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亡国时账面还有十万大军?

公元263年的那个冬天真够冷的。

邓艾带着兵马像鬼魅一样出现在成都平原,后主刘禅直接开了城门。

后世骂了他一千多年“扶不起”,可谁要是翻翻蜀汉那会儿的兵役账本,得吓出一身冷汗:就在投降签字画押的那一刻,蜀汉名义上竟然还有十万大军!

十多万人啊,怎么说没就没了?

这根本不是刘禅软弱,也不是诸葛亮北伐把钱花光了。

说白了,这是一场长达四十年的“零存整取”。

咱们别光盯着皇上和丞相看,拿着放大镜去查查蜀汉兵团的每一次致命减员,你会发现这个曾经拥有15万精锐的集团,其实是被四个“自己人”一点点拆光的。

把时间条拉回到刘备称帝前后的巅峰期,那会儿的刘备简直“富得流油”。

很多人觉的蜀汉弱,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那时候手里攥着五张王牌:关羽在荆州有3到4万水陆精锐;上庸那边有1到2万人的侧翼;汉中前线趴着2万铁骑;南中后方有1万守备军;成都老窝里的御林军更是多达4到5万。

这15万精锐,是刘备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半辈子攒下的全副身家。

谁能想到,这一手好牌,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居然是国舅爷糜芳推的。

这第一个罪人,真不是外人。

当时关羽在前线跟曹仁死磕,威震华夏,牛得不行。

身后守南郡老窝的正是刘备的小舅子糜芳。

按理说,就算前线输了,只要南郡还在,关羽那3万多老兵油子就有家可回,就有翻盘的本钱。

可糜芳干了啥?

面对吕蒙白衣渡江,这哥们甚至都没犹豫,直接就跪了。

这一跪不要紧,不仅仅是丢地盘,简直是把前线将士的心给掏空了。

你想啊,前线正拼命呢,突然听说老家没了,老婆孩子全成了东吴的人质,这还打个屁?

这种心理防线的崩塌比原子弹还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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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羽败走麦城时,身边就剩几十个骑兵。

那3万多巅峰期的荆州兵,根本不是战死的,是被糜芳一个投降决定给“原地蒸发”的。

这就是古代版的“杀人诛心”,前线拼命的战士听说老家被端了,这仗还怎么打?

这是蜀汉被砍掉的第一条胳膊,最疼,也最要命。

紧接着,第二个大窟窿出现在上庸,操刀的是孟达。

这人就是个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上庸兵团本来是蜀汉的一支奇兵,孟达的直属加上刘封带来的,凑一凑也有万把人。

这支部队要是用好了,顺江能救荆州,北上能恶心曹魏。

可关羽一败,法正一死,没人压得住场子,孟达的小算盘就开始响了。

他不仅见死不救,为了给自己找退路,还自导自演了一出大戏。

故意挑拨跟刘封的关系,逼反自己,然后带着几千精锐直属部队投奔曹魏,转过头来还帮着魏国打刘封。

这一来一回,蜀汉的上庸兵团算是全军覆没。

如果说糜芳是蠢,那孟达就是坏,坏到了骨子里。

这一下,蜀汉彻底被锁死在四川盆地里,想出去都没门了。

如果说前两个是“截肢”,那第三个罪人黄皓,就是给蜀汉种下了癌细胞。

到了后期,虽然地盘小了,但经过诸葛亮他们几十年的休养,国力其实回血了不少。

姜维手里的牌虽然不如先主那时候硬,但也绝对能打。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宦官黄皓出来作妖了。

史书上说他“阴欲废姜维”,背后全是那种让人窒息的权力绞杀。

因为黄皓天天折腾,身为三军统帅的姜维竟然不敢回成都,被迫带着主力去沓中屯田避祸。

这就搞出了一个极其荒唐的军事布局:大将军带着主力被隔离在外面,朝廷里全是瞎子聋子。

当钟会、邓艾大军压境的时候,蜀汉的防御系统像瘫痪了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

拥有最高指挥权的大将军只能去种地,这操作简直是把国家当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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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皓这一搞,剩下的国防力量全成了一盘散沙,连集结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当邓艾偷渡阴平到了城下的时候,蜀汉其实还有最后一次翻盘机会,就是最后的中央兵团。

这时候,第四个让人叹气的罪人诸葛瞻登场了。

他是诸葛亮的亲儿子,背负的期望太重了。

当时他手里握着成都最后的几万御林军。

面对远道而来、累得半死的邓艾,最正确的打法是啥?

是死守!

只要守住绵竹这些险要关口,等着外援,邓艾就是瓮中之鳖。

可诸葛瞻偏偏选了最热血也最愚蠢的方式——出城野战。

或许是急着证明自己不给老爹丢脸,或许是太轻敌了,他放弃了地利,带着最后的家底冲了出去。

结果绵竹一战,诸葛瞻战死,蜀汉最后的火种彻底灭了。

他继承了父亲的忠烈,却唯独没继承父亲那神鬼莫测的才略。

这时候的成都,是真成了一座空城。

刘禅看着空荡荡的武库,除了投降,他还能干啥?

这15万大军,真不是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里拼光的,而是在一次次人性的卑劣、权力的内斗和指挥失误中,像漏水的沙袋一样流光的。

被糜芳卖了底裤,被孟达断了退路,被黄皓烂了内脏,最后被诸葛瞻折了脊梁。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搞垮一个帝国的,往往不是外面那些凶神恶煞的敌人,全是这些不起眼的“自己人”。

邓艾进城那天,看着满库的兵器和空荡荡的军营,只淡淡说了句:“此乃天意。”

那一刻,大汉最后的余晖,彻底灭了。

参考资料:

陈寿,《三国志·蜀书》,中华书局,1982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魏纪》,中华书局,1956年。

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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