出赞同的样子,甚至要跟着附和几句。

每当这个时候,他都感到内心的煎熬。但他知道,他必须忍耐,必须伪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获取情报,才能更好地保护革命同志。

在鲍君甫担任上海特派员的三年时间里,他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

他营救过关向应、任弼时等重要同志,协助特科铲除了白鑫、戴冰石等叛徒,还帮助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核心部门。

1931年4月,一个晴朗的春日,鲍君甫接到南京方面的紧急电报。电报措辞异常严厉,要求他立即到南京述职。鲍君甫心里隐隐有不祥的预感。

就在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

这个消息通过钱壮飞及时传到了上海,周恩来连夜组织中央机关转移,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但鲍君甫知道,顾顺章掌握着大量机密,包括他自己的真实身份。

陈赓找到鲍君甫,神情凝重地说,顾顺章叛变了,组织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陈赓建议鲍君甫立即撤离上海,转移到苏区去。在苏区,他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但鲍君甫拒绝了。他在上海经营了这么多年,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过着优渥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人脉关系有信心,认为即使顾顺章出卖他,他也能凭借与陈立夫、徐恩曾、张道藩等人的私交周旋过去。

陈赓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能叮嘱他千万小心,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审讯,都绝对不能承认。

鲍君甫带着忐忑的心情赶到南京。一到调查科总部,他就被带到了审讯室。顾顺章就坐在那里,看到鲍君甫进来,冷笑一声。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彻底改变鲍君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