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刚进站，车厢门还没完全关上，一群人就冲了上来。
有人喊了一声：“这节没锁！”紧接着几十条身影蜂拥而入。
可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不是手无寸铁的旅客，而是一阵密集的子弹。
这事儿发生在1953年3月23日，广东乐昌县城的火车站。
那天中午，天气闷热，站台上的人有点躁。
谁都没留意到，车站周围悄悄聚起了不少陌生人。
等到200多个土匪端着枪冲进站台时，很多人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可奇怪的是，这些人没有立刻抢劫，也没乱开枪。
他们分成几拨，一部分控制住车站，一部分直奔刚进站的那列火车。
他们不是来抢钱的。
这次行动，是有备而来。
车厢门被拉开又关上，列车员第一时间察觉不对劲。
可最后一节车厢，门没关严。
这节车厢里坐的，是刚从广州参加英模表彰大会回来的68位战斗英雄。
不是普通兵，是真正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
那会儿，枪声一响，他们几乎是下意识地反击。
一个土匪刚冲进车厢，枪还没抬起来就倒下了。
几分钟内，整个站台变了天。
土匪原本以为自己人多，能一鼓作气拿下整列火车，结果被打得措手不及。
他们没想到对方火力这么猛，更没想到，车厢里坐着的是全国有名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
一位参与战斗的士兵后来回忆：“我们刚坐下还在说笑，枪声一响，大家头也不回地抄起武器，像回到战场一样。”
土匪一看情况不对，开始有人撤，有人举手投降。
战斗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
等战斗英雄们全副武装地走出车厢，站台上的乘客才敢从角落里站起来，掌声一下子爆出来。
有人哭了，有人喊：“是英雄回来了！”
可这只是一个开始。
抓住的俘虏很快交代了：这次袭击不是一时起意，而是一个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的头目叫朱炳寰，部下分三路，一路攻击乐昌县城，一路攻打廊田区公所，一路就是这支，目标是车站——控制交通线，抓重要人质，断我军退路。
这些人不是简单的土匪。
他们的背景，得追溯到几年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乐昌的地方势力一度盘根错节。
原县长薛纯武，是薛岳的弟弟。
那时候，薛家在地方有自己的武装，雇了不少保镖，号称“乐昌薛家军”。
新中国成立后，薛纯武被俘。
他主动请缨去海南劝降薛岳，军方也想借机瓦解残部，就同意了。
结果他一去不回，直接投奔旧部，成了反动势力的联络人。
他走后，他的旧部开始蠢蠢欲动——他们不愿意丢掉原来的地盘，更不愿意放弃之前的横行日子。
三年间，这股人马从零星骚乱，逐渐发展成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谢仲山、林显、何康民，这些名字，那时在粤湘边界并不陌生。
他们熟悉地形，利用老百姓对新政权的不熟悉，散布谣言，招兵买马。
更重要的是，他们控制了粤盐入湘的要道，设卡盘剥，短短两年捞了不少钱。
武器也有了，胆子也大了。
这次行动，原本是他们酝酿已久的“大动作”。
可他们没算到，会在车站碰上这68个人。
与此同时，乐昌县城也陷入了另一场苦战。
那时城里主力部队刚好调走，只剩下些地方干部、学生、医生，还有十几名伤员。
县长陈培兴知道对方人数远超己方，但没办法，只能靠所有能动的人守城。
“把枪发下去。”这是他下的命令。
医生拿起了步枪，学生背上了刺刀，就连躺在病床上的轻伤员，也被人架着送到阵地上。
电话线被切断，援军联系不上。
县委驻地、学校、医院成了最后的防线。
土匪攻势一波接一波。
城里人守得几乎快撑不住了。
陈培兴已经准备好，实在不行就拼刺刀。
就在这时，南边传来冲锋号声。
有人喊：“援军来了！”
那是从火车站赶来的战斗英雄。
他们分成5个小队，快速穿插进城。
土匪一听有援军，还不知道具体情况，顿时慌了。
兵败如山倒，开始四处逃窜。
我军乘胜追击，一口气打到敌后，捣毁了几个老巢，缴获了不少武器。
整个清剿过程持续了几天。
从火车站到山区，从城区到边境，陆续清缴了3600多名匪众。
伤亡也不小。
几名通讯员在求援途中牺牲。
还有三名战斗英雄，在冲锋中中弹倒下。
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邮电系统早就被渗透。
乐昌邮电所所长黄圣、石溪邮电所的张德英，就是内线。
他们提供情报、切断通讯，被俘后很快被枪决。
那场战斗之后，乐昌火车站的站牌换了。
有人说，是因为原来的站牌上有弹孔，修也修不好。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在那节车厢附近乱坐。
参考资料：
中共乐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乐昌革命斗争史资料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公安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口述实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黄玉琼，《剿匪纪实：广东1950年代的剿匪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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